为“重写文学史”提供历史的支撑——陈子善教授访谈录
上海人有责任研究鲁迅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陈老师,最近几年有幸和您多次聚谈,或在上海,或在北京,但正儿八经地给您作访谈,还是第一次。
关于早年经历,在回答张德强和王贺的访谈时,您已经说过不少(参见张德强《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您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无独有偶,钱理群老师大学读的也是新闻专业。您当时为何会有这样的向往?后来没有做成记者,而是研究了现代文学,您有没有遗憾?
陈子善(以下简称“陈”):谢谢你的采访,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
我年轻时想当记者的想法,恐怕与家父常向我提起的他的同学兼好友、新闻学教授蒋荫恩先生不无关系。1966年11月,还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我首次来到北京,拜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蒋伯伯,曾当面向他表示过高中毕业后想报考新闻系,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想到两年后,蒋伯伯不幸离世。又过一年,我到江西插队,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但现在回忆,当年还是当过“记者”的。1976年10月,我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后,当了许多次“记者”,虽然所记的不是“新闻”。1977年至1978年,为注释鲁迅书信的需要,曾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西安、温州等地采访过许多文坛前辈。其中,采访巴金的访谈录刊于《新文学史料》创刊号,采访郑伯奇的访谈录收入进《郑伯奇文集》,采访胡风的访谈录收入进《胡风全集》。这些采访都经过被采访者本人审定。
李: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被您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奠定了您此后治学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广泛接触文坛前辈,二是以史料工作为中心,三是文风精准简洁。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您如何看待那段“南征北战”的时光?
陈: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我主要负责“书信卷”的下半部分。鲁迅晚年的书信保存较好,数量很多。按照当时规定的分工,上海师范大学承担1934年至1936年以及致外国友人书信部分。我们和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的王景山先生有密切的合作,他负责1933年之前的部分。这段经历确实是我的学术起点。此前我对于现代文学这一行比较陌生,在参加注释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前辈学者,受到许多做学问的启发。
你的三点概括是准确的。这是注释工作的要求,也是我的自觉追求。理论阐释很重要,但有时也很主观。我更希望用“事实”说话,也就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史料研究上。我本来就有这样的认识,参加注释工作更强化了这一方面的兴趣,逐渐形成了你所概括的特点。
《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培养了许多学者,这段历史值得认真梳理。我特别想提到包子衍先生,他主要负责鲁迅日记的注释,后来还编过《雪峰年谱》。注释工作结束以后,他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和他接触很多,他很勤奋,搜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常和我说:“小陈,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兴趣?你可以继续做!”他还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访谈当时健在的现代文学研究先辈。但因为去世太早,这些都没来得及做,很可惜。
李:您最早的一批学术成果是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副产品”。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您还和王锡荣老师合编了《〈申报·自由谈〉杂文选(1932—1935)》(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直到近年,您还有《〈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这样的重磅文章问世。可以说,鲁迅研究贯穿了您的学术生涯。您平时是会特别留意关于鲁迅的史料吗?
陈:会的。和鲁迅有关的史料我都会看,前两天刚完成的一篇短文《鲁迅与〈西厢记连环图画〉》也是关于鲁迅的。我自己写的文章主要是关于鲁迅的史料发现,但对于鲁迅的分析阐释也是我感兴趣的。近年出现的一些新的观点,比如“政治鲁迅”,我都持续关注。过去我编《现代中文学刊》时,也常发表鲁迅研究的文章,包括不断推出的纪念鲁迅的专辑。
鲁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研究现代文学,绕不过鲁迅。另外,我个人也喜欢鲁迅。在我眼中,鲁迅不是一个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我尤其关注他和周边的人——前辈、同辈、后辈——的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进程所起的作用。当然,鲁迅晚年生活在上海,这更让我感到一份责任。全国和海外都在研究鲁迅,研究张爱玲,作为上海人,自己不研究他们说不过去。
在史料发掘中接近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李:从鲁迅研究起家之后,您的第二个重点关注对象是郁达夫。1982年,您和王自立先生合作的《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由您编著的正式出版物吧?
陈:当时的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花城出版社计划出版两套大书——《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来找我和王自立先生帮忙编《郁达夫文集》。在具体编辑的过程中,我发现郁达夫与鲁迅的交集非常多,所以就和出版社商量,有没有可能先出一个体现他们二人关系的小册子?这就是《郁达夫忆鲁迅》的由来。因为体量小,所以很快就出版了。
我和王自立老师从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时就在一起合作了。不只是《郁达夫忆鲁迅》,《郁达夫研究资料》和《郁达夫文集》也都是我们合作的成果。我们的兴趣比较接近,都关注鲁迅,关注郁达夫,所以合作得很默契。但有点遗憾的是,后来我们的合作没有继续。因为上海师范大学分校,我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但王自立老师回到上海教育学院了。两个学校的体制不太一样,王自立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同时兼做电大课程讲授,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就越来越不同了。
我想引申出来谈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合作署名”现象。在我的印象中,我和王自立先生是“合作署名”比较早的,也是比较多的,更早有范伯群先生和曾华鹏先生的“合作署名”。不过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我和王自立先生主要做的是史料辨析工作,范伯群、曾华鹏二位先生是写作家论。我和王自立先生发表合作文章,有时我署名在前,有时他署名在前,我们遵循的原则是谁起草谁在前,修订者的名字放在后面。虽然王自立先生比我年长,但他待我很好,我们的合作也是平等的。像《郁达夫忆鲁迅》中的年表部分,就是我做的,后来我也收在自己的文集中。
现在“合作署名”的现象还有不少,但似乎更多出于发表需要。这和我们当年的情况不同。当年的“合作署名”反映了一种工作模式,而这种模式在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特定阶段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值得关注。
李:给“第三代”的老师们作这一系列访谈时,我注意到好几位都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用力于郁达夫。除了您,温儒敏老师、许子东老师都是如此,赵园老师也在这一时期写过关于郁达夫的文章。为什么大家当时会不约而同关注郁达夫?有什么具体背景?
陈:我们确实是不约而同关注郁达夫的。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许子东。温儒敏当时为了编《郁达夫年谱》还和我联系交流过,但这部年谱后来没有出版,挺遗憾的。
我个人认为,郁达夫之所以受到关注,其一是因为他和鲁迅关系密切,其二是他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影响巨大。鲁迅研究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与鲁迅相关的话题自然引起大家的兴趣。1949年以后尽管也有丁易编的和冯雪峰编的《郁达夫选集》先后问世,可总体来说郁达夫被“贬”得比较低。这和郁达夫的实际影响是严重不符的。在“五四”一代作家中,郁达夫的书一度卖得比鲁迅好,很受年轻人欢迎。文学史研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这里的一个关键背景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此前我们的文学史过于单一,这一时期被重新提出讨论的作家不仅有郁达夫,还有巴金、老舍和沈从文,后来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也加入进来。这样,我们才逐渐接近了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提出了“重写文学史”。尽管近年关于文学史的“重写”与“另写”问题,您多次发表意见。但在当年,您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这一潮流。当时您对于这一主张的观感是怎样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陈:“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提出来的。我在当时的确没有理论性的发言。但最近参加陈思和兄的新书研讨会,我忽然意识到一点:陈思和他们是从理论上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而我实际上是以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配合他们,呼应他们,提供历史的支撑,虽然做得未必理想。因为“重写文学史”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落实为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阐释和评论。而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发掘,包括上述对于郁达夫的发掘,当然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部分。
关于上海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我想特别提两位先生——许道明先生和陈青生先生,他们都是专门研究海派文学的。许道明先生的《海派文学论》和陈青生先生研究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学史的著作,都是海派文学研究的力作。其实很多研究海派文学的大家不是上海学者,比如李欧梵先生、吴福辉先生。老吴(吴福辉)对于海派文学研究的贡献尤其大,他虽然是从上海走出去的,但后来不在上海。所以我特别珍视像许道明先生、陈青生先生这样研究海派文学的上海学者。
最近我和陈思和兄正在主编《海派文学大系》,我们从《海上花列传》一路编到1949年,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海派文学的成就。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重写文学史”?
李:不久之前,您出版了一册雅致的《长相忆集: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书中回忆了您与许杰、钱谷融等先生的交往。华东师范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重镇,和他们几位的坐镇主持有很大关系。您怎样理解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
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核心是注重文本解读。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就作出了榜样。许杰先生很早就写过关于《野草》和鲁迅小说的分析,徐中玉先生原本也有一个现代作家论的写作计划,但后来他被安排去作古代文论研究,就搁置了。
在这个脉络下,后来真正代表了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特色的是许子东和王晓明,他们都以文本解读见长。我的研究偏于史料文献,不是这个传统中的主流,但我在《长相忆集》中也写了,钱谷融先生认为我的工作有意义,一直支持我做。
许子东在接受你的访谈时提到的上海的三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准确的。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上面举的例子主要是“第一代”和“第三代”学者,但全面来看,“第二代”其实也在这一传统中。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二代”学者,做的也是文本解读的工作,尽管他们的文学史见解并不一样,或很不一致。
我们需要更加多样的文学史实验
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周作人、张爱玲、梁实秋与台静农等人进入您的研究视野。对于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回归”,您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我注意到您的一个特点:大多数学者在不同时期都有集中关注的研究对象,进入新的课题之后,则会把之前的兴趣放下;但您似乎不同,只要进入视野的作家,您都会长期关注。是这样吗?
陈: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这些作家本身的魅力很大使然。他们都是“富矿”,值得不断发掘。而且无论他们的人生还是文学,也都还有很多没有弄清楚、搞明白的地方。像郁达夫,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梁实秋与台静农等人更是如此。我认为我们的史料文献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之所以长期关注,是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李:1995年,您编的《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台静农纪念文集。您为何会想到编这样一本书?
陈:和关注郁达夫一样,我关心台静农起初也是因为他和鲁迅关系密切。鲁迅对于台静农非常信任,这在鲁迅的朋友圈中是少见的。此外,台静农后来去了台湾,成就主要在古典文学研究和书法方面,这也是很特别的。
在我看来,研究一个作家需要做三项基础工作:编全集,编研究资料,编关于他的回忆文集。研究台静农,我没有条件做前两项工作,就先编了《回忆台静农》。至于编他的全集和研究资料,必须两岸学者通力合作,单方面很难完成得很好。
李:之所以特别问到台静农,是因为台港文学后来也成为您的一个学术方向。不同区域(大陆、台港、海外)的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书写中的难点。对此,您怎么看待?
陈:目前的文学史对于这些问题处理得都不充分,我希望将来可以有新的文学史著作问世,重新讨论。现在的文学史基本是拼盘式的,讲某个时期的文学史,最后缀上同一时期的台港地区或者海外华文文学。这好像在暗示它们是各自发展,但其实不然。
比如,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都是上海去的,像曹聚仁、陈蝶衣、徐訏、沈苇窗、刘以鬯、宋淇、西西等,当然还有更早到香港的叶灵凤。我认为在他们身上都有海派文学的影响。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待他们,不仅可以重新认识他们的创作,也可以重新理解海派。
再如,夏济安在台湾编《文学杂志》,对于台湾文学影响深远。这本杂志与现代文学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学史应当处理这样的案例。
强调不同区域中的文学的关系问题,不是回避它们各自的特点,而是基于两点判断:其一是它们确实存在关联;其二是作文学史研究,不能只站在后设的角度,认为“现代文学”应当是什么样,“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应当是什么样,我们需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李:您个人有写作现代文学史的计划吗?
陈:不敢有。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有人作一些新的尝试,比如王德威先生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还不够,还应当有更加多样的实验。文学史不应当追求一下子就写出一个“定本”,事实上以目前的条件也无法完成。现在需要做的仍然是解放思想,写出特色。
我和老钱(钱理群)、老吴(吴福辉)也做过一次实验,就是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我自己挺看重的,不过那是我们在“前互联网”“前数据库”时代做的。现在伴随着互联网和数据库的普及,又有更多文学广告被发掘出来。如果今天重写,那套书的体量估计会增加不止一倍,内容也可以更加丰富。
当然,从文学广告入手也不是唯一的角度。我当时负责的是第三卷,也就是1937年至1949年这一卷。我发现延安时期很多作品都没有广告,而是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传播。所以编的时候只好拿其他东西来凑,比如书讯、评论等。
但我现在已经不敢有再编一部文学史的计划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我不是老钱(钱理群),始终都有雄心。我现在主要是零敲碎打地写作一些读书札记,我自己也蛮喜欢这种文体。《不日记》(共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2015年、2017年版)、《识小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和《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就是我比较得心应手的作品。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以后积累更多了,再重加编排,或许会成为一部别致的“迷你”文学史,也未可知。
李:刚才谈的很多都是您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您在1992年至1999年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而这也是您编书最多的一个阶段,甚至出版的您“编”的书远远多于您“著”的书。您的个人著作大量问世,基本是新世纪以后了。您为何对于编书有那么大的热情?您编书的原则和追求是什么?
陈:这是有历史原因的。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新世纪万有文库”,后来还有一个“海豚书馆”,我的编书生涯很多都和这两大套丛书有关。他们需要现代文学方面的选题,我就编出来供大家参考。那个时候互联网和数据库还不普及,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编书比较方便。
我编书的原则和追求其实很简单,就是编我自己认可的作家作品,我的标准是选择那些值得向读者和学者推荐的文本。因为在上海生活,我会比较多地关注上海的作家作品。我始终有个观点,有些作家可能写不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他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中会占有一席之地。当年的张爱玲就是这样,张爱玲首先是在上海产生影响,她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是另外一个时期的事情了,而她对于上海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再如东方蝃蝀(李君维),我编过他的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吴福辉把他写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就只能写几句话,没法再多了,这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在“上海现代文学史”的背景中看,东方蝃蝀的意义就不同了,分量也更重。在我看来,区域文学不是国别文学的分支,两者之间当然有隶属关系,但也有不同的视野和脉络。写不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海作家不一定不好,我编书时就希望把他们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体现出来。
希望呈现一个完整的张爱玲
李:在您的研究中,最具辨识度和存在感的部分是张爱玲研究。《张爱玲丛考》(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与《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两部文集收录了您自1985年以来的“张学”成果,可谓蔚为大观。您在前者的《前记》中说:“我于一九八五年底写了《〈传奇〉版本杂谈》。次年二月,此文刊于上海书店《古旧书讯》第四十期,由此开启了我的张爱玲研究,同时也预示着我的张爱玲研究的路向。”当时张爱玲最为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陈:1985年8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张爱玲的《传奇》,这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传奇》早了半年。当时我和影印的主持者刘华庭先生有过讨论,我非常支持影印张爱玲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后来《流言》也影印出版了。《传奇》影印本问世后,我就写了文章,相当于给出版社宣传,也由此开始了张爱玲研究。
张爱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新奇,和我之前读到的其他现代作家都不一样。而她的写作与上海关系那么密切,这也让我十分亲切。她在上海成名,又从上海到香港,最后去了美国,自然也就让我好奇她后来又写了什么。结果我发现她在海外的影响巨大,对于现代文学来说,这当然是好事。
那时我刚做完周作人1949年后集外文的整理工作,在《亦报》上偶然发现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就把发掘的重点转移到了张爱玲身上。工作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更换了对象。
李:此后40年间,您对于张爱玲考论甚勤。您对张爱玲的认识与理解有没有阶段性的区别?即不同时期您对于张爱玲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都在张爱玲作品的发掘上,主要作史料工作。后来《小团圆》出版以后,我觉得对于她的“晚期风格”可以进行一些评论,也就进入了文本解读的层面。粗略区分,是这样两个阶段。
不过贯穿始终的还是发掘。即便是文本解读,我也和发掘结合起来。我举一个例子:张爱玲研究现在看似很繁荣,但对于她的作品的版本间的差异,其实注意得还不够。比如她的名篇《封锁》的最后两段,在《天地》的初刊本、初版本和再版本中都是有的,但到了增订本出版时,张爱玲自己删去了。这就值得讨论。单从史料文献的层面或者单从文本解读的层面都阐释不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李:直到现在,大概也很难说学界对于张爱玲的认识已经趋于稳定,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涉及张爱玲的部分也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请您概括心目中的张爱玲,您会如何叙述?
陈:常有一种误会,认为我是对于张爱玲这个人多么有兴趣才作这些研究。其实不是,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作品。而研究她的作品,当然不能脱离她这个人。
我心目中的张爱玲,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关于张爱玲的争议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她前期、后期的创作问题。很多人推崇她的前期作品,认为后期都不行了。我不这么认为,她后期的几部作品是非常厉害的。实际上,没有哪个作家会匀速前进,有波澜起伏很正常,前期、后期存在区别也很正常。张爱玲后期的文学成就,不能简单地以她的前期作品作为评价标准。她前期的确更加精致一些,“警句”也多;后期则转向平实,但其中隽永的味道是一以贯之的,对人生和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也更为深刻。
最近回答《中华读书报》的提问,我就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正好一男一女,男女平等。
编刊与教书的心得
李:进入新世纪,您的一个新身份是《现代中文学刊》主编,您做了13年半的主编(2009—2022)。在接手《现代中文学刊》之前,您虽然已经编过不少书,却没有做过杂志主编。您是怎么编刊的?您认为做好一本学术刊物,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陈:编刊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刊物原来叫《中文自学指导》,后来改名为《现代中文学刊》。中文系找我来编,我想了一下就接受了,原因是我一直有个编副刊的梦想,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应该很好理解我的这种心愿。但现实中没有副刊让我编,那就编一本学术杂志好了。
上任之后,我浏览学习了一些核心期刊的编法,有一个印象,就是大同小异。《现代中文学刊》当然也有一些常规栏目,但我希望有点新的特色。作为主编,我主要抓两类稿子:一是“特稿”,一是“专辑”。我认为这是一本杂志出彩的关键。在内容方面,有两类文章是其他刊物不怎么发表的,但我以为不可或缺:一是重要的史料文献,二是对于前辈学者的纪念文章甚至纪念专辑。常有朋友和我说,史料文献和纪念文章可以不发或少发,应该多发几篇论文,解决同行评职称的需要。特别是成为C刊以后,这样的意见更多。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史料文献是学术工作的基础,前辈学者是学术传统的象征,这两类文章也都有学术性,不是只有论文才有学术性。
后来我卸任时,想编一本集子作为纪念,就选了主编期间刊发的怀念前辈学者的文章,出版了《学术林中路》(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李:这说到我个人和您结识的契机。那是2017年,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在中国发现“现代主义”——晚年施蛰存与李欧梵的学术交谊》不久,黄平老师拍照转来您在便笺上写的一句话,嘱他代您向我约写此类稿件。在黄平老师的帮助下,我和您建立了联系。当然,很惭愧的是,在您主编任内我个人并未给您投过稿。但后来在您的鼓励下,我有几篇访谈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上,还配合您组织了台静农《亡明讲史》研究的专辑。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例子在您那里还有很多。您做主编期间,有什么特别有成就感或者难忘的事情吗?
陈:得意的事情,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连载了张伟先生整理的《傅彦长日记》。日记原稿在上海图书馆收藏,从1927年至1933年非常完整。傅彦长亲身经历了上海现代文学最为辉煌的时代,记录了和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交往。后来陈思和兄看到傅彦长日记的连载,认为非常重要。这是我主动邀请张伟先生整理的。现在张伟先生已经去世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北京大学一个硕士生给我投稿,我看后觉得不错就发表了。后来那位同学和我联系,已经在美国留学了。《现代中文学刊》发过不少在校学生的文章,有华东师范大学本校的,也有外校的;有的是导师推荐,也有自然来稿。我甚至还发过一位医生的文章,人家确实写得好,不能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学者就不发吧?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事情。
现在的学术刊物有太多自我设限。刊物好不好,取决于发表的文章质量好不好,而不是其他。过分关注其他方面的指标,容易本末倒置。
我不赞成对学术刊物分级过细。可以搞C刊,但在C刊内部再分三六九等,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发表在所谓“权威C刊”上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吗?我虽然自己也编过刊物,但不认为刊物就应当掌握学术评价的权力。刊物应当是服务学术发展的,和作者应当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现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办自己的学术刊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很赞成。
李:在担任主编之外,您还从2003年开始独立招收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如今您的弟子(广义上的,硕士、博士以及“私淑弟子”都算)已经成为一支在现代文学文献学领域颇具声势的队伍。在指导学生方面,您有什么经验?
陈:经验谈不上。学生们发展得好,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兴趣,老师再怎么敲打也没有用。其实学生们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成绩也有大有小。但作为老师,我很欣慰的一点是他们对于学术都有热情,而且态度认真。比如廖久明,他是典型的“带艺投师”,来跟我读书时已经很成熟了。他没有骄傲,而是非常刻苦,提前一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业。毕业以后也继续勤勤恳恳,现在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郭沫若研究专家了。
对于学生,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回到文学和历史现场,必须通过一手史料作研究。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看原刊和原书。我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每次上课都会准备一些初刊本和初版本让学生看,做学问的感觉就是这样逐渐培养起来的。但现在有个大的问题,就是不用说学生,很多学者都接触不到原刊和原书了,只能通过互联网和数据库做学问。一方面,这扩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大家是隔着屏幕阅读,而不是通过实物,许多实物上的信息在数据化过程中会遗失(我就是在《晨报副刊》的中页里找到《志摩的诗》的广告,但数据库一般不扫描中页),如果看扫描件习惯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李:为了这次访谈,我最近又把您的20余种著作浏览了一遍,得到一个印象:尽管您平时为文多就具体话题展开,就像您喜欢的“拾小”一词一样,但背后缀合的却是整个文学史图景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比如周氏兄弟、创造社、新月派,以及海派文学。今天对于这些对象的认识,很多就因为您的工作而更新。如果把您的全部成果放到一起,重构文学史与再造文献学的抱负还是很鲜明的。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从大处说一说,您理想的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研究是怎样的?感谢您接受访谈。
陈:你讲得完全对。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大作家展开的。当然,如果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围绕有个性的作家展开的。就像前面谈的编书的标准一样,我研究一个作家,首先是基于认可,我不太会去研究一个自己不认可或者不知道他的意义是什么的作家。
文学史也好,现代文学研究也好,都应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同时要解放思想,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索。我们的文学史著作数量已相当多,但史观和写法其实还比较单一,应当欢迎多元的尝试,多种多样的尝试。只有在不断实验中,现代文学研究才能进步。
(访谈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黎启康协助整理,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