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鲁迅《野草》起笔创作一百周年。遥想一九二四年，鲁迅在特殊的心境中写下一系列特殊的文章，最后汇集成一册出版，为中国散文诗创作开了先河，更为后人留下无尽的追寻、研究话题，实是一大奇观。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初，甚至在它们结集成书出版之时，没有人想到它们会有如此强劲的力量，成为鲁迅研究中重要的课题，而且更是难题。

说《野草》是一部奇书，那是有多方面因素构成和促成的。即使我们只取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去看，里边也一样有说不完的话。

去年以来，我时常会读到郜元宝教授的关于《野草》的专题论文。他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和深入的探究，追寻鲁迅《野草》诸篇所用“外典”的始末，即《野草》是如何“采取异域典故”，体现了鲁迅的哪些创作意图，鲁迅如何对之进行改造，以及与原创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他曾在概论性的文章《再谈〈野草〉“外典”》中总结出鲁迅《野草》使用“外典”的几种方法，或曰几个特点。一是务求化远为近，化难为易；二是在其他文体的作品中反复咀嚼“外典”，消除其生僻性；三是充分发挥、扩充或改写“外典”丰富细节与生动意象；四是将“外典”本来的散文化语言转换成诗化“骈体语”；五是鲁迅的引用并非引经据典式掉书袋，而是直取其意，不与其他知识过多关联。

我认真学习并体会这些看法，觉得每一条都既出于阅读所得，又多启人思智之处，很有说服力。我于是联想到自己三年前写作《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时，也用一小节谈论了《野草》与外国文学之关系。对比之下，甚觉自己粗浅而不成学问，只不过是扫描式地将一知半解罗列一番而已。

文章之用，各不相同。我突然很想把自己关于这一话题的感想拿出来，与恰好面对这本刊物的读者朋友做一交流。无论如何，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化用外国文学及哲学的典故，实在也是百年前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比较集中的先例，而且启示是多方面的。让我们在阅读中细细品味、慢慢体会、认真探究吧。

鲁迅一生中，注定会有一部《野草》。这决定于他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决定于作为诗人的鲁迅无与伦比的思想。《野草》显然不止具有文学的意义，也不止具有认识现实的价值。的确，《野草》里还有哲学。这当然不是哲学家的观点汇集，而是一个文学家不可抑止的思想折射，是非凡的思想投影在文学之中，使其承载深重的哲学意味的结果。《野草》里的哲学，特别与同时代或再早半个世纪的西方现代哲学具有某种暗合。是的，比起影响，我更愿意说是暗合，几乎是在时间、空间的隔膜中在精神上的呼应。

分析《野草》，存在主义是不可绕开的话题。把《野草》同存在主义相联系的合理性在于，存在主义不是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它甚至是以反对体系而出现的。并且，存在主义哲学是所有哲学里最具文学性的，因为它极度强调个人，每一个思想者都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谈论世界和宇宙。存在主义哲学家里几乎是以文学家为主力阵容。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有时是寓言，有时是散文，即使深奥的论述中，也充满了个性化的感悟和体验。他的《哲学寓言集》同时可以看作是一部“文学寓言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样也是一部散文诗集与寓言集的杂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几乎是“背对背”地与克尔凯郭尔共同成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人物。二十世纪以后的存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萨特以及加缪，首先或最主要是文学家。

存在主义并非是一个哲学流派，它事实上是现代思潮最典型、最集中的代名词，凡是具有类同思想的思想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可以划入存在主义阵营当中。以文学家为例，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王尔德等，都有与存在主义相接近处，或被认为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存在主义者个体之间的差异，甚至不比他们的共同点少。“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它标志着反抗传统哲学的种种逆流，而这些逆流本身又殊为分歧。”“存在主义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学派，也不可以归属于任何一种主义。”（考夫曼《存在主义》前言）

这种开放性的解释，也让我们不能完全掌握和描述存在主义的全景找到了安慰的理由，或也为自主解读它找到了合理的根据。

存在主义是最具文学性的哲学。鲁迅可以说是介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早期的文言论文就已经涉及了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鲁迅对这些人物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由衷感叹“他太伟大了”。这伟大，却是另外一重意义上的心灵感应。“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九二九年，鲁迅回到北京，探望在西山养病的韦素园，其中写道，韦素园的屋里，“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忆韦素园君》）感应随时而至。他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可以说，对其文学创作，尤其是拷问灵魂之深的尖锐与残酷，具有深切的认同。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谈到沉钟社的青年作家时，鲁迅感慨道：在这些青年身上，“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v)们所安排的。”事实上，这些“‘世纪末’的果汁”，在鲁迅那里也一度成为精神上的滋养。《我和〈语丝〉的始终》里就说过：“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这受尼采影响而“挤出”并发表在《语丝》上的文章，应是指《野草》。

讨论《野草》同这些文学家抑或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讨论《野草》诸篇与其本事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个不得不谈又非常危险的话题。竹内好认为，《野草》里许多作品是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述和对现实事件的想法。但同样重要的是，即使离开这些实事，这些作品仍然是可以鉴赏的。依此观点，我以为，《野草》与外国作家，尤其是与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既受其启发、影响而创作，但同时必须强调，《野草》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暗合，一种思想上的呼应，一种观念上的靠拢。即使没有这些影响，同样会有《野草》的爆发。这就好比是《狂人日记》的诞生与“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属于同理。

在此前提下，谨慎探讨《野草》与存在主义诸家之间的相似度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记住，《野草》是“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生长出来的，这“地面”只属于鲁迅身处的现实，而非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观念世界。

在早前的述说中已经谈到，鲁迅一九一九年写下的《自言自语》里有一篇《古城》，故事的基本元素是鲁迅的构思，但主题的揭示中让人想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寓言《末日的欢呼》，即一个小丑的真话被自以为是的观众当成笑话，并在这笑话中毁灭。《野草》里两篇“复仇”主题的作品都包含了这样的内涵，《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同样接近。

在屠格涅夫、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当中，的确可以看到《野草》的倒影。语言的诗意化程度我们无法借助翻译作品比较，但一些意象却惊人地相似。不妨略举几例。

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里，我们读出这样的意象：《乞丐》。“我”在街上走，却有乞丐尾随不止，可惜“我”口袋里并无分文，只能握着乞丐的手向其道歉，没想到，乞丐的回答却是：“我谢谢你这个——这也是周济啊，兄弟。”乞丐得到了“虚无”，然而这“虚无”并非毫无意义。这让人联想到鲁迅的《求乞者》。然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求乞者》完全是另一种更复杂的格调。得到“虚无”的不是求乞者，而是“我”。“我”之所以得到虚无，是不愿意苟合、就范套路式的求乞法，“我”以抵抗求乞的姿态求乞。“我”注定只能得到“虚无”，然而“我”就甘愿这样。证明不按套路求乞注定一无所获，同时也就证明了求乞者的行为的确就是套路而已。因此，不是“我”“只能”得到“虚无”，而是“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屠格涅夫描绘了一种可感的、独特的画面，鲁迅则似乎用几笔“穷尽”了求乞的“格式”。

屠格涅夫的《世界的末日•一个梦》，“我”在梦里看见一个旷野中的土屋，很多人一起承受着海水漫涨的末日惊恐。梦中，“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就醒了。”《野草》的“梦七篇”，也多有因尴尬、惊恐而逃出梦境的收束法。梦见一间土屋里上演的故事，《颓败线的颤动》即是。不同的是，《颓败线的颤动》里的妇人，从土屋走出，在旷野里昂然而立。鲁迅在这里以极度的夸张和诗意，传递出一种绝望中的决绝。屠格涅夫的《蠢人》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他被人公认为没有头脑的人，他为此烦恼。然而他却以不顾一切的态度，否定一切的行为，竟然赢得了世人的称赞，青年人的追捧。于是得出“蠢人们只有在胆小的人中间才走运”。《野草》里的《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颇似。不过，“哈哈”论的处世哲学，奴才的生存法则及奴隶本性，才是鲁迅为直面现实而要揭示的。

再来看波特莱尔。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里，“老妇人”是最常见的意象，见于《老妇人的绝望》《窗户》《寡妇》等。通过这些人物，诗人表达了一种悲哀、悲凉、绝望，“孩子不听话，自私，没有温情也没有耐心”，被人厌恶，遭人遗弃。《颓败线的颤动》也是以梦境中所见，展开了一个妇人一生的命运，但她仍然以最后的力量走出土屋，以“颓败线的颤动”做最后的反抗。她因此甚至变得高大，而且藐视那些抛在身后的“冷骂和毒笑”。《狗和香水瓶》是“我”和狗的对话，是人对狗的本性的怒斥。《野草》里的《狗的驳诘》，则是鲁迅少有的狗将人逼迫到尴尬境地甚至逃出梦境的描写。如果说鲁迅杂文里的狗都是势利的化身，散文诗里的狗却对为人之“我”做了不紧不慢的讥讽。

鲁迅发表《野草》前后，《语丝》即发表过波特莱尔的几则散文诗《窗户》《狗和香水瓶》（发表时题为《狗和小瓶》）《谁是真的？》等。我以为，《窗户》借在梦境中看到一间屋子，在这屋子里，叙述者想象了居于其中的一个老妇人的悲苦命运。再加上屠格涅夫的《世界的末日•一个梦》，这些散文诗给过鲁迅以创作的启发是极有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里几乎以小说笔法加强了故事的长度，以两个梦延续叙事，以散文诗的诗意，跳跃式地夸张描写了妇女一生的命运。这大大提升了这篇作品的原创性。屠氏、波氏以及鲁迅的三篇作品，可谓是各美其美，各有令人称奇处。

其实，比艺术技巧上的启发更值得探讨的，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在面对不同现实境遇中做出的各自独立的选择。审美观相近的艺术家，意象的选择也会重叠。比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里有一首诗叫作《猫头鹰》，“黑夜”“沉思”“忧郁”以及对“智者”的训诫，与鲁迅对猫头鹰的定位颇有近似处。而一首《虚无的滋味》，借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表达了一种绝望处倍感虚无的心情。这又让人联想到鲁迅在《希望》里所借用的意象。那是来自裴多菲的一匹“病马”，意味很是相近。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鲁迅做了独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诗意凝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它不像波特莱尔式的全然悲哀，也远比裴多菲看似并不惊人的句子超拔。

再来看尼采。仅举《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一首《夜歌》，仅就列举一下其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就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散文诗的味道。“这是夜”“我是光明，啊，但愿我是黑夜！”“复仇，出自我的充盈、诡谲”“我的眼睛不再为求乞者的羞耻而流泪”“寒冰环绕着我，我的手因严寒而焦灼”……这些密集的意象，让人想起《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死火》，等等。鲁迅或称《野草》有着阅读尼采的“余波”，正如同自述小说创作的缘起是怠慢了外国小说的译介一样，既是一种实情透露，更是一种自谦之词。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分明读到的是一颗热烈的心，看到的是“眶外的眼泪”。《呐喊》是这样，《野草》也是这样，“拿来主义”的态度决定了“野草”只能生长在中国的旷野之上。

鲁迅最入心的文学家应该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野草》的具体篇章未必能到陀氏作品里找寻到对位，但精神上的认同时时会体现在作品当中。比如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有时给人感觉仿佛就是在评价《野草》。“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陀斯妥夫斯基的事》）。这是时空相隔也无法阻止的知音，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克尔凯郭尔时空相隔却互为知音一样。一八八一年去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文学精神，他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对灵魂的拷问，他冷到极致的火焰般的热情，在一八八一年出生的鲁迅身上得以“续命”。而且他们在最鲜明的差异性上同样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骨子里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作家。不可想象他在俄罗斯之外。根据他可以猜透俄罗斯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映了俄罗斯所有的精神矛盾，所有的悖论。”（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鲁迅，他对中国、中国人的“火的冰”的热情，对“国民性”的剖析，早已被一代代中国人读懂，并凝结在送给他的至高荣誉里：“民族魂”。

分析《野草》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拿具体的作品、具体的描写去“对位”比较，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不符合鲁迅与这些哲学家、文学家关系的复杂情形。但这似乎又是一个必需的途径。就如同分析《野草》与本事之间的关联一样，不强调就会被淡忘，强调过度就会使理解偏于世俗化甚至变成另一种偏颇。说到这里，我特别认同郭宏安在翻译完波特莱尔（郭译作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后所做的“后记”。他谈到《恶之花》的现实主义成分，认为其“能够抓住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于准确生动的描绘中施以语言的魔力，使之蒙上一重超自然的色彩”。他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成分在作品中“并不是可以析离使之孤立存在的，为了进行观察，它只能被保存在批评家的冰箱里。我们可以感到它，甚至可以抓住它，然而一当我们把它放在正常的阅读环境中时，它就可能变得不纯了，或被异质的成分侵入，或消散在左邻右舍之中”。《野草》中的本事情形也正如此。即使是《野草》同诸如存在主义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些“‘世纪末’的果汁”是如何融化在中国现代散文诗艺术的“大餐”当中的，才应该是评论《野草》与其关系时的切入点。最后，我仍然想借用郭宏安评价《恶之花》的艺术性时的描述，来为我这一节的浅显表达做一小结。虽然未必是完全的精准对位，但已颇有神似之感。“它承上启下，瞻前顾后，因继承而根深叶茂，显得丰腴；因创新而色浓香远，显得深沉；因所蓄甚厚，开掘很深，终能别开生面，显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恰似一面魔镜，摄入浅近而映出深远，令人有执阿莉阿德尼线而入迷宫之感。”

“魔镜”“迷宫”，这也的确是《野草》创造出的情境，以至它本身就是一面变幻无穷的“魔镜”，一个深不可测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