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铁面柔肠孙玉石
北大中文系2024年的第一个噩耗，是1月13日晚上吴晓东老师从北医三院发来的——孙玉石老师已经在重症室坚持了二十多日。当天我们专业的大部分老师都在参加研究生阅卷，次日一早，就开始帮助晓东完善讣告和接收校内外的唁文。很多师友都为孙老师刚刚过了米寿却未能活到90岁而惋惜，但我在头两天的研究生开题时问过晓东关于孙老师的病情，晓东说这两天情况甚好，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我当下心中便有不祥的预感，可是不好表露，只能暗暗祝福。此时不禁一边浏览往日关于孙老师的文章，一边回忆起我与孙玉石老师的纷纭往事。
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一般都把孙玉石老师和严家炎老师一并看做“第二代”学者中的重要代表。很多朋友望文生义，认为严家炎先生是“严上加严”，觉得他以“严”为主，甚至以讹传讹，把他的名字错写为“严家严”。相比之下，孙玉石老师则“温润如玉”。我多次指出这个判断不够准确，并专门撰文讲严家炎老师是“剑胆琴心”，待人非常温厚，令人“敬而不畏”。而孙玉石老师，则是令很多同仁特别是学生真正敬畏的。我就多次亲历过孙老师板起铁面，不让研究生论文通过，或者通过得如履薄冰、九死一生。好像越是自己的研究生，孙老师就要求得越严格，甚至还听说他觉得学生写字很差，命令弟子每周练习书法交给他。我暗自庆幸当初没有考孙老师的研究生，免受了多少“折磨”啊。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深有个人私心的。因为当初，我本来是要考孙老师的硕士的。孙玉石老师1985年晋升教授，1989年评为博导，是80年代中文系的“担纲主力”学者，从1989年到1994年担任系主任，50多岁就已经“德高望重”，想考他的研究生者“伙矣”。
那时孙玉石老师不仅在鲁迅《野草》研究上成就卓著，而且刚刚开创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研究，这是当年影响广泛的显学。孙玉石和严家炎一样，讲课并不生动，甚至有几分枯燥。严老师讲课如同念论文，孙老师讲课不但如同念论文，还带回车键——语速慢声音小，偶尔再停顿片刻。孙老师夫人张菊玲老师就多次公开调侃他——说话那么慢，声儿还那么小，你当系主任，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但是选孙老师课的同学非常多。80年代的北大学生散漫得很，不选课不上课是家常便饭，但是孙老师的课堂上，座无虚席。他语速慢，大家就等着他。他讲个笑话讲到一半，大家都猜到结局了，但还是等到他讲完，才一起发出笑声。这都因为他讲的内容是干货，是他潜心下功夫从史料中挖掘出来的“玉石”。
我也是因此，不但本科阶段就听了孙老师的课，而且研究生阶段还选了他的课。我的作业也获得孙老师的表扬和引用。相比对其他同学的铁面无私，我觉得孙老师对我是多次流露出喜爱的。当时中文系还在静园五院，孙老师两次在五院内外跟我谈过我的作业。我暗忖自己偶尔幽默一下的风格，可能孙老师不喜欢吧，但他却专门说这是我的优点，指示我去读读李健吾的文章，让我体会和学习李健吾的优长。加上我们都是东北人，言谈之中很有亲切感。到1987年本科毕业前，以我当时的各方面“绩点”，我觉得考上孙老师的硕士，应该是把握极大的。只是因为有其他同学矢志要考，以我素来不愿与人竞争的“傲慢心理”，我就改报了与我根本不熟的钱理群老师，为了此事，还受到班主任温儒敏老师的一顿批评，孙老师也表示了几分遗憾。
我硕士毕业之际，遇到了一点麻烦。不由得闷极而暴，我径闯系主任办公室，请孙老师帮忙。孙老师温和而郑重地说：“庆东，你千万要冷静。你现在回宿舍，等我一节课的时间，我马上跟学校领导沟通。”我回到47楼207等了40分钟，只见孙老师稳稳爬上四楼，来到宿舍跟我笑呵呵地说：“庆东，OK！”那是我平生见到孙老师最温柔的一次，那个画面永远留在我和我们宿舍同学的心上。
三年后，我回到中文系读博，签字的还是系主任孙老师。他和我一起从五院走到北大西门，说了一些轻松的闲话。孙老师还是那张温和的面孔，只是仿佛多了几丝白发和忧虑。
孙老师不苟言笑的一面给人印象深刻，但他其实很有生活情趣。课堂上，他偶尔念过他自己写的已经不再时尚的白话诗。他的家里虽然堆满了书刊，但都整理得尽量整洁有序，中间点缀着一些小摆件，表现出我们东北城市家庭的“讲究”。这些“小摆设”中，孙老师最爱菊花石，我不懂石头，但却望文生义猜中了孙老师的心事，原来这里寄托着他对夫人张菊玲老师的深沉的挚爱。因此孙老师出差，最爱搜集的就是菊花石。
孙老师还有不少“雅好”。一次我与同学拜访他，孙老师给我们泡了珍贵的正宗大红袍——就是传说的武夷山只有两棵母树，全年只产几斤——他得到半两。孙老师拿出指甲大的一小片，泡在壶里，转瞬就变成一大片，泡满了一壶，满室芬芳。孙老师是北大最早开拓与日韩等国学术交流的学者，90年代初，一次他陪日本学者去逛以昂贵著称的燕莎商城，看到日本学者购买了一些工艺品，孙老师心想总得买点东西，为国争光啊。于是在那个工资微薄的时代，孙老师掏出二百元人民币，买了一盆花卉，那大概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了。
读博以后和留系任教的岁月里，我与孙老师还有许多交流。直到十多年前，我们还在电子邮件中谈学术、谈政治，转发一些有价值的资讯。孙老师做学问严谨扎实，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但他也很关注现实问题，有很强的正义感，有很自觉的党性。在我担任现代文学支部书记的那些年里，每次过组织生活，孙老师都积极发言，言必有中。除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外，对于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孙老师尤其感到头疼。某年街头曾经遍贴一个流行广告画“诱惑”，孙老师说：看，到处都是诱惑！ 这还怎么做学问哪？
说是这么说，孙老师自己却丝毫不为各种诱惑所动。退休二十年来，他继续为鲁迅研究、为诗歌研究、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默默做了大量工作。像钱理群老师在《漫说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人生境界》中所敬佩的：“面对如此多的诱惑，始终守住自己，清清白白，实在难得。认真，清白，就是不苟且，把治学和做人统一起来，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不苟且，就给后来人树立了一个基本的标杆。”
距离近的人，我们往往会多了解他的琐事，但是也容易忽略了他内心。孙玉石老师跟谢冕老师一样，研究诗歌，自身也是诗人，可是他不像谢冕老师那么外向，我们会不会忽略了他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侧面呢？ 比如我这篇谈他铁面柔肠的小文，会不会淡化了他另外的某些衷情呢？我想起孙玉石老师与夫人张菊玲老师携手散步，也是燕园多年的一景，好像还有学生写诗赞美过。夕阳西下，他们二位从北大西门进来，微笑无语，默契自然，经过校友桥和华表，经过南阁北阁，走向静园五院的镜头，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孙玉石老师七十自寿诗曰：“只愿一生清如水，茫茫心事寄烟霞。”今天我们送别孙老师，抬头望望西天的烟霞，里面寄存着多少孙老师等老一代学者的茫茫心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