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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乱档堆里觅真知
来源:北京晚报 | 肖伊绯  2024年01月17日09:01

清朝灭亡后,宫内保留的海量财富不可避免地遭人惦记。珍贵的文物古玩自不必说,就连内阁大库里的档案、从沈阳文溯阁运到北京的《四库全书》也是争夺的对象。在那军阀混战的年月,“八千麻袋”事件、盗售《四库全书》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四处奔走,不但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大内档案,更是通过研究,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旧档案变成了学术富矿。

沈兼士

从“八千麻袋”事件到故宫文献馆

大内档案主要是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然而,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力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随之而来的大量散失与人为毁损,已无可避免。

宣统元年(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清廷决定将历年积存的大批档案移出库外,并欲全部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改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之后,大清帝国覆灭,内阁大库档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

时至1921年,当时的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以银洋四千元售出,这就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当沈兼士得知大内档案被变卖后,深感震惊与痛惜,立即向教育部提出请求,请求将残存的一千五百余麻袋大内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档案整理委员会对其进行整理。

沈兼士出生于1887年,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据说在北大任教期间,沈兼士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同陈寅恪先生的讲法一样。到下课时,他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这在当时也是一则趣闻。

沈兼士的积极奔走不但保护了残留档案不再被变卖流散,更是开启了高等学府整理清代档案风气之先。也正因这残存的一千五百余麻袋档案,才有了15年后盛况空前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之档案展览,也才有了如今诸多学者从大内档案中发掘出的珍贵史料。

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点查故宫文物。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沈兼士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持文献部工作。当时沈兼士首先注意的就是档案,于是将宫中各处经过点查手续的档案集中在南三所,预备整理。地板上的档案,一堆一堆的积若小丘,差不多没有下脚的地方。残乱档案,几乎堆到房顶。总而言之,是杂乱无章的一库乱档。

最让工作人员感到痛苦的,是把这些乱档分门别类,因为件件都要阅看,残缺不全的更要仔细审视内容。而且库中档案,都是经过很久时间的纸片,霉气弥漫,整理时尘垢太多,眯目塞鼻。

在整理大内档案方面,沈兼士业绩非凡,贡献卓越,确实是有案可查,有根有据的。他将巨量的大内档案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将之重整为可查阅、可索引、可研究的,极具第一手资料价值的宝贵资源,使之从“废纸堆”化身为“学术富矿”。同时代学者诸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莫不因之得到研究便利,也因之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水到渠成,屡结硕果。即便普通游客与参观者,也莫不为精心的陈列布置、生动形象的档案展示所吸引,更因之对明清历史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对故宫的文化与历史价值,更多一分了解。

力保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不致流失

除却整理故宫内阁档案,以档案学启引明清史研究之风气,是沈兼士于故宫管理及研究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曾力保沈阳故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不致流失国外,这一特殊贡献也是功德无量。

原来,1914年袁世凯欲行复辟帝制之际,准备影印《四库全书》,遂将沈阳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不久,袁氏政权覆亡,此书遂放置于宫中,再无人过问。到了1922年,仍居住在宫中的清室小朝廷曾以溥仪大婚没钱为由,欲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盗卖给日本书商,并且价格已议定为一百二十万元。沈兼士获知此消息后,迅即致函教育部,披露并竭力反对此事。

关于沈氏力保文溯阁《四库全书》不致流失一事,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中曾有提及。不过,因为仅仅是概略性的简要介绍,难免会忽略一些更为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略微翻检一下当年的京沪两地各大报刊,不难发现这一事件的更多细节信息。譬如,关于清室“偷卖”《四库全书》的行为,是何时暴露的,又是何时为外界所知的,这些信息从当年的旧报刊上,都可以寻获一二。

1922年4月1日,沈兼士与沈士远、钱玄同、朱希祖等学者联名发出通告,向国人公告溥仪盗卖《四库全书》之事,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此事,将社会舆论率先发动了起来。4月5日,这一消息传至上海,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即摘录转发了这一通告,且还为之添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注意溥仪盗卖四库全书”。根据报道,沈兼士等学者的通告中称:“《四库全书》乃国家之公产,绝非亡清爱新觉罗一姓之私物……为保存我国文献起见,断不容坐视不问。兹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清查……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妥为保管。再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一切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亟宜一律由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

清朝灭亡后,清廷事实上仍掌握着宫内的财物,社会上一些认知不到位的人仍以为宫内财物皆皇室私有。而沈兼士等学者的通告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首先是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一切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绝非一姓之私物。这一基本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已成为共识。

其次,通告中还明确提到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并建议“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毋庸多言,在冯玉祥“逼宫”之前两年,以沈兼士为代表的学界有识之士,就向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其远见卓识已然定格于字里行间。试想,若当时政府能够采纳这一提议,迅即予以实施,两年之后的“逼宫”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应当都能从一定程度上予以规避了。

值得注意的是,联名通告中的署名者,俱为当时曾在北大任教的知名学者。除了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及院长的马衡之外,“新文化”运动健将、曾经的《新青年》编辑同仁钱玄同与周作人的署名,也赫然在列。钱、周二人,后来在“逼宫”事件中所发表的言论种种,立场之坚决,态度之鲜明,实在令人印象深刻。若再翻检到这篇通告,随即可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早已在这一场两年前的文字“逼宫”中,有所预示与表达了。

迫于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清室只得放弃了出售《四库全书》的打算。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反观沈兼士力保《四库全书》不致流落海外的这一史事,更可见其贡献之深远。

抗战期间,沈兼士曾滞留北平,组建“炎社”,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被日军列入“黑名单”之后,沈兼士遭到四处追捕,终不得已潜出北平,转徙西南。后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二号对门石田小筑中暂寓时,他曾致信时任驻美全权大使的胡适,信中感叹“目击时艰,空谈莫补……当时子丧妻病,己身又时时有危险之虞”,足见其处境之艰苦。

1947年8月2日,沈兼士在家宴请杭立武,由北大胡适、陈雪屏、郑天挺,辅大张怀,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作陪。席间沈兼士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后亡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事情经过。当时医疗条件不佳,马廉、钱玄同、蔡元培等皆是这样的猝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