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天津版《大公报》停刊
1935年末，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梁从诫编《林徽因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书信》第160页）：
二哥：
怎么了？《大公报》到底被收拾，真叫人生气！有办法否？
昨晚我们这里忽收到两份怪报，名叫《亚洲民报》，篇幅大极，似乎内中还有文艺副刊，是大规模的组织，且有计划的，看情形似乎要《大公报》永远关门。气糊涂了我！社论看了叫人毛发能倒竖。我只希望是我神经过敏。
这日子如何“打发”？我们这国民连骨头都腐了！有消息请告一二。
徽因
林徽因所说的《大公报》，指天津版《大公报》，该报的文艺副刊当时由沈从文主编，林徽因在文艺副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还和梁思成一起为文艺副刊设计过刊头图案。关于此事，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谱》说：“11月21日，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报》，用另出《联合亚洲先驱报》代替。林徽因接赠阅的该报和约稿信，还听说大约有五十个中国人还在为该报工作，乃愤怒责问：‘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陈学勇《林徽因年谱》，见《林徽因寻真》，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222页）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表〉补》（见《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中也有相同的文字，但是《〈林徽因年表〉补》并没有引用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而《林徽因年谱》引用了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从而让读者感觉此信为其立论之依据。
曹汛的《林徽因先生年谱》亦云：“11月21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停刊，日本人办起《亚洲民报》。徽因得知后写信给沈从文，对日人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曹汛《林徽因先生年谱》，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第108页）两人都说天津版《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停刊，但曹汛说日本人办的是《亚洲民报》，和陈学勇所说《联合亚洲先驱报》判然有别。
这些说法，颇值得考究。第一，细读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看情形似乎要《大公报》永远关门”，这种口气表明天津版《大公报》并没有关门，只是似乎、将要“永远关门”的意思。第二，日寇出版的什么报？是《联合亚洲先驱报》还是《亚洲民报》，抑或两份都出？第三，林徽因接《联合亚洲先驱报》的约稿信，以及“大约有五十个中国人还在为该报工作”云云，到底是怎么回事，出处何在？
经笔者反复查证，得出如下结论：
一、天津版《大公报》在1935年11月21日并未停刊。12月8日，天津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林徽因的文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12月9日，天津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萧乾的剧评《〈财狂〉之演出》。如果该报于11月21日停刊，怎么还能在12月8日和12月9日刊登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材料均被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谱》引用，载于“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报》”之后，不知为何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
1935年，日寇尚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没有完全掌控天津，当时日寇是否发布过停刊令，姑且存疑；天津版《大公报》直到1937年8月5日才正式停刊。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平津，1937年7月28日晚，日军开始进攻天津，天津的对外交通中断，天津版《大公报》只能在市里发行。7月30日，上海版《大公报》发表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指出“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通知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1937年7月30日上海版《大公报》，第2版）同日，天津沦陷。天津版《大公报》于8月5日停刊，实属无奈之举，其主因并非由于日寇下令，而是因为天津沦陷，被“外国军事占领”，天津版《大公报》自行停刊，表现出堂堂正气。
故日寇在1935年11月下令停刊天津版《大公报》的说法，是误解，误解的来源，当为对林徽因给沈从文信的误读。
二、1935年12期《国光杂志》发表了署名“清虚”的文章，题目是“‘亚洲民报’进一言：对一班出卖祖国的人们的总劝告”，文章说：“前天看到了一份北平新出的《亚洲民报》，是12月1日才发刊的，每天四张，规模颇不算小。”文尾注明“廿四年十二月十日写于长沙”。（《国光杂志》1935年12期，第45页至第51页）
1936年4月19日，《金刚钻》发表了署名“跃马”的文章，题目是“包世杰在平办《亚洲民报》”，文章指出：“北平方面有一产生不久之《亚洲民报》，主持人为服务外交部之包世杰，包以冯玉祥主持西北军时代，一度任包头方面之交涉员，殆与冯系略有姻缘，惟其人媚外性成，鲜顾廉耻，当土肥原在平津活动时，包丐士氏向平津当局请求拨款办报，以鼓吹中日亲善，土肥原许之，因致函是时之河北政府主席商震，请助包以办报经费：开办费一次为五万元，以后每月经常费为七千元，商氏为睦邻起见，即许给予开办费二万五千元，以后每月经常费二千元。包得款后，即在东交民巷创立《亚洲民报》，以提倡东亚民族共存共荣为标榜，而字里行间，乃充满汉奸气息。及商震调豫继任冀省府主席者为宋哲元，宋对亲邻之义，尤为了解，故于该报每月经常费，增给一千元，每月共给三千元，包于是大喜，近特将该报迁后细瓦厂，扩大范围，日出三大张。此外殷逆汝耕对该报亦予援助，该报殆俨然为华北汉奸宣传之机关矣。”
此文叙述了《亚洲民报》主持人包世杰的身份背景、办报过程、经费来源等，揭示了该报的汉奸气息。综合两篇文章的内容，可知林徽因愤慨、“气糊涂了”的原因，以及《亚洲民报》创刊于1935年12月1日，并非日本人所办，而是汉奸的卖国行径。
三、至于林徽因给沈从文信的作期，《林徽因集》等均称11月下旬。既然《亚洲民报》是12月1日创刊的，林徽因不可能在11月下旬读到该报。信中说“昨晚我们这里忽收到两份怪报，名叫《亚洲民报》”，显然这两份报都是《亚洲民报》，应该是不同日期的报，也就是说，至少已刊出两期。因此，这封信的作期决不可能为11月下旬，应定为12月上旬较允当。
笔者又核查了《联合亚洲先驱报》的情况，“全国报刊索引”显示“0个检索结果”，百度上也查不到此报，不知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报纸，甚至有没有这份报纸，也未可知。
另外，笔者查询了提及停刊天津《大公报》、用另出《联合亚洲先驱报》代替的著作，共四部，即林与舟编著的《梁思成的山河岁月》（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李喜所、胡志刚的《梁思成的前世今生》（东方出版社，2010年1月），林与舟编著的《建筑宗师：梁思成》（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邵丽坤、朱丹红的《一念花开锁清思——林徽因》（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都是通俗读物，出版时间均晚于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谱》，更晚于其《〈林徽因年表〉补》。这四部著作有关停刊天津《大公报》、用另出《联合亚洲先驱报》代替的话语，与陈学勇基本一致，只是在表述上略作变异。
综上所述，“日寇下令停刊天津《大公报》、用另出《联合亚洲先驱报》代替”之说，源头为陈学勇的《〈林徽因年表〉补》，不知其说依据何在。笔者以为，前一句的下令停刊已不符事实，后一句的“代替说”很有可能出自坊间传闻。其实企图“要《大公报》永远关门”的，只有一份报纸，那就是充满汉奸气息的《亚洲民报》。当然，狼子野心未遂。
而对“林徽因接《联合亚洲先驱报》约稿”之说，既然这份报纸的相关信息无从知晓，又何来约稿？何况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只说“收到两份怪报”，并未提及约稿之事。“还听说大约有五十个中国人还在为该报工作”，更不知出处何在，依据何在。
曹汛的《林徽因先生年谱》把停刊与《亚洲民报》扯到一起，半真半假。可能是作者查不到所谓的《联合亚洲先驱报》，却看见了《亚洲民报》，加之错解林徽因给沈从文信的内容，于是得出“《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停刊，日本人办起《亚洲民报》”的结论。作者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没有深入研究，以致出现误读与“嫁接”。
总之，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充满民族大义，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值得赞扬。但错解此信本意，偏离基本事实，并非学人作为。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即史料为基准，史料的真实性是历史科学性的保证，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该下的“笨功夫”必须下，勿使的“小聪明”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