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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诞辰百年|从求不得到寻不见——金庸离去的背影
来源:澎湃新闻 | 吴昊  2024年03月07日09:17

1955年,当查良镛首次使用“金庸”的名号,在《大公报》上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今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他会塑造一个浩瀚的“武侠宇宙”,这种依托于历史发展脉络的武侠小说,甫一问世便成为了毫无争议的“正典”。当同为一时瑜亮的温瑞安、古龙、梁羽生们都渐渐淡出读者、观众的视野,金庸武侠独特的连续性,恰当的影视改编难度以及特有的大众亲和性,却最终缔造了华人武侠的一段传奇,提武侠绕不开他,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无数的后起之秀折戟于朝圣之路,以至于金庸的谢世在媒体口中犹如一个时代的告别。如果说篮球、足球这种竞技体育项目中的“GOAT”存在争议,各种粉丝争论不休,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金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对于“90后”而言,儿时的电视荧幕是一种奢侈的娱乐资源,相对于彼时国产影视剧中的《孽债》《过把瘾》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引入内地的香港武侠剧无疑更受当时孩子们的欢迎。在琼瑶剧尚停留于苦情桥段时,这个曾在父辈书架上看到的名字——金庸,已经把我们带回到了中国古代某一具体朝代中,在某种意义上,金庸的影视化作品做到了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科普,那些繁复却精当的招式名称,一个个鲜活独特的武林门派,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武学奇遇,构成了同代人寒暑假的共同记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拍摄手法以及技术条件确实粗疏,港剧的棚拍千篇一律,“服化道”也略显简单、不如后世的张纪中们,却硬是造就了一种“画面越糊,金庸越强”的观感,我们甚至可以忍受成吨的“五毛特效”,仍旧为金庸剧的精彩而击节叫好。这大约是一种厚古薄今,但这无法掩盖金庸离去后华人武侠小说及其文化的式微。

2006年,北京人徐皓峰写下了纪实性文学作品《逝去的武林》。当时的他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武侠作品日益凋零的时代,他的持续创作接续了金庸武侠的文化脉络,并且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开宗立派,这种冲淡历史背景,富于个人特质的味道,回应了时代对于武侠从辉煌到没落的疑问,我们如何从求不得到寻不见——侠的影子。

《史记》有《游侠列传》,这些“言必行,行必果”的游侠,不仅仅是仗义的男儿,也往往是一方的地头蛇,深受官方的忌惮,在儒家文化与官方合流的历史大趋势下,侠的存在本就是非法的,郭解、剧孟的传奇故事是大门尚未关闭之前的空隙,“义”与“法”的冲突,“官”与“民”的矛盾,这似乎是贯穿于人类文明画卷中的永恒主题。被围追堵截的侠逐渐地消失了,或者说隐藏起来了。但是侠身上的精神却被另一批人接续下来,他们就是士人,韩非所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的对仗关系,虽然彼此都颇有微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精神连结,最为显著的例证莫过于《故事新编》的《铸剑》,为报父母之仇,眉间尺慨然赴死割下头颅交予黑衣人,这位名曰“宴之敖者”的侠客舍生取义,与楚王同归于尽。改编志异故事的鲁迅与故事里的黑衣人完成了一种同构,尽管几千年过去了。

我们再看金庸先生笔下的侠。

他们一般不插手世俗,是一条平行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体系,我们把它叫做“江湖”。在这个看似独立的江湖里,各种规矩都是不成文的,有一种实力至上的味道,各种门派、帮派井水不犯河水,哪怕是所谓正邪不两立也是特定情势下的必须情节。无论“江湖”再怎么血雨腥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关系,是权柄或是秘籍,“江湖”争夺的东西老百姓也不会感兴趣。金庸巧妙地把侠从日常生活里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技法叫做“武”,一练武人就不再是凡俗,所以少林、武当两大名门正派所兼具的宗教意味是必须的,犹如遁入空门,道法自然,他们不再是普通人。

但是人存于世间,哪能不为俗世纷扰所困的?

乔峰于聚贤庄单挑整个武林,尽皆不是对手,何等威风,但当南院大王萧峰想要调停宋辽争端之际,只能以死相逼;郭靖前半生锄强扶弱,退了成吉思汗的提亲,成就了“北侠”的威名,然而肩负守卫襄阳的重任,读者已然知悉了他的悲剧结局。主角们一旦深入红尘,便无法独善其身,遑论配角,他们或因男女纠葛丧魂失魄(梅超风、殷梨亭),或为飘渺的宝座与祖宗而精神错乱(欧阳锋、慕容复)。“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妒着迷”,《难念的经》所言不虚。

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金庸的“江湖”虽然超脱于尘世,但是仍旧根植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而且深深地种下了士人精神般的“感时忧国”,这些“侠之大者”无法彻底放下家国情怀与士子的道义,难怪早年也有武侠迷指摘金庸的武侠不纯粹,不如古龙写意,弥漫在金庸小说中的“求不得”比比皆是,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倾泻而下,我们能感受到古典武侠的浪漫,也能捕捉到时代裹挟下个人的无奈。

但是也只有一个金庸。

无数次的翻拍,各种全新版本的崭新演绎,就连老先生本人也在新世纪多次修改了小说的结局。金庸武侠宇宙的诞生,恰逢香港电影、电视剧的全盛时期,从报刊上的连载,到小说结集出版,从电视剧的拍摄,到一轮又一轮的重播,这一条从文学到影视化的道路被迅速整合,起到了文化炸弹般的效果,可谓前无古人,亦难有来者。这种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读物,与《三体》《流浪地球》这些科幻IP相比,几乎没有任何门槛,亦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术,单凭故事本身就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也就是这种类似独孤求败的效果,使如今的武侠小说以及泛武侠文化显得十分凋敝。如今提及类型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科幻,其次可能是悬疑,而武侠则成为了网络文学的芸芸一支,其中派生出了仙侠等支脉,其密度与数量绝不算少,然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掀起类似金庸般讨论热度的作品几乎绝迹。

然而,还有一个徐皓峰。

如果说金庸作品的普及与井喷是一条由文学到影视的正常道路,那么徐皓峰则似乎恰好相反。虽然2006年《逝去的武林》在非虚构写作的浪潮下已经偶露峥嵘,但是他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晓,必须要提到2013年的电影《一代宗师》,在王家卫的电影水准下,徐皓峰第一次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讲述了自己的武侠世界理念。之后的《道士下山》《刀背藏身》《师父》等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都在有意无意间回应着武侠式微的急迫命题。从影视作品的观影热潮回过头来“反哺”自己的文学创作,这大约也不是徐皓峰个人的本意,而是时代使然。

读徐皓峰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陷入一种迷思——传统武侠是不是已经死亡了。不再故弄玄虚的武学招式,代之以极其传统的师徒相承。不再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代之以人世变迁的日常性。徐皓峰塑造的“江湖”与现实世界,仍有距离,但已经不是金庸的云泥之别。在《逝去的武林》一书中,被访者李仲轩既是形意拳的传人,也是作者本人的长辈——“他属于武行里特殊的一类人,遵师父口唤不能收徒,学的绝在身上。同意写文,他的心理是为他的师父扬名,作为一个不能收徒广大门庭的人,辞世前想报一报师恩。”小说里无所不能的侠客,具化成一位位貌不惊人却隐于世间的武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他们结婚生子,他们如常人一般困扰、迷茫。当一个“江湖”陨落,出现在地表上的是它的残骸,期间也有站起的一些人,这些形象既真实又疏离,但是更接近于常人。

王家卫在回忆《一代宗师》的拍摄时,风趣地表示这个电影拍得很艰辛,因为平常一条片子是不是能过,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但是,这部片子为了真实地还原武学的一招一式,请到了一大批的武林传人,每每是演员费尽工夫,大师们仍在不住摇头,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徐皓峰本酷爱的“机锋对答”,是“面子与里子”这样的精致譬喻。而徐皓峰本人更中意的或许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重塑规矩”。由他自编自导的电影《师父》便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呈现,我们不妨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徐式武侠的一个范本,电影拍摄的一则趣闻是,徐皓峰要求廖凡苦练咏春,但是也约定如果他练得不行,就得另起名字,不能辱没咏春之名。“规矩”的重要意味,可见一斑。

越是需求什么,越是匮乏什么。

当我们能从徐皓峰这里读出武侠的“规矩”时,愈发明白,这种传承自中国古代,光大于金庸的小说类型,已然不存在什么“规矩”了。三生三世,四海八荒,人们不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各种约束,更愿意在繁琐、冗长的文字之外寻找一些快捷的娱乐方法,只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