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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我的文坛师傅们——《文艺报》生活琐忆
来源:文艺报 | 高洪波  2024年09月23日08:37

在《文艺报》简易楼前。左起为郑兴万、谢永旺、寒小风、唐达成、高洪波

最近追了几部有意思的电视连续剧,从《九部的检察官》到《警察荣誉》,发现“师傅”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记得从前“师傅”仅仅出现在表现工厂生活的作品中,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很常见。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公检法系统的师傅们都是“一带一”的传承,师傅和徒弟之间感情深厚,徒弟对师傅也尊重有加。

今年的教师节,我下意识地想起我的《文艺报》的师傅们,因为就在不久前,我的第一个师傅——刘锡诚先生以89岁的高龄离世了。当时身为文学评论组的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的他,是我以炮兵排长的身份、从军旅转业到《文艺报》之后的第一个师傅,一直领导了我整整五年的时光。

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老文化部拥有两间办公室,最大的办公室里是刘锡诚、我、雷达、李炳银,还有孙武臣、于建,旁边较小的房间里是我们组的阎纲、郑兴万和晓蓉。当时八个人的文学评论组阵容整齐,除了我和李炳银两人是从军营到文坛的新兵,别的几乎都是老大学生。刘锡诚就这样带领着我们走进了最初的思想解放的文坛大潮中,以他的勤勉认真和博学让我深为敬佩。

我们经常认真地分析、讨论文坛的形势,在各自分工的领域提出自己的选题和参加活动的一些报道。我们中午都不回家,夏天时每人铺开一张凉席在各自的办公桌底下休息。有趣的是,雷达经常刚一入睡便鼾声顿起。当大家在他醒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常常严肃而认真,甚至固执地说:“我没有打鼾,从来也没有这个习惯。”他的果决让我们都感到可笑,我几次想找个录音机录下雷达的鼾声进行实证,但最后终于没有进行这样伤感情的操作。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因为打鼾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才会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而雷达在青少年时期肯定不打鼾,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已经人到中年了,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在雷达的鼾声中闭眼养神,继而下午起来工作。

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唐达成。需要说明的是,我和唐达成、雷达三个人都是在1978年8月进入刚复刊的《文艺报》的。而唐达成是文坛的老人,当年由于和周扬同志商榷,最后引发了他命运的改变,想来那个时候的唐达成应该是锐气逼人的。而我见到的唐达成已经经历了人世的沧桑,温和且低调。我们相识的时候,共同在礼士胡同129号的一所大宅院里边上班,那是当年清代名臣刘墉的府邸,后来又是印尼大使馆,里边亭台楼阁、游泳池、放映室一应俱全。回廊深深,庭院悠悠,是非常美丽的办公环境,虽然游泳池没有水而干涸着。

我记得我在这里上了关于新闻写作的第一课,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诗歌采风团的活动,我陪着以艾青、柯岩、雷抒雁等著名诗人为首的一批诗人,到新发现的华北油田采访。回来之后,我需要写一篇短短的报道,可是很抱歉,我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新闻写作的训练,我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地在空旷干涸的游泳池里走来走去。万般无奈时,唐达成看出了我的难处,便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告诉了他。唐达成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给我讲述了新闻的五要素,然后仔细地告诉我一篇报道文章写作的起承转合——就这样,我完成了我在《文艺报》的第一篇学徒般的作业,这一幕终生难忘。

第三个师傅是陈丹晨。之所以说陈丹晨是我的师傅,是因为他在我们进行编辑职称考试的时候,既是出题官,也是主考官和判卷老师。那个时候,有一批从兵团、农村、军旅回京的年轻人进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参加编辑职称考试的应该是七个人,除了我之外,有工农兵大学生李炳银、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李健吾的女儿李维永,还有一个女编辑于建和美编陈新民。陈丹晨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为我们设置考题,在考场监督我们答卷。

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地进行了复习之后,完成了我的师傅陈丹晨给我们布置的第一个《文艺报》的职称考试的作业。我的分数还不错,排在第一,这使我非常开心。具体考试的题目现在已然忘却,毕竟已经经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但这次考试使我的知识结构得以顺利完善。几年后,我到宁夏银川进行西部采访的时候,还为“张贤亮算不算知识分子”写了一篇内参。因为张贤亮要为自己的高级职称补考高中语文,这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滑稽,于是我写下了这篇内参文章,这对当时的张贤亮还真有不小的帮助。

我的文坛师傅们,除了前面说到的三位,还有谢永旺(笔名沐阳)。他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我们这批年轻人刚刚进入《文艺报》的时候,是他给我们布置的阅读任务——先静静地把《文艺报》合订本阅读半个月,然后再进入工作。也正是谢永旺跟我们推心置腹地说道,《文艺报》的岗位很重要,文艺评论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向俄国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一样,以编《祖国纪事》为终生的荣耀,死后要枕着《祖国纪事》安葬。谢永旺举别林斯基的例子,是给我们上了编辑的第一课,所以他也是我心中的师傅。

最后一位师傅应该是冯牧先生了,他当时是《文艺报》的主编,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为人和为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以至于最后我离开《文艺报》,经历中国作协办公厅几年的工作之后,仍然回到了编辑岗位——在《中国作家》担任副主编。那时《中国作家》的主编正是我当年在《文艺报》的老主编冯牧先生。我一直陪伴了他五年,到最后为他送行,还和李迪同志一起编了一本悼念冯牧先生的文集——《远行的冯牧》。冯牧先生在文坛是有口皆碑的好人,我不必多说。他等于在两个时间段充当了我的师傅:一个是《文艺报》十年,一个是《中国作家》五年。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艺报》前期工作的五年是我学习、更新储备知识的特别重要的五年。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时间段,是因为1983年之后,77届和78届的文科大学生们毕业分配进了《文艺报》,新生力量如贺绍俊、潘凯雄、朱辉、赵小明等进入了我们的团队,于是我们由新兵变成了老兵,也由徒弟熬成了师傅——这批受过正规训练的中文系的伙伴们的到来,使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出师了。其实,我从云南进入文艺界时的最初印象,对长者的称呼只有两个字:老师。“老师”和“师傅”之间,我认为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祝世上所有的师傅和老师们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