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助力”沈从文的姻缘
沈从文与张兆和
1923年，在旧军队中混迹数年的沈从文，受新思想的影响，去往北京求学。在这里的几年里，他开始学习写作，并先后发表了一批各种文体的作品，也结识了一批朋友，得到几位长者的助益。虽然作品陆续产生了一些影响，可指望稿费吃饭还很成问题。为求发展，1927年他去往出版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在上海的几年，他完成的作品渐趋成熟，但与胡也频、丁玲试图创办自己的刊物还是不能成功，反而陷入债务泥潭。彷徨之间，觉得卖文没有出路，又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习绘画。早因编辑发表沈从文作品熟识，好助人的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听到徐志摩的推荐，他便将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时间在1929年6月。
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情形，尤其一节课很久讲不出口，待开讲，又一口气讲完，时间不到只得脱逃的故事，读者大都知道；另外是读者也熟悉的沈从文喜欢上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当时的学生张兆和，演绎了那段广为流传的追求故事。在这次影响较大的情感纠葛中，一校之长的胡适也曾出手助益。其中细节，这里我们通过沈从文及张兆和自己的文字及靠实资料，对胡适在中间发挥的作用，略微加以介绍。
沈从文进中国公学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对异性，他的小说写来似乎很懂（他当时的散文和写的信件表现得很充分），可其中大都是想象。面对真实，他却缺乏自信。这次在教学中，他喜欢上了俊朗俏丽的学生张兆和，竟不管不顾，对着张兆和大写起情书来。虽然得不到回应，可沈从文的执拗气上来，持续不断，发信不止。他后来在一篇自己选集的序言里也记述：“这个人（指沈从文自己）已经来到大都市中，同你们做学生的——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指自己作品的读者）——生活在一处。过了十来年日子，也各以因缘多少读了一点你们所读的书，某一时且居然到学校里去教书……机会凑巧等到对于一个女子发生爱情时，也还得昏脑昏头的恋爱，抛下日常正当事务不作，无日无夜写那种永远写不完同时也永远写不妥的信……”
此事在学校也传开了，作为校长的胡适一定知道。可胡适能理解青年，也可以说理解爱情，当然不干涉，甚至还愿做成人之美的工作。
现在还留下的信函中，有胡适给沈从文的一封，是存在张兆和日记中保留下来的。当时沈从文“进攻”甚急，有人甚至传说他因之到了几乎自杀的地步。这样一来，长期不回信、不搭理的张兆和也有些害怕。她便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大摞信函，去找到接受沈从文任职的胡适，“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从文）先生也告诉了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这段张兆和对着胡适说的原话，借着当时的日记保存下来，神情毕肖，真实而信息完全。看来，沈从文不仅因为此事找过胡适寻求帮助，还把找过胡适的事告诉（也许是写信时？）了张兆和。爱情使他希图胡适这位新思想的先驱者助力。
好，既曰“请教”，胡适就把从沈从文那里得到的信息告诉了张兆和，并如一切乐意成全好事的人那样，对张兆和不停夸赞沈从文“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等胡适夸赞完了，张兆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胡适）才知道我并不爱他。这下子他不再唠叨了……”说胡适“唠叨”，可见他替沈从文说了不少好话。听了张兆和的话，胡适退一步问：能否与沈从文做朋友？显然，他希望他们能通过相处了解，逐渐发展关系，可张兆和以为，做朋友本来没什么关系，可沈从文“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胡适不愿放弃，他“又为沈（从文）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谈话间，为了打动张兆和，胡适多次重复：“他（沈）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了极点。”张兆和不为所动，说这样的人太多，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看了张兆和拿来的沈从文那多情的书信，胡适说，你写信要他现在不要和你通信，或不要写那样感情的信。最好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由此可见，沈从文写了大量的信，张兆和一封未复。
虽然没有做通张兆和的工作，可胡适还是很高兴青年来与自己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走的时候他对张兆和说：“你们把这些事找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自由恋爱是新思想传播以来对青年非常有益的成果，所以胡适总是乐于见到青年为此对他的信任。这次谈话，因为张兆和的态度，使得胡适也看不出此事的前景。他随即写给沈从文一函，告诉他相关情况及自己的态度：“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他再次用了以前跟沈从文谈话时的观点：“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这段话胡适不止给沈从文一人讲过）他激励沈从文：“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我看你给她的信中有‘把我当成他们一群’的话。此话使我感慨。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个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
胡适对张兆和的评价是：“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做‘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
张兆和找胡适的事，大约沈从文也知道了。他还是顽强地希望胡适替他给张兆和转信，“给她的信，我不知她的地址，故仍还你。你若知道他的住址，请告我，我也许写一封信给她。”在张兆和一方，也许听了胡适的话，心理压力大大减轻。以后沈从文来信，她只是阅赏，少了反感。证据之一是随后在日记中，张兆和几番大篇幅抄录沈从文的来函。使得这批“情书”得到有限的珍存。（其他大量信函她一直保存着，抗战时还专门送回家乡。可惜尽毁于战乱。）
后来，胡适不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了，沈从文也不愿再待下去，从学校辞职，经胡适介绍，沈从文先到武汉大学，再到青岛大学任教。有一年学校寒假，沈从文到了北平，住进了胡适家中：“曾倾听胡适长谈共同的友人种种。”回到青岛，他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扰了太久，谢谢。车上一切还好。不过那一扇门，到后仍然把我手扎破了，也可说二等车还不是我相宜的地方。”这样看来，胡适还亲自送了沈从文上车，并看到车上门不大好的样子。
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经过数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有了好的结果。沈从文亲自去张家求婚，得到应允。随后带着张兆和，一起去了青岛大学。想着“胡校长”在他们爱情中所做的工作，沈从文在给胡适的汇报信里也写得有趣：“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此时想起当年之事，沈、张还常常想起那位开明的“校长”：“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真贴切有趣，连两个人的私房话都透给胡适了。
再往后，1934年11月，沈从文得子。他高兴地赶紧在信中给胡适报告：“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张兆和是新式女子，曾经的运动员，所以产子后很快活动起来：“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沈从文高兴地唠唠叨叨起来：“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点，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姻缘，得以修成正果，胡适在此事间做了居中调解的工作，虽然他的“助力”与一般说法中的“极力撮合”还是有所不同（甚至差点起到反作用），但结局终究是好的。沈从文张兆和得以顺应时代风潮，成了新思想的早期受惠者。从社会角度看，这或许是沈、张爱恋故事深一层的时代意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