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与范用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范用在陈白尘遗像前三鞠躬
陈白尘,淮阴剧作家;范用,镇江出版家。他们之间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多的友谊,可谓是当代文坛一则“文人相重”的佳话。
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
陈白尘(1908-1994)的戏剧作品极具讽刺意味,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不乏喜剧色彩,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他的剧作《升官图》《幸福狂想曲》《大风歌》和《阿Q正传》(改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范用(1923-2010),首倡“读书无禁区”,是“为书籍一生”的出版家。幼时就读镇江穆源小学,戏剧评论家沙名鹿是他的老师。受沙名鹿影响,十四岁的范用便爱读陈白尘的剧本。
在镇江,沙老师将范用介绍给陈白尘。暮年的范用,仍然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年他十四岁,个子矮小,样子文弱。陈白尘一见面,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说:“唷,小把戏,像个小姑娘。”范用被说得满脸通红,但却觉得亲切,点头傻笑。陈白尘又盘问他:“你喜欢玩吗?打不打架,爱看书吗,看些什么书?”范用一一作了回答。
听说他爱看书,陈白尘送了他一本《复活》。范用晚年回忆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又说1937年逃难,好多东西都扔了,而这本《复活》他一直塞在包袱里。
范用仰慕陈白尘,说要拜他为师,跟他学戏。陈白尘很高兴。那以后,范用在镇江组织了儿童剧社,同学们演出话剧《父归》和《洋白糖》。陈白尘听说后,一边鼓励一边教导说:小孩子不要演大人戏,要演孩子戏,并把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本《最后的一课》和《古庙钟声》寄给他。当范用收到剧本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切都成了泡影。这段日子,陈白尘在上海还为范用订了份《作家》月刊,每月寄赠。令人想不到的是,1937年陈白尘大儿子陈晴出世,照了张满月照,陈白尘还送一张给范用,并幽默地说“这是你的小弟弟”。这张照片范用一直珍藏着。
就这样,两人成了忘年交。范用一直尊称陈白尘为“师”,晚年亦如此。陈白尘不认可,在1984年的一封回信中开头便说:“首先正名:足下数次称‘师’,是无史据的,能以同志相称,于愿足矣!而今而后,其改诸?”范用不以为然。陈白尘逝世周年时,范用写了篇怀念文字,题目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怀念——白尘师周年祭》,记录了他们亦师亦友、互重互爱的一生。范用也坦然地说:“自己多年来,学文不成,学戏又不成,深感愧对老师,但是有一点颇为自豪,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
范用亲自为陈白尘设计书的封面
陈白尘命运多舛,早年参加革命,成为左联战士。青年时代浪迹天涯,还坐过国民党的三年牢。1953年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先后担任秘书长、外委会副主任、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编。1966年1月被“调”到江苏省文联,后下放咸宁干校放鸭子,直至1978年沉冤昭雪,回到南京后被匡亚明聘为南京大学教授。
动荡十年中,范用、陈白尘均被打倒。某日,范用获造反派批准回家取东西,他到东总布胡同小店去打酒,腰背后被人捅了一下。范用一看是陈白尘也来打酒。两人相视惊诧一笑。陈白尘示意不交谈,范用领会,也怕被人揭发在搞“串联”。
干校期间,范用在汀泗烧石灰,陈白尘在向阳湖当“鸭司令”,也偶遇过,都权当没看见,直到1979年四次文代会,才得缘再相见。范用“解放”后,重操出版旧业,这时两人恢复往来。范用不时将他经手创办的《读书》《新华文摘》定期寄与老师,还寄了杨绛的《干校六记》等书。陈白尘读《干校六记》,感慨良多,觉得她在干校受的苦还不大,写得温柔了点。
改革开放的列车驰到1982年,陈白尘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笔会。他本想写历史剧,但要带大量的资料,很不方便,就一气写了八篇回忆干校生活的散文,辑成一本小册子,托交范用。范用将稿交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
京版《云梦断忆》封面是丁聪设计。小丁的美术作品风格是写实,书封上是一方水塘,一舟飘荡,一篙带水,一派自然风光,给人一种田园牧歌的诗意。陈白尘觉得封面是“贴”上去的,与书的内容不大协调,干校生活艰苦不说,更难受的是精神压抑,何来如此的岁月静好?陈白尘致函范用说,该书如再版时,是否可请方家丁聪兄另画一个。范用对老师的想法亦有同感,但要请名家小丁重起炉灶画封面有点难以启齿,便自己上阵“为师作嫁”,署名叶雨(业余)。范用以自己为《干校六记》设计的封面样式,换了图案,辅以芦苇,潇洒傲然,经一番润饰,新版书封画面简洁凝练,很符合陈白尘的个性。
“作家获得出版家的爱护和支援,可算是一大乐事”
1980年代这段时间,陈白尘的创作犹如井喷。除正常的教学活动外,他还改编了《阿Q正传》,陆续完成纪实性散文《寂寞的童年》《少年行》。
当《少年行》书稿寄到范用的案头,他已退居“二线”了。恩师之托,岂敢懈怠,范用“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范用是讲礼数懂规矩的,他在移交书稿的同时,郑重地给三联书店一信,强调该书的史料价值和他的设想:“陈白尘计划写一部回忆录。《少年行》已在一刊物连载,这以下,估计还可写——到上海,走入文坛(30年代上海),《狱中记》(30年代上海),抗战期间(武汉、重庆、成都),解放后(北京、南京,一直到‘文革’)。这样几本加起来,差不多也有《懒寻旧梦录》(《懒寻旧梦录》是夏衍的自传体回忆录)那样一本,等出齐了单本,以后再出一大本。”
人走茶不凉,三联当仁不让,将《少年行》很快出版了。陈白尘对此十分感动,致信范用云:“作家获得出版家的爱护和支援,可算是一大乐事!兄可谓作家的知己!”
陈白尘是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耄耋之年仍抱疾笔耕,勉力撰写回忆录。陈白尘是位十分珍惜自己羽毛的作家,也是善为他人着想的名士。在三联声誉日隆的时候,陈白尘一度忧心自己的作品会影响三联,在他致范用的多封信中均表露心迹:“《寂寞的童年》是游戏之作,你客观地说有没有出版价值?”“病中写的《少年行》续稿缺少光彩,所以怕影响三联的声誉。因此,连原先计划写一连串小册子的,自己都发生动摇了。你的热情来信,使我感到宽慰而且振奋起来了。很感谢你!”……
他们就这样亦师亦友,在人生旅途上砥砺前行。
读了恩师亲手写的《前言》,激动地哭了起来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是南师大教授。在父亲晚年,她曾读过父亲的日记,觉得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并知道父亲生前也有出版的要求。陈白尘逝世后,陈虹将父亲的日记整理出来,投某编辑部遭退回了。1994年8月底,陈虹与母亲去京办理父亲安葬事宜,范用不知从何知道了退稿事,多方打听,联系上陈虹,并相约面谈。不巧,就在电话相约的那天上午,范用被一个骑车人撞断了腿,卧病在床。四天后陈虹依约拜访,送上父亲的手稿,坐在床上的范用读了恩师亲手写的《前言》,双手把稿子紧紧地抱在胸前,激动地哭了起来,他向陈虹表示:“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出版,一定!”
范用将稿子交给责编苑兴华。苑兴华的审稿意见十分中肯:“这部稿子是陈白尘先生日记的一部分……时近七载,七年间他远离家庭,处于半幽禁状态……他背着人,用一种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缩写和符号,记录下这段历史,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此前,范用在病床上给时任三联总经理董秀玉写了封语重心长的长信:“……白尘师临终前,再三叮嘱家人,此为其最重要的遗作,务求问世……”范用又说,师母金玲与女儿陈虹来京面托此事,他花一天时间仰卧通读全稿……希望三联能予以出版。范用为此书出版,前后给责编苑兴华写三封信,讨论编辑细节,并亲自设计封面。
1995年4月,中国作协和北京图书馆为纪念陈白尘逝世一周年,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图片展览”。三联据范用的要求,将“日记”赶印出100本样书助兴。范用断腿后第一次下床,在儿子范里的陪同下拄拐参加“图展”揭幕。
誉范用是当代杰出出版家是当之无愧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三联决定出版《随想录》(巴金)《懒寻旧梦录》(夏衍)时,他曾想为上世纪30年代代表作家出文学回忆录。范用向陈白尘建议,陈接受了,但生前未能完成,范用总觉遗憾。范用检点陈白尘遗稿,决定将此类文字汇成一册,可谓用心良苦。在范用的努力下,陈白尘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于1997年出版,范用还特地送我一本,并附信说:“我可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见老师遗像潸然泪下,恭恭敬敬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
范用对陈白尘遗著出版的关切远不止上述,对江苏文艺版《陈白尘文集》的出版也一直萦挂心怀。为出版《陈白尘文集》,陈白尘夫人金玲曾进京找过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相关出版社,希望得到帮助,但因资金问题,大家都爱莫能助。书稿一直悬荡无着,金玲找到江苏省委。有关方面很重视,安排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社本就是穷得出名的社,难做无米之炊,出版社也只能空列选题,虚位以待。社长吴星飞表示:“资金一到,马上开工。”
范用是我的恩师,出版引路人,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一度过从甚密,范用知道我在文艺社,三番五次或电话交代或写信叮嘱,耳提面命:“昌华,白尘先生是我的老师,你帮他的忙,就是帮我的忙。”范用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动。
1997年范用到南京,一见面就对我说,他此行南京要见金玲和戈宝权,并令我全程陪同。我琢磨着他的话中好像还有点什么“意思”。记得那天我陪范用到青云巷陈宅去看金玲,车到巷口,他突然招呼我“停车”。陈宅在小山坡上,路不太窄,车可以径直开上去。我见范用拄着拐,很是吃力,说“开上去吧?”范用摇手,坚持不可。我忽然想起朝天宫门前那块“文武军民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碑来,定是范用出自对白尘老师的敬重吧。
上山坡的路有三四百米之遥,范用拄杖亦步亦趋,吃力地走到山冈上的陈宅,金玲已立在门前迎候。范用一见金玲,自然而亲切地叫了声“师娘!”眼圈霎时红了起来。其实金玲长范用不过五岁。
进屋的第一件事,范用便找陈白尘先生的遗像。金玲将我们引进设在她卧室的小灵堂,陈白尘遗像下的桌子上,用红丝带扎着他的全部著作,小香炉左侧,还有一杯茶(陈白尘先生生前爱喝茶,金玲每日清供一杯)。范用一见老师的遗像顿时潸然泪下,点上一炷香,恭恭敬敬地在遗像前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回到小客厅的旧沙发上。范用哭着紧紧抓住金玲的手嘘寒问暖,问她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金玲不言其他,只提《文集》还在搁浅之事。
范用听着听着哭了,突然用手指着我对金玲说:“我把文艺社的张昌华找来了,这件事就交给他办吧。”还补了一句:“盯住他就行。”这是我第一次见金玲女士,我礼貌地点头并说:“我们努力,努力。”就这样,我结识金玲大姐。不久出书的款子省里下拨了,我也随之成为她家的常客,还书、取资料、谈书稿的编辑琐事,她还托我请柯灵为“文集”作序,我努力了,因柯灵时在病中,未能如愿。
两年后,由我与孙金荣共同责编的八卷本《陈白尘文集》出版了,我在第一时间寄范用一套。范用立马来电话,说他代表白尘先生所有在京的朋友们,向出版社和我表示感谢。又说:“我了却了一件心事。” 承蒙金玲大姐不弃,在她致范用的信中颇多美言:“300万字文稿交给责编张昌华,张对此工作,倒很认真。”
行文至此,且用范用的老同事、三联副总编辑汪家明先生的一段话作结:“范用与陈白尘一生的因缘,至此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作为一个作家,其生命的火都在于写作,而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范用对老师的感恩就在于帮助老师实现他最大的愿望,把生命中最后的心血留下来,也为世间留下几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