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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目前看到的《史记》，都写为司马迁著，不过，古代著作的署名情况跟现在很不相同。余嘉锡《古书通例》说：“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这一情况自先秦开始，持续了很久，“汉末人著书，尚不自题姓名”。因此，有个问题可以明确，就是《史记》这本书，起码在司马迁写完之后，是没有自署其名的。

问题来了，《史记》只是司马迁所写，还是也类似上面说的，为不失家法的相续而作？《隋书·经籍志》云：“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唐代《史记索隐》的序也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清代的方苞、俞正燮和近人王国维也都认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史记》的一部分。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则认定：“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盖与尔后班固之袭父者同。”

“班固之袭父”，是说《汉书》完成于班固之手，他承继了父亲班彪的工作而没有说明。因为我们心里早已有个著者署名的印象，《史记》是否继作，无论多么复杂的论证，恐怕都难以完全说服所有人。既然一时说不清楚，那不妨先来看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嘱托——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或许是因为司马迁记下司马谈的遗言，点出了父亲的重要性，所以没人说他“袭父”。这段对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司马谈给出了自己的文化断代。首先选择周公，确定历史的黄金时代。具体到周公的文化贡献，则是在《诗经》的《雅》《颂》中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帝王德性，在《周南》《邵南》中宣扬周、邵的王化之风，在《豳风》中言及周先祖开创事业的艰苦——太王、王季是文王的父祖；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兴起于豳。后稷是尧舜时的农官，也是周的始祖，据说从他开始教民耕种。

厉王和幽王之后就是东西周之交，盛世转换到衰世，司马谈的文化选择是孔子。所谓的“论《诗》《书》”，就是整理传统文献，为后世留下参照标准。不妨节引《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样看，传统经书《诗》《书》《礼》（《乐》）《易》的整理，都跟孔子有直接关系。“作《春秋》”，则是孔子写出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判断，用《孔子世家》的说法：“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接下来，司马谈提到的是获麟这件事。《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锄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麒麟是瑞兽，据说出现时天下太平。孔子作《春秋》就结束在这一年（前 481），史称“绝笔获麟”。自此之后，诸侯互相兼并，史官保存的记载（文中“史记”的意思，并不是指《史记》这本书）流失。《史记·六国年表》序，讲到了流失的原因：“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现在呢，大汉兴起，似乎又来到了一个盛世，作为太史的司马谈，觉得自己应该像孔子一样“修旧起废”，把流失的史官记载重新整理起来。可惜天不假年，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司马迁痛哭流涕，郑重地接下了嘱托，答应父亲将详述先贤（应该包括父亲）编次的历史材料，不使有任何缺漏。

虽然无法最终确定，司马谈有没有写过部分《史记》，更不知道他是否发凡起例，但能够清楚的是，司马谈在遗命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文化断代，也指明了撰述的志向和旨趣，司马迁的应答，表明他清晰地接收到了这一信号。《太史公自序》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或许说明，司马谈在太史的职位上，已经为《史记》的撰述准备了诸多可能条件，司马迁接过太史之职，也就相应接下了这些准备。既给出了撰述的旨趣，又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即便没有给出完整的体例并写出某些篇章，也不妨碍司马谈对《史记》的撰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古代一本书要完整留下来，需要很多幸运，首先是历代朝廷不严厉禁止或焚毁，其次是相关机构不对其有意添加或删改。另外，因为著书不自题姓名，后来者可能会想，我能不能继续写下去呢？还有个问题是，一本书流传了足够长的时间，考虑到从汉到宋还没有普遍的雕版印刷，传抄和规模有限的印刷必然带来的情形是，有些人出于爱好或对自身水平的评估，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去续补一本书可能的缺失或径直更改文章。由此来回观《史记》，司马迁的一部分文章可能没有留下来，有些章节是后人添加或补充，有些篇目中的文字经过后人窜改，部分章节甚至面目全非。

如果相信东汉卫宏《汉旧仪》的说法，司马迁在世的时候，《史记》已经遭到过删削，“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之”。三国时的王肃也说：“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纪有录无书。”以上说法后人表示了怀疑，认为有些篇章没有流传，不过是残缺或失传而已，没有上述那样戏剧性的场面。不过，《史记》确实缺少了一些篇章，班彪就已经明确说，“太史公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无论后来者怎样分判剖析，可以肯定《史记》现在看起来完整的一百三十篇，有些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三国时的张晏，给出了缺失的具体篇目——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颜师古《汉书·司马迁传》注，引用了张晏的这段话后谓：“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意思是说，司马迁的序目中，原本就没有《兵书》，并非亡失。不过，也有人不同意颜师古的意见，《殿本考证》即云：“律之为用，兵其大者，张晏或即以《律书》为《兵书》，未可知也。”至于这十篇究竟是否佚失，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经过周密考证，认为：“《太史公书》（按：即《史记》）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著于《七略》，载于本传，而张晏复胪举其篇目。其事至为明白，无可疑者。”

既然无法看到当年的事实，余嘉锡凭什么认定十篇作品亡失呢？他分现存的这十篇作品为两类，一类与《史记》全书的撰述体例不合，包括《景帝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一类与他书所载大部分重合，包括《武帝本纪》《礼书》和《乐书》。前一类，拿《景帝本纪》来说，同类型的《高祖本纪》和《文帝本纪》，详细记录了二者在位时的诏书，《景帝本纪》则无，因此“体例显然不同，即此以可知非太史公之笔”。后一类，《武帝本纪》全部截取自《封禅书》，《礼书》杂取《荀子》的《礼论》和《议兵》两篇拼合成文，《乐书》则多半袭自《乐记》，后两者因割裂拼凑，更受到了毫无文法的非议。

这些缺失的部分，自然会吸引爱好者来补写，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汉时的褚少孙。他在自己续补的《三王世家》中说，“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太史公之列传”，可见对《史记》的喜爱程度。褚少孙补写有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都写明了“褚先生曰”，因此很容易辨认。上面亡失的十篇，明确为褚少孙所补的有三篇，即《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也有人认为他还补过《武帝本纪》，不过现在能看到的这篇也不是他的补作。除了这几篇，褚少孙还补充过《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和《滑稽列传》，不过都不是全篇。

对褚少孙续补的部分，后人评价不一。张晏就认为：“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司马贞也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明人张溥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然读其所记景帝、王后、武帝尹、邢两夫人，与梁王、田仁、任安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龟䇿》二传，错综尔雅，状形貌，缀古语，竟有似太史公者。……予为采列独出，使世知龙门而下，扶风而上，尚有褚生，以当史家小山云。”所谓小山，是指类似小雅的辞赋。史家小山，说的是褚少孙能模拟司马迁之风，因相似而有自身存在的理由。

除了褚少孙续补的部分，现存《史记》中还有不少内容是后人增窜的，也即古人读书时的批注或抄录的资料窜入了正文，《秦始皇本纪》《乐书》《孔子世家》《郦生陆贾列传》等十篇，就有这类现象。还有一种则是没有读懂而附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内容，比如《历书》，就有人在司马迁给出的公式里添加了年号，以致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后文详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能够看到的《史记》，司马迁写下的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对一本作者命途多舛、篇幅如此巨大的古书来说，已经足够幸运了对吧？

三

跟现在把序放在书前不同，古人写完一本书，通常会在最后写一篇序，谈谈写作的义旨，讲讲全书结构或目次安排。吕思勉说：“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序》，《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例，可谓兼此二义。”所谓“作书之由”，是书写的义旨。所谓“逐篇为之叙例”，就是结构或目次。义旨问题后面说，先来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怎么规划《史记》的结构和起讫——

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史记》分为五部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列传最后一篇，即全书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既是司马迁父子的传记，也是关于《史记》的总结性文字。

“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表明《史记》记事的起点是黄帝，结束是书写的当时。起讫问题，《自序》还有另外两种不同的说法。“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文中的陶唐，就是尧，他先封于陶，后封于唐，故称陶唐。所谓的“麟止”，是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这一年汉武帝至雍获麟。太初是汉武帝的年号，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据此，《史记》起始点定在黄帝，应无疑问。《史记》的下限，除了上面三种说法，还有讫于天汉（前100—前97）、讫于武帝之末（武帝于前87年去世）和讫于征和三年（前90）等不同的推测，目前较多人接受的，是讫于太初的说法。

五部分之中，首先是本纪，共十二篇，分别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本纪以人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人为统系，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历史上的重要活动。从黄帝到太初，三千多年的历史却只有十二本纪，自然只能提纲挈领。吴见思《史记论文》说：“本纪之体，是诸传之提纲，故挨年逐月，一路叙去，用花巧不得，止看其叙法之简净，安放之妥当而已。”本纪是全书的提纲，因此需用简净的笔法记下最要紧的事，枝枝节节的问题，不在本纪的记述之列。

其次是十表，分别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从目录可以看出，表就是用表格的形式罗列某一时期的史事或人物。现在人们很少读十表，但十表的作用其实很大，能够补充纪传的不足。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史记》作十表……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

再次是八书，分别是《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史记索隐》云，“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所谓国家大体，用现在的话，也可以称作制度。八书的每一篇都讲一个国家制度相关的大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司马迁不但写到了这些制度，还写出了这些制度的变化过程。

或许可以这样说，本纪是历史的经线，十表是历史的纬线，八书是历史的骨骼。有了这三者，三千年的历史大体，已经勾勒出来。

除了上面三部分，剩下的就是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了。这两部分是《史记》数量上的主体，占全书大半。照司马迁的说法，世家主要记的是“辅拂股肱之臣”，主体是诸侯列国之事，自《吴太伯世家》起，至《三王世家》止。列传主要记载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列传开头是《伯夷列传》，末尾是《货殖列传》和《太史公自序》。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大都出自列传。有了这两部分，《史记》就不只有严密的框架，而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了。

    （全文详见《江南》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