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把身体献给文学
2014年,22岁的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发表了首部作品《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引起了法国文坛关注。此后,他又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其中《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讲述了他和父母的故事,其中有痛苦和对峙,也有反思与和解,他借由书写来思考造就了这些个人经历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改变现实的社会活动中。
在他看来,写作就是在抗争,“如果你不是为了抗争而写作,那它就不值得。”今年,这两部作品的中译本由上海译文社出版,爱德华·路易通过远程视频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把我的身体献给文学”
澎湃新闻:对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首先从译成中文的《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谁杀了我的父亲》开始了解你,而不是更多讲述你自己经历的《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作为一个强自传性的作家,你觉得读者读到你作品的顺序重要吗?
爱德华·路易:顺序不重要,不讲究顺序去阅读作品都没有问题。我想去做的是展现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像一幅壁画一般,每一本书讲的都是不同的社会现实,涉及到的是不同的人物。《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讲的是童年,《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讲的是女性如何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得到解放,关于它的可能性或者是不可能性,而《谁杀了我的父亲》提到的是在法国甚至可能是全球各国政府的政策对私人生活的改变。每一本著作都是在分析社会不同的方面,合起来就相当于是整个社会如同一幅画一样展现出来,因此顺序并不重要。
事实上在法国文学原来的传统里,像马塞尔·普鲁斯特、埃米尔·左拉、巴尔扎克,他们都尝试通过文学去展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我觉得这种传统在当下可能有些消失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重现法国文学的传统,描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这种描述可能对于中国社会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在法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比如当我看贾樟柯的电影时,我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问题可能和我的家庭也有关,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处境。
爱德华·路易 摄影:Arnaud Delrue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将个人记忆和社会生活相关联,是否可以将你的写作和安妮·埃尔诺的“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e)联系在一起?你是如何形成这种写作方式的?
爱德华·路易:我是通过叙述个人的故事、私人的生活,或者我家庭的故事尝试去明白一些更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一个社会的机制,女性的境况,政治或者暴力对生活的影响。就像在科学领域,一个人去世以后,可能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我相当于把我的身体献给了文学,来了解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通过私人的境遇去了解集体性的事件。
澎湃新闻:这种写作方式也让人联想到萨特提出的干预现实生活的“介入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政治性的干预。另一方面世界文学里也有各种看上去和社会、政治无关的作品。对你来说,文学是什么?
爱德华·路易:当萨特提出“介入文学”的时候,他同样也支持其他的文学类型,比如形式文学。我支持所有形式的文学,我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可能的,只是目前政治文学比较稀缺,在生活和文学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一方面生活受到政治的影响非常强烈,比如我们对同性恋的认识、贫穷和住房问题等,而另一方面,这些在大部分的文学当中都没有被提及,我还记得当我开始阅读的时候,我发现书店中的著作基本上没有提及我所生活的世界,我想通过我所做的事情缩短这种差距。
我希望文学可以与现实抗衡。这可能与萨特、与左拉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们所做的是把社会的某一面呈现和告知给我们,而在当今的社会,随着社交网络与视频的传播,这些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因此文学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迫使人们去看一些他们知道、但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澎湃新闻:在写作之外,你曾在改编成戏剧的《谁杀了我的父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剧场表演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爱德华·路易:我的写作风格是迫使读者去直面现实,在这方面,戏剧使得这种执念变得更有可能。在一个舞台上面,演员对着观众说话,而观众必须要听着。我认为戏剧是一种去抗击、去直面的艺术,在剧院中我们没法没法移动,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听。
写作是一种抗争
澎湃新闻:《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谁杀了我的父亲》的叙述都是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切换,在《谁杀了我的父亲》里有更多和“你”的对峙,这种人称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爱德华·路易:这种变化可能与我和父母关系的亲疏有关。这两本书讲述的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在童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同性恋倾向,我和父亲的关系充满着矛盾,他认为我的行为举止应该有男子汉气概,对他而言,男性气概是他的模板,他的梦想,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而我不符合他的标准。因此在《谁杀了我的父亲》当中,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比较远的,充满冲突,是难以愈合的关系。而在我与我母亲的关系中,尽管前期也有矛盾对立,但是最后我们重新和解了,从根本上说,我和我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和经历。
澎湃新闻:两本书中都引用了彼得·汉德克,他曾指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训,因而他使用实验性的语言来对此挑战和反思。你也将写作视为一种抗争,语言本身在这种关于抗争的书写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爱德华·路易:确实是这样。我使用语言来拉近与现实的关系。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我们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去看见现实。而那些能够引发变革的伟大作品,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将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却又很难明白的事情显化了。我认为对于伟大的作品来说,读者会觉得,我终于明白了这样的现实。
澎湃新闻:《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也引用了彼得·汉德克在《无尽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里叙述的女性境遇。汉德克的母亲也曾尝试用写作来抵抗自己的命运,但是最终走向了自杀,而你的母亲走向了抗争和改变,你认为这种差别出于哪些原因?是否意味着时代的发展对女性境遇带来了某些积极改变?
爱德华·路易:比起50年前,女性境遇得到积极改变的可能性稍微大了一些。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母亲有一个同性恋儿子,我没有家庭生活,可能我有更多空余的时间能给我的母亲提供帮助。
但另一方面,我更想说的是一种暴力的悖论: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统治较少的人,可能更难以得到解放,而那些受到更多压迫和统治的人,反而更容易获得解放——相对来说,我的母亲得到了蜕变,而我的父亲始终是命运的囚徒。我的父亲有选择,他选择了暴力,选择“像个男人一样”去喝酒,显得自己无所畏惧,早早地结束学业,似乎他能够反抗学校的纪律。而我的母亲没有选择,父亲要求她做家务、洗碗、看孩子,以及不要出去工作,不要化妆。我的母亲并没有去想象她有选择,最后她成功地取回了被偷走的自由。在暴力的悖论里,我们得到的自由越少,越容易获得解放。
澎湃新闻:关于暴力,你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里说到了你所施加的暴力和对于父母的“报复”,通过成为“阶级变节者”而将暴力叠加于你母亲所经历的所有暴力之上。怎么去理解你自己所施加的暴力?
爱德华·路易:我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场景:童年的时候我们非常贫穷,有位医生来家里给我们检查身体,我们会因为发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手投足和穿衣都比我们要好,而产生羞愧的感觉。后来的我就成了像医生这样的人,当我的父母面对我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感到羞愧,这其实是一种充满暴力的立场。
我在童年的时候一直有“复仇”的意愿:因为我是男同性恋,在学校遭到了排斥,和父母的关系也非常困难,所以我整个童年都萦绕着向父母“复仇”的想法——我认为在书中详实地去叙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样的意愿慢慢地发生了转变,我远离家庭外出学习,我希望向他们证明自己,因此,我后来的写作不再是“向他们复仇”,而是“为他们复仇”。我后来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遭受的贫穷和暴力、他们没有接触到某些知识相关,所以我的叙述也有转变的过程。
澎湃新闻:如今你怎么看待“阶级变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产生更积极的变化吗?
爱德华·路易:我亲身经历过不平等,在跃入另一个阶级之后,能更好地去施加改变,重新思考关于贫穷、社会暴力、不平等这些问题。我认为介入社会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在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也会在法国参与一些亚洲团体的活动,尤其是与在法国生活的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Tash Aw)一起,想要重新建立起作家介入政治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