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履道的论战
1930年11月，胡适从上海搬到北平，次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之职。胡适这一阶段的主要学术兴趣，是《醒世姻缘传》的研究，他想证明此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蒲松龄。完成这个题目，首先要考证蒲松龄的生卒年。
蒲松龄的享年，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76岁说。这个说法见于乾隆时期的《国朝山左诗钞》，其中引用了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文中说他“卒年七十有六”；一种是86岁说，见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蒲松龄文集（石印本），其中也收录了蒲氏墓表，但引文却是“享年八十有六”。两种观点都认可蒲松龄去世于1715年，分歧之处只是他的出生年。鲁迅采用了后一种说法，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蒲松龄“年八十六（1630-1715）”，依据的可能就是这类石印本。
对86岁说，胡适从直觉上是怀疑的。为了辨伪，他准备了三种版本的《聊斋全集》，一种是北大学生、蒲松龄的同乡马立勋的淄川抄本（马本），一种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清华本），第三种是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
接下来，胡适开始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助手罗尔纲等人的协助下，胡适使用“诗史互证法”，从蒲松龄《降辰哭母》中的“庚辰年”，推断出他出生于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又使用“反证法”，即蒲松龄妻子生于1643年，蒲氏11岁时与她订立婚约，如果蒲松龄生于1630年，则订婚时为1641年，他的妻子尚未出生，这显然不可能。两个证据同时证明：蒲松龄享年76岁。
至于石印本中《八十抒怀》《己未除夕》等诗，似乎说明蒲松龄的卒年超过80岁。胡适进行了更大胆的假设：这些诗是后人托古伪作。他和助手比较了三种本子篇目的异同，对可疑诗作抽丝剥茧，寻找出处。最终得出结论：“有不知名的文人，抄袭了《聊斋志异》的文字和注文，并依据了张元所作《蒲先生墓表》的误字，捏造了蒲松龄和他的朋友们唱和的诗若干首……冒充《聊斋诗集》，石印贩卖，诈欺取财，证据确凿。”
胡适对这次考证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很满意，于1931年9月5日将其写成《辨伪举例》，发表于《新月》第四卷第一号，后来改题为《蒲松龄的生年考》，收入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等书中。
四年后，1935年7月29日和30日，《北平晨报》艺圃副刊，突然连续两天刊登了署名“履道”的《蒲松龄死年辨》，文章认为蒲松龄的卒年应为86岁，胡适《辨伪举例》一文中，蒲松龄生年考主张七十六岁之说是错的。
履道依据的材料也是市面上流传的石印本，论证过程没有什么新意，依然是墓表中“享年八十有六”的说法，以及《八十抒怀》《己未除夕》等诗。但此人在考证中犯了一个严重的常识性错误。这在后面再说。
《北平晨报》艺圃副刊的编辑“闲人”，是书画家于非闇（1889-1959）的雅号，他以公开包容的态度办副刊，对作者一视同仁，“无论识不识，无论所持的理由如何，总想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予以发表”。而且除非是熟识的作者，才偶改一两字，否则一字不改。对于履道的《蒲松龄死年辨》，他将原样登了出来。
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经常阅读《北平晨报》等本地报纸。一天，他翻到艺圃副刊，当他看到这位连真实姓名也不署的作者，质疑他最为看重的一项学术成果时，胡适也顾不上风度，直接骂起来：“荒谬！捏造证据，欺诈钱财，不可饶恕！”他当即写了一封致报社社长陈博生的信，寄给艺圃版的编辑闲人，并附上自己的旧文《辨伪举例》。
胡适的信，指出了履道一文存在的两大问题：
一是常识错误。履道写道：“蒲松龄既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为八十六岁。”崇祯十三年为1640年，康熙五十四年为1715年，两者相减，得到虚岁76岁，并非他说的“正为八十六岁”。不知道他是不掌握纪年转换的方法，还是在数学计算时马虎大意了？
二是材料是“捏造”的。胡适连用了五个“他捏造出”，指出履道使用的材料，包括汤望撰墓表、乾隆二十八年《聊斋文集》、蒲松龄年谱、别集、外集等五种，全部是不存在的。
此外，胡适还抛出了一个重磅证据：蒲松龄的墓表依然完好地立在墓前，淄川学者路大荒曾前往拓印，寄了一份给他，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六。”胡适认为，“八十六岁是错的，现在已毫无可疑了。”
单就学术讨论来说，摆出这些硬证据，已经可以就此打住了。但胡适没有止于就事论事，开始在文章中宣泄自己的情绪。他指责作者用捏造的材料、拙劣的考证方法，得出了荒谬的结论，目的一是要诈骗报社的稿费，二是毁坏胡适在考据上的学术声誉。这些操作，让人不能不觉得他有“耍大牌”之嫌。
编辑闲人在8月5日的《北平晨报》中，以《谢谢胡先生》为题，用自嘲的笔调，向胡适道了歉，还对胡适表示感谢：“我这‘艺圃’，蒙胡先生这样的重视，这是我毕生引为最大的荣幸！”
回顾第一轮论战，胡适在方式方法上存在两个瑕疵：一是对编辑和作者进行了人身攻击；二是过于武断地判定对方引用的文献是捏造的。
履道对胡适的指责，并不服气。针对胡适的驳斥，他又写了一篇《蒲松龄死年辨之答辩》。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篇答辩文，履道其实是避实就虚的。他没有正面回答1715减去1640何以等于86这个核心问题，而是从细枝末节，比如引用的文献是否真实存在上，对胡适进行了回应。
答辩文分三次于8月17日刊登完毕，不出所料又被胡适读到了。胡适很快写就一封回信，并刊登在8月21日的《北平晨报》上。
《北平晨报》乐见这场论战继续下去，于是在刊登《胡适先生的一封信》时，又加了“蒲松龄死年辨之论战”的栏目标题。胡适在信中，对履道的答辩一一批驳，为了增加说服力，他还将蒲松龄墓表的拓本寄给了报社，请他们亲自验证。
名人胡适两次出马，这场论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读者和媒体人在否定履道的观点的同时，也对胡适言语尖刻、自恃学术地位攻击他人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8月23日，读者邵恒修在《蒲松龄死年辨之商榷》一文中说：“履道先生（的考证）矛盾丛生，不能自圆其说；（第二次答辩）更是毫无意义。”接着笔锋一转，赞扬了履道勇于探究学术问题的精神：“没有疑问，便没有研究讨论，也就没有进步可言了。”题外话很明显：任何人都有权提出不同观点，胡适不应该压制争论。
远在上海的《晶报》也参与进来，对胡适的批评很直接：“胡适之先生中年以后，学术思想渐不猛进。”《晶报》最后还指摘胡适：“动辄以欺诈取财污人，殊有失学者之态度耳！”
《北平晨报》于8月30日登出了履道的《蒲松龄死年辨之再答辩》，依然是对枝节问题的拉扯；8月31日和9月2日，又刊发了“观战者”惟廉的《蒲战的分析观》，看热闹的越来越多。
此时，明眼人已能看出，蒲松龄生卒年问题，已从学术之辩，演变为意气之争，再争论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这时，劝和者出场了，他就是胡适的好朋友、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政治学系教授陶希圣。
9月6日，《北平晨报》刊登了陶希圣的《蒲年论战的旁观人语》，建议双方多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和文笔，至于他多活十年、少活十年，并不是最要紧的，何必花这么大的精力。最终，这篇文章为这场持续了40天，仅《北平晨报》就刊登多达10篇相关文章的“蒲年论战”画上了休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