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3月10日，恰逢金庸先生百年诞辰。作为武侠文学的集大成者，金庸先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的作品是一部丰富的中国文化史，带给几代国人乃至海外华人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为纪念金庸先生，我们特选取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潘耀明先生著作《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中《手迹之外一章：我与金庸》一文，从中一窥“一代武学大师”创办《明报》、作为报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编者

武侠世界之外的金庸

我是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月》拢共二十七年，那是处于20世纪之末21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月》，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20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除了他于《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少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大抵过了约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粗略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向他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揭橥的“独立、自由、宽容”的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了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金庸与作者潘耀明的合影（潘耀明供图）

查先生在香港1997年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没有查先生主持大局，市面上频频传出对明报集团不利的消息，加上经营失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很快被震散，差点成为孤儿。还幸马来西亚的殷商张晓卿先生见义勇为，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刻苦经营，使她重入轨道。当然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了。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他单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都运筹帷幄，兴致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瓶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纯饮式的。查先生每次的约晤，大都安排在黄昏时段。他往往先让秘书打电话来，表示我如得空，让我过去他的办公室聊聊。我从柴湾的明报大厦到他办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查先生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偌大的书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两边是从墙脚到天花板、排列整齐的一排排书柜；其余的尽是大幅的落地玻璃。从玻璃幕墙透视，一色的海天景观，可以俯览维多利亚港和偶尔划过的点点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轮。

那当儿，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写出来，对原来宏图大计也意兴阑珊，我只能做一点文书工作，因给合约绾住，令我进退维谷。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后，1996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报月刊》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办《明报月刊》，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三年！《明报月刊》是金庸亲手创办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他。《明报月刊》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她存在的价值。但是金庸对她却情有独钟。当我返回《明报月刊》当主编后，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他都让《明报月刊》独家披载。世纪之交，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缝隙，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明河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与金庸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于辞令，以上迸出的几句话，相信是肺腑之言。

97版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金庸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即使这样，金庸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金庸的字条管理”是明报企业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条，都是浅白易懂、言简意赅的，好比后来所有《明报》的管理层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可视作办刊物的秘诀。《明报》评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坏，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图”的标准，为此，金庸亲自做进一步阐释：短：文字应短，简捷，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快：金庸初提“快”字，后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选稿的标准，以二十四个字为依据：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以上用稿标准，虽然他原先是针对《明报》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为明报编辑选稿的标准了。金庸自己对文字的东西，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记得我开始编《明报月刊》时，收过他两三次字条，大抵是他翻阅《明报月刊》时，发现哪一篇文章有误，诸如题目不达意，哪一页有若干异体字，哪一处标点符号不当⋯⋯每当收到金庸字条，编辑部的同事都格外紧张。所以在校稿时特别用心。迄今，《明报月刊》每篇文章，要求有五个校次，尽量做到少出错，甚至零错字。这都是金庸择善固执的优良传统。

90版电影《笑傲江湖》剧照

金庸的博识，与他喜欢阅读有关。陪金庸出游，他每到机场，往往趁余暇的时间，要我陪他去逛机场书店。1995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创价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头衔，来回程经东京机场，他都乘空寻隙去逛书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还谙懂日文、法文，他在机场书店一站就大半句钟，拣到一本好书，如狩猎者猎到猎物，喜上眉梢。金庸除了办公室书多，他在山边的复式寓所，上层近三百平方米，其三幅墙都做了书架，触目是琳琅满目的书海，置身其间，大有“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北城”之豪情胜慨！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的，这与他的博览群书、渊博的学问、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其实，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从之获益良多的老师！

（文章首发于《新民晚报》“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