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钟敬文（1903—2002），原名谭宗，一字静闻。广东海丰人，是享誉中国民间文化界的学术大家。在8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亲手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并在晚年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被学界誉为“民俗学之父”。彭燕郊（1920—2008），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著名诗人，新时期以后醉心出版事业，策划、组织出版了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出版有《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犀牛丛书”及“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等多种，为国内文艺界所瞩目。

钟敬文生前曾深情地对弟子们说，等到“百年”之后，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诗人钟敬文之墓”，斯世足矣！可见钟先生多么钟情和珍视诗词创作。彭燕郊小钟敬文17岁，以诗人身份闻名，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见于《七月》等处，其诗歌创作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最重要的几个时期。两人的交往由诗开始，共同扎根于民间文艺的沃土，高尚的人格则让他们真挚的友谊保持终生。

文字平生信夙缘

钟敬文与彭燕郊结识于1941年的桂林，当年9月2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行茶会，欢迎巴金、田汉、聂绀弩、钟敬文、彭燕郊等来桂作家。后来钟敬文在中山大学（时迁广西境内）执教，时常去桂林游玩、访友，他喜欢彭燕郊的诗，常在学校的黑板上抄写并读给学生们听。20世纪40年代初，桂林的《诗创作》杂志出版有“诗创作丛书”，彭燕郊的诗集《春天——大地的诱惑》列为丛书一种，彭燕郊便推荐钟敬文的诗论集给杂志的主编胡危舟，《诗心》得以面世。1943年，钟敬文给彭燕郊的散文诗集《浪子》作序，题目为《今日的文学与青年——序彭燕郊的散文集〈敲土者〉》，文中称彭燕郊为“我们现在文坛上许多新星中的一颗”。此序因未通过广西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未能印刷在《浪子》书中，后收入《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

1949年，钟敬文和香港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回到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彭燕郊则于第一次文代会后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文学》副刊主编。1950年3月1日，《光明日报》创办《民间文艺》周刊，彭燕郊与钟敬文合编刊物。周刊第一期发表了钟敬文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这份周刊是“解放后报纸所办的唯一的一份民间文艺副刊”（张义德、彭程主编《名人与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98-299页），1950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31期。1951年1月4日，《光明日报》第4版刊登启事：“因为近来本报变更编辑计划，‘民间文艺周刊’暂行停顿。所剩文稿，拟移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除了创刊号上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外，钟敬文和彭燕郊均未在这个周刊上发表署名文章，但以“编者”和“本刊编者”的名义发表了6篇稿件，与读者交流当期周刊的发稿与作者情况，也有像《关于“望夫石故事”的讨论》这样学术交流性质的回复。

《民间文艺》终刊启事上提到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由钟敬文与郭沫若、老舍等筹组，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钟敬文主持日常工作。该会专门从事全国民间文艺的搜集、编辑及研究，出版有《民间文艺集刊》，并编印《民间文艺丛书》。彭燕郊也是民研会的会员。

田野讲坛每留连

离开《民间文艺》周刊后，钟敬文和彭燕郊都更加勤奋地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耕耘。除了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还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教职，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等课程。1950年，钟敬文于国庆前夕完成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对口头文学的优秀价值与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充分论述，“有价值的人民的文化财产，不但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一种凭借和基础，有许多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一年他还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1951年国庆节前夕，钟敬文发表《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盘点一年来民间文艺学的成就与不足。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1955年改为民间文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

1950年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的彭燕郊，则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民间文学教学及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中。他先是在长沙《民主报》副刊《文艺服务》当编辑，组织刊登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又先后在湖南大学（1950年6月）和湖南师范学院（1953年）任教，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和“民间文艺学”等课程。

此外彭燕郊利用到益阳、溆浦等地参加土改之便，花大量精力搜集了近七千首湖南歌谣，选编为《湖南歌谣选》。这本书由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年2月初版，分为“一般生活抒情歌谣”“政治歌谣”“长工歌谣”“妇女生活歌谣”“情歌”五类。每首都注明了流传的地点，对方言和俗语也有简单的注释。在《前记》中，彭燕郊记述了湖南歌谣的地方性，即“特别强烈而明显的战斗性”。在编选原则上秉持“全面”，力求显示出湖南歌谣的丰富和多样性。但对那些是“剥削阶级伪造或任意修改用以麻醉人民”的则特别警惕，一些表现了得过且过、自嘲思想的“缺乏斗争勇气”的作品，则被认为是受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用来代表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美品质。在情歌方面，作者删除了那些毫无顾忌描写长工和船夫对妇女不尊重以及他们荒唐行径的歌谣。关于猥亵的歌谣，作者认为“劳动正派的人是不唱这些歌谣的，特别是妇女，她们从来不唱这些”。

编选上，为了凸显歌谣真正的优点，彭燕郊在内容上坚持两条大的原则：一是人民性，二是现实主义，希望文艺工作者学习歌谣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湖南歌谣选》在艺术上的标准是“艺术上的成熟程度和完整性”，即比较完美地表现出单纯朴素、自然真切的特色。那些看起来很成熟的，但明显经过了文人修改的文雅、技巧性的作品不能代表人民口头创作的成绩。在对待异文上，彭燕郊认为“编者应参照各种异文把它写定，但绝不应该妄加修改”以达到“借文字的力量让它再流传开去”的目的。这本书“当时比较受学术界注意。可能因为选得比较认真，资料也比较丰富，很多是别人没有搜集过的。”

此外彭燕郊还先后出版了《文艺学习手记》《创造者与运用者》等专著及《广西民歌选》、地花鼓演唱集《五更阳雀啼》《湘谚秀句集》等民间文学小册子，并在报刊上发表了《雇农的歌》以及有关谚语、歇后语等问题的学术论文，还撰写了《民间文艺》《人民口头创作》两部教材，共40余万字。无论是彭燕郊的民间文学教材、理论文章还是搜集民间文艺的活动，都能看到钟敬文影响的痕迹。

携手相期完胜业

岁月蹉跎，两位先生的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也恢复了热切的交往。1977年，钟敬文写下《喜燕郊北来》：“惊喜重相见，湘燕卅载分。君容犹似昔，世道已回春。了了城西梦，沉沉劫后身。相期完胜业，万里骋飞轮。” 并注释“城西”指“新中国成立之初，燕郊与我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共编辑《民间文艺》周刊”。

气候回春后，钟敬文开始着手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组织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彭燕郊则到湘潭大学任教，与钟敬文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了第一届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77级的袁铁坚和杜平。袁铁坚曾回忆：“读研究生时，我就曾经陪他拜访过聂绀弩、钟敬文、绿原、牛汉、端木蕻良、廖冰兄、王季思、芦荻等名流、大家”。（见袁铁坚《永远的彭燕郊》）。1983年，彭燕郊推荐学校的青年教师王建章到北师大参加钟敬文举办的首届民俗学讲习班，王建章曾这样表达他到北京学习的感受：“听到那挥动着颤抖的双手向我们建立中国民俗学的催人泪下的呼唤，我不禁热血沸腾！为了建立我们自己国家的民俗学，我决心以身相许，以命相搏！”（张雷《大诗人彭燕郊》）

1980年代，钟敬文以如何建设民间文艺学为核心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彭燕郊则在湘潭大学创办了民间文学研究室，给本科生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曾亲炙教泽的吕明回忆：“彭老师给我们上的另一门课是民间文学，课堂又一次爆满。当时，用的是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作为教科书。彭燕郊老师笑了笑说：‘钟敬文大哥是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作家和学者……’他对湖南民歌情有独钟，张口就来的是：‘要咭（吃）辣椒不怕辣，要恋妹子不怕杀。刀子架在颈脖上，眼睛也不眨一眨。’” （见吕明《彭燕郊：愈久愈醇的老酒酿》）授课之外，彭燕郊还组织了湖南民间文艺、民俗的调查，1982年出版《湘潭大学学报·民间文学增刊》，编辑《湖南风物传说故事·岳麓山的传说》《湖南民间文艺、民俗调查报告》第一、二辑，撰写论文《谚语和哲学》《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理解和期待》等。这一时期彭燕郊还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花费很多精力编辑民间文学刊物《楚风》杂志，接触到很多土家族民歌，由彭燕郊亲自整理的土家族古歌《摆手歌》还获得了1981年湖南省文学创作、评论奖，受其影响，他创作了《南国浅春谱》。

在对民间文艺的认识上，彭燕郊更多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考虑，从“为文艺”的目的来认识。比如他认为民歌有幽默、大胆的特点，真实而淳朴。学习民歌要从精神上学，而不能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学、去写，进而提出民歌不是新诗的方向：“民间诗歌形式，比如说七言四句民歌，是有简洁易懂、顺口易记的特点，适当地运用它做宣传工具是可以的，因为用歌谣容易被大众记住，用它来代替自由体诗就很困难。”（见彭燕郊《历史的规定，我的选择》，载荒林主编《男性生存笔述》）“艺术最怕现成的东西。”（见彭燕郊、易彬《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81页）钟敬文则既从“诗美”的角度肯定民歌的音韵美和旋律美（起兴和双关语的运用也让民歌别有风味），也格外从学者的视野关注民歌的社会功能，比如协助劳动、作为消除灾害的咒语、在新年婚礼等仪式中祈福、感召神等超自然者、作为传达地理植物风俗等知识的手段以及用来占卜等。在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彭燕郊坚信“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母体，没有民间文学，也就没有作家文学。”（见陶立《心香一瓣寄亡灵——追思彭燕郊先生》）而钟敬文则更具体地指出：“由于作者和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并由于它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不同），由于文学艺术传统的差异，结果，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见钟敬文《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了却了钟敬文恢复民俗学学术地位的一桩大心愿。他从1979年就开始奔走呼吁，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著名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据刘魁立回忆，1982年6月12日中国民俗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议室召开，当时在北京出差的彭燕郊列席了会议。（见刘魁立《智者善者钟敬文》）彭燕郊晚年诗情喷涌，创作了大量为人瞩目的诗歌，也在出版事业中大展拳脚，然而他依然不能忘情民间文艺事业，希望把搜集到的湖南谚语好好整理研究一番：“我初步编选了一下，但是现在没有精力搞了，天老爷保佑我多活几年的话，我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完成。”（见易彬《“单纯就好！”：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

同心可喜入吟笺

彭燕郊是钟敬文民间文艺事业上的忠诚战友，更是可以随时抒怀的诗友、值得托付的故友。他曾多次以静闻的署名将其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处以及新写成的古体诗词以信件的方式寄给彭燕郊。

彭燕郊的著作《那代人》中有一篇回忆聂绀弩的文章，文中引用了钟敬文赠聂绀弩的挽联，可见他对钟敬文的熟悉。钟敬文的学生巫瑞书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陶立曾回忆彭燕郊时常跟自己的同事谈到巫瑞书，用巫瑞书“矢志不渝，始终坚守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这方热土和阵地的执着专一精神，启示和教育年轻一代和后来人心无旁骛，敬岗爱业”。（陶立《心香一瓣寄亡灵——追思彭燕郊先生》）

1986年，陈耀球在写给彭燕郊的一封信中提到：“您上一封信中，谈到钟敬文老师作序需要资料的事”（见易彬《翻译事业与文化自觉——彭燕郊、陈耀球书信选辑（之二）》），应该是钟敬文委托彭燕郊帮他查资料，彭燕郊便请精通俄语文学翻译的陈耀球帮助。在1986年2月写给陈耀球的信中，彭燕郊提到了钟敬文妻子陈秋帆的译著：“钟敬文夫人陈秋子（陈秋帆笔名，编者加）老师遗译《俄罗斯风采录》我已编入丛书……我已请钟老同意在书前加一篇详细的介绍阿法那舍夫的文章。”（见易彬《彭燕郊、陈耀球书信选集》）彭请陈耀球帮助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查找介绍阿氏的文章。提到陈秋帆，她曾于1981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著《拜伦传》，2008年彭燕郊在与陈实的通信中还提及此事：“钟敬文夫人秋子女士译的《拜伦传》，我曾介绍在这里印过一次，已十几年未印，准备再印，这次要印得好些，多加插图，作为一个纪念本。”（见易彬《算是尽了自己的力——再说彭燕郊与陈实》）彭燕郊甚至找到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洽谈再版事宜，然而彭燕郊于2008年3月31日去世，《拜伦传》终未能再版。

附记：在撰写本文过程中，作者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严曼华查阅了相关资料。严曼华的硕士导师漆凌云在彭燕郊晚年执教的湘潭大学教书，而漆凌云的博士导师万建中则是钟敬文的弟子。正如钟敬文在《喜燕郊北来》中所期待的那样，他的事业正得到更多的人才加入，犹如一棵生机勃勃的树，枝叶繁茂，茁壮成长。另外，还要感谢易彬教授惠赠彭燕郊先生的讲义复印本。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