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醇儒汪应辰与朱熹的文化交往
摘要：汪应辰是南宋初期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文学家，主要活跃于宋高宗、孝宗两朝。汪应辰师从张九成、吕本中，继承了二程的伊洛之学，同时与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大家相交甚笃。汪应辰是朱熹的从表叔，南宋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1163-1164)两人交往密切，在政治上两人都是主战派，常论战事，也正是在汪的提携下朱熹得以登上政治舞台。随着隆兴北伐失败，朱熹意识到国家潜藏的危机，朝廷上下沉迷佛学、苏学，遂决意进行批判，并与汪应辰就儒释邪正问题展开论辩，在此基础上完成著作《杂学辨》，为其后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迈出坚实一步。
关键词：汪应辰 朱熹 《文定集》 《杂学辨》
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1130年—1200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构建的理学文化体系，全面系统阐述了儒学的伦理精神，成为东方儒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历史上对朱熹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的人物汪应辰，较少有人知晓。汪应辰（1118年-1176年）是朱熹的从表叔，年长朱熹12岁。他赏识朱熹的才干和学识，多次向朝廷加以举荐，为朱熹的仕途铺路。可以说，朱熹早年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离不开这位表叔的提携，朱熹的政治立场的形成也与之息息相关。尤其是两人在交往过程中的思想交锋，更是直接影响了朱熹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汪应辰，字圣锡，世称玉山先生，南宋信州玉山（今属江西省玉山县），是南宋时期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散文家、诗人，他少有才名，天资聪慧，18岁得中状元，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年少状元。《宋史》列有汪应辰传，“幼凝重异常童，五岁知读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膏油，每拾薪苏以继晷。从人借书，一经目不忘。……未冠，首贡乡举，试礼部，居高选。绍兴五年，进士第一人，年甫十八。”[1]汪应辰年少成名，在官场上却并没有春风得意，屡屡碰壁，宦海沉浮却没有泯灭他的治学之心。他为官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多，有《二经雅言》二卷、《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翰林词章》五卷、《石林燕语辨》十卷，令人惋惜的是多数著作亡佚。明嘉靖年间的学士程敏政曾得见其文，抄录十二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夏浚在程敏政手抄本基础上，编纂出十四卷本《汪文定公集》。至清乾隆年间，在编撰四库全书期间，学者以夏浚版《汪文定公集》为蓝本，又综合《永乐大典》中的辑补佚文，编撰出二十四卷的《文定集》，留世至今。
现存《文定集》是研究汪应辰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书中内容丰富，涵盖奏议、状劄、表、策论、制、序、记、说、铭、题跋、书、启、祝、祭文、志铭、诗歌，达五百余篇，较为系统全面展现了汪应辰的思想、为官、文采、交往等情况。明清以来，学者对汪应辰的学术成就评价甚高，黄宗羲所撰《宋元学案》中收录“玉山学案”。“先生于学，博综诸家”，“骨鲠极似横浦，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薇、而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一代醇儒评价可谓甚高，他所创创立的“玉山学派”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弟子有“金华学派”创始人吕祖谦，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的尤袤。可惜汪应辰的现存资料有限，难以为我们呈现出其思想全貌。学界对汪应辰关注和研究尚且不够，通过朱熹与汪应辰之间的交往辨析，能够让我们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关心时局：南宋隆兴年间汪应辰与朱熹叔侄间的密切交往
汪应辰与朱熹之间交往，与当时南宋与金朝南北的对峙政局密切相关，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叔侄之间的情感往来，更是渗透着政治观点的交流。南宋立国以来，始终无法摆脱北方强敌的金朝的袭扰和攻击，朝堂之上形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两大阵营，两派的争论始终是朝堂政治博弈的焦点。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直接影响了汪应辰和朱熹的处境，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他们与主和派大奸臣的秦桧意见相左，在政治长期被打压。据《宋史·汪应辰传》载：
“时秦桧力主和议，王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异议不息非所患，异议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虽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严，以备他盗。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宠将帅，以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纵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此因循无备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议之初，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窥见间隙，轻躁者阿谀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位，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于群小之间，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请祠以归。”[2]
这个时期，朱熹在跟随程颐二传弟子李侗（1093年-1163年）从学，面对金军大举南侵，宋孝宗临危即位，召求贤能直言的时局。1162年8月，朱熹在李侗的指点下，第一次向朝廷上书，陈述要求朝廷励精图治，抗击强敌的观点。他提出“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痛斥对金讲和之说,要求宋孝宗及早制定主战计划。”其主战的观点与汪应辰是一致的，两个月之后叔侄两人就谋面了。
1162年10月的秋季，汪应辰将出知福州,赴任之前，两人在建安第一次相见，面对这个有才华和血气的表侄，他显然十分高兴，乃至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在给好友吏部侍郎陈俊卿的信中不乏溢美之词。“其学材识为远器，亦招其来此，帅司准备差遣。……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见宰执言之。”汪应辰称朱熹为远器，自然是十分赏识，到福州任上后，便把朱熹叫在身边栽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密切交往。在汪应辰为代表的主战派团体提携下，朱熹得以出入仕途，得到了面见宋孝宗的机会。
南宋初年，政局不稳，战事时有发生。宋孝宗即位以来，对金朝的态度，始终在是战与是和中摇摆不定，两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也是跟随圣意起起伏伏。1163年宋孝宗倾向主战，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展现出锐意北伐的态度。汪应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是把朱熹推向的政治舞台的绝佳时期，他再次致书好友陈俊卿力荐朱熹。“朱迪功熹，进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处之否。”也正是在汪应辰的保举下，此年3月，朝廷召朱熹赴临安；7月，宋孝宗召朱熹入奏登对，11月6日宋孝宗在垂拱殿中召见了朱熹。朱熹面奏皇帝直言自己对社会现实和金朝的政治态度，他希望宋孝宗能够重用儒学，励精图治，“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出兵抗金的正义性，并提出出兵中原的方略。汪应辰对于这次面奏非常重视，亲自写信嘱托朱熹。“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所以开悟上意者多矣。”可惜，事与愿违，宋孝宗并没有重视这些观点，面奏之后朱熹遭到冷漠的对待，仅得到武学博士的闲职，难以施展抱负，一度让朱熹受挫很深。
此后，随着宋金战局的发展，战事的失利，让主战派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宋孝宗选择支持议和，主战派领袖张浚随即被罢免，致使主战派彻底失势。在这期间，汪应辰与朱熹多次在福州商讨战事，讨论对策，终究无法左右朝局的发展。
也正是在这段密切的交往中，汪应辰和朱熹在政治观念上达成很多共识。在治理国家方面，他们都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革除痹证，任用贤臣，体察民情，德治太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汪应辰在《廷试策》中言：“臣闻治道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行霸道则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3]在《论爱民六事疏》中言“臣窃以为昔人君大有为于天下，虽酬酢事变，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爱民为本。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爱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务，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4]朱熹同样有类似的论断，“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正纲”。
隆兴年间的时局动荡，深刻影响了两人此后的人生轨迹。汪应辰在福州任上转赴四川担任制置使、知成都府，在仕途上得以升迁，得到施展政治理想的机会。与之相反，朝廷争斗让朱熹产生了厌倦，他决议潜心向学，深研理学，希望能够通过思想明人伦、正人心，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段救赎之路，为日后成为一代儒学宗师打下了基础。
二、观点交锋：汪应辰与朱熹间的论辩
1160年至1170年是朱熹早期理学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正是他与汪应辰频繁交往的时期，期间两人从对时局的讨论中，也延伸到了思想讨论。他的一部重要著作《杂学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面对宋孝宗左右摇摆的决策导致北伐失败的局面，朱熹是十分不满的。他认为造成这种原因的与朝堂之上沉迷佛学之风不无关系，他多次劝诫孝宗摈弃佛学，重用儒学治事，希望从思想源头上找到解决时局困境的方法。1163年他在面见宋孝宗时就已经直言规劝皇帝不要沉迷佛学。“朱熹面奏三札，直指赵昚的君过。第一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意在反对佛老。”[5]从走我们看出朱熹对时局的思考是进入到更为深刻的治国理念上，他对佛学的态度比较明确，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意图是在推崇儒学的正统地位。汪应辰和朱熹都曾学习佛学，但在儒学与佛学的关系上，朱熹和汪应辰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也为他们的论证埋下了伏笔。
事情缘起于朱熹与汪应辰的论争始于对罗从彦的《龟山语录》的讨论。1663年朱熹将此书寄于汪应辰，同年4月在回信中指出《龟》书中一些“可疑者”即语涉佛学之处问朱熹。
罗丈《语录》中有可疑者，“不居其圣”与“得无所得，形色天性”，与“色即是空”，恐难作一类语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顷当问王丈信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两句有次第，后两句难分。又问同是一章，若如此说，则语脉不贯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须有次第，至于大也、圣也、神也，岂可分优劣?正与《事君人者》一章相似。[6]
“罗丈《语録》,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谨具别纸。”别纸所具“可疑”者,即语涉佛、老之处。朱熹在回信中直言对杨时杂引佛学之说的不满，“以此知异学决不可与圣学同年而语也明矣。”此后，两人接连通信，朱熹在《答汪尚书一》《答汪尚书二》《答汪尚书三》三封信中，逐步探讨了对儒家与佛家的关系，并发展到对禅佛的思想批评。
在与汪应辰往复的书信往来中，朱熹吐露早年学佛的经历。“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然则前辈于释氏未能忘怀者,其心之所安盖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则岂易以口舌争哉?”[7]朱熹认为儒学可以借佛禅来解说,但不等同于儒佛同道，佛禅中有儒学可汲取的养分,但不能说儒佛相成。这不同于汪应辰所持的“儒、释、道三教同源说”，成为两人的分歧点。
汪应辰与朱熹早年学佛的经历不同。他早年师事杨时弟子喻樗,“遂闻伊洛之学”，中状元后又问学张九成和吕本中。吕本中与张九成是好友，两人曾一同在大慧禅师宗杲处习禅。在两位导师的引导下，向看话禅师宗杲问道佛学。他对宗杲评价颇高:“卓绝之识,纵横之辩。乘锋投机，间不容询。嘻笑怒骂，种种方便。”宗杲死时,他虽然远在福州,仍作文哭祭。可见，汪应辰对于佛家并不排斥，与其两位老师态度是一致的。
此外，朱熹与汪应辰展开的论辩，不仅仅局限于两人观点的争论，而是针对当时士大夫风气不满的有感而发。在这一阶段，他先后与罗博文、江元哲、李伯谏等人也进行着论辩。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当时士大夫好佛的持否定态度，认为：“大抵近世言道学者，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易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例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8]
朱熹与汪应辰关于儒学与佛学的论辩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随着汪应辰赴四川任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而发生迁移。蜀地是苏轼苏澈的故土，在此地盛行苏学。当时，苏学亦是影响朝局的学问，孝宗和朝堂上一群士大夫也崇尚苏学。而苏学与佛学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苏东坡尚佛，苏澈曾作《传灯录解》在佛学上有着极高的造诣，朱熹并不认同二苏的佛学观点，也致使这场并未熄灭的论证也随之转移到对苏学的辩驳上了。
汪应辰在观念上是亲自苏学的，这也与他师承密切相关。 他的老师吕本中继承了江西诗学，在诗学传承上认苏轼为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汪应辰的喜好。他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言道：
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如《盐官县安国寺大悲阁记》，省记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类，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从文关西等游，又见其辩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若概而言之，以与王氏（笔者注：王即王安石）同贬，恐或太甚，论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9]
对此，朱熹则反驳指出:
熹窃谓学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纯而心正，见于行事、发于言语,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其穿凿附会之巧，如来教所称论成佛、说老子之属,盖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篡弑,而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10]
在这场论辩中汪应辰与朱熹同样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观点的争论并无高下之别。年轻气盛的朱熹言辞激烈，直言不讳。汪应辰作为长辈则显得谦和，虽然他并不完全认同朱熹的观点，还是表现出规劝的姿态，提出“论法者必原其情”。
在这场论辩中受益最深的是朱熹，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此基础上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完成了他早期思想的重要著作《杂学辨》。《杂》书中包含了四篇批判性文章，分别体现了朱熹与苏轼、苏辙、张九成和吕本中等人在本体论、工夫论和知行观等方面的具体分歧，体现了他早期的儒学思想特点。
事实上，朱熹对汪应辰的论辩中，其目的是向这位前辈传输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取得支持，规劝其脱离佛学的影响，专攻于儒学的研究。他在信中强调：“每以儒释邪正之辨为说，冀或有助万分。”朱熹的努力也确实对汪应辰产生了影响，使之在儒学上更为专研。后人黄宗羲评述其成就时，指出“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可谓是对这段论辩的一种回应。
论辩是观点的争论，是思想的延伸，在这场论辩中最为收益的无疑是朱熹，他对儒学发展的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无需多言。朱熹与汪应辰之间的论辩，可作古人论辩的典范。当代学者束景南对于这段论辩的解读可谓准确，他说“这场佛学论战,是他对十余年出入老佛的自我批判,是对师事道谦的痛苦忏悔,也是对影响最大的宗杲新派禅宗的思想清算”。[11]
虽然在论辩中朱熹不乏冒犯的言语，在内心深处他是十分敬重这位表叔的为人，感念其知遇之恩，从他在汪应辰的祭文中可窥一斑。“惟公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高德备，而不自以为德；位高势重，而不自以为荣。盖玩心乎文、武之未坠，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沧海之涵渟!”[12]
[该文系2023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汪应辰儒学思想及文化交往研究”资助（编号23WSK250YBM）]
注释：
[1] 汪应辰：《宋汪文定公集》，《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18-419页.
[2] 汪应辰：《宋汪文定公集》，《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19页。
[3] 汪应辰：《廷试策》，《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
[4] 汪应辰：《廷试策》，《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9页。
[5] 束景南：《朱熹“性”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6] 汪应辰：《与朱元晦》，《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01页。
[7] 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集》，《朱子全书》（修订版）第21册，第1295页。
[8] 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集》，《朱子全书》（修订版）第21册，第1297页。
[9] 汪应辰：《与朱元晦》，《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06页。
[10]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祥：《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3页。
[11] 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5页。
[12] 汪应辰：《祭文：朱文公熹》，《文定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27页。
（作者单位：付桂生，清华大学；胡新新，温州理工学院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