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 孙玉石：寻求者与守望者
编者按：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先生因病于2024年1月13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孙玉石先生1935年11月生，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退休。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著有学术研究及诗歌论著《〈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合作)、《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新诗十讲》等。2018年第11期《名作欣赏》曾推出“真善美的追寻：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专辑，吴晓东、李国华、陈均参与撰文，全面深入地论述孙玉石先生的学术品格和人生境界。现重新推发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文章《寻求者与守望者——孙玉石先生的鲁迅研究历程》，以表怀念。
寻求者与守望者——孙玉石先生的鲁迅研究历程
□吴晓东
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王瑶先生的学生，孙玉石先生最早选择的研究领域正是鲁迅研究。研究生阶段提交给导师的第一份读书报告为《鲁迅对于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1]是孙玉石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而鲁迅与新诗，也成为孙玉石此后学术生涯的两个主要研究的领域。1964年，孙先生在王瑶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同年7月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委员除了王瑶，还有唐弢、川岛等著名学者。这篇论文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讨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较早的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改造国民性”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主题演变乃至对于塑造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的重大意义，都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尤其对于1960年代的鲁迅研究界的相关领域，具有学术拓荒的历史意义。孙先生也由此开始了自己将近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历程。
青年时代的孙玉石先生
1976年12月孙玉石先生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王瑶等先生参加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坟》的注释工作。其间陆续发现了鲁迅的若干佚文，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不大不小的轰动。1978年1月孙先生在《每周评论》杂志上发掘出《美术杂志第一期》、《随感录》三则等四篇署名“庚言”的鲁迅佚文，并写文章进行了考证，四篇佚文连同考证文章一起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新华社以新闻通稿形式向全国广播，发现鲁迅佚文的消息也随即刊布于全国各大报纸，日本《朝日新闻》也刊登了题为《鲁迅：五四运动时期作品的新发现》的报道。1978年5月孙先生与方锡德一起考证介绍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自言自语》、《寸铁》，并相继撰写文章《锋锐的〈寸铁〉光辉永在——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鲁迅研究》杂志上，唐弢先生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花团锦簇》予以介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孙玉石先生开始关注鲁迅《野草》与西方的象征主义散文诗艺术之间的关系，写作了题为《〈野草〉的艺术探源》的文章，[2]后来成为《〈野草〉研究》一书中的第一篇论文。此后，孙先生开始有系统性地重新诠释《野草》，对《野草》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981年初夏，在大连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预备会议上，孙先生做了关于《野草》与象征主义关系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专著《〈野草〉研究》也在1982年出版[3]，是《野草》研究乃至鲁迅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和冲击性的学术成果。
1983年4月，孙玉石先生在日本上野公园
1983年4月，孙玉石先生应聘前往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外国人教师，在文学部和教养学部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了“鲁迅《野草》演习”等课程。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孙先生曾多次应邀在东京大学等日本高校做学术报告和专题演讲，关于鲁迅的研究成为其中一个核心的报告议题，也由此与日本鲁迅研究界的一些重要研究者如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山昇、丸尾常喜等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曾为伊藤虎丸的著作《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的中译本写过题为《思考历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学者的灵魂》的长篇序言，也为丸山昇的著作《鲁迅·革命·历史》写过长篇评论文章《现实情怀、历史视点与学术意识》。孙玉石先生与日本鲁迅研究者的交往以及这些评论文章，都难能可贵的见证了中日间知识分子跨越国界的心心相印。正如孙先生在为《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一书写的序中所总结的那样：“读者接触和阅读这些文字之后，可能会走近一个充满沧桑也充满友情的世界。他们将会深深认识到：这部《往来书简》，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三位相知相识而又非常杰出的作家、学者，在人生经历上，在学术认知上，在历史沉思上，在关于当今和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上，所进行的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这些隔海飞鸿文字里，蕴含着一份难得的真诚和特殊的意义。”“在过往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同是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同是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他们又同是历史真理的守望者”。[4]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以及“历史真理的守望者”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孙玉石先生对自己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的自我期许，也构成了后来者探究孙玉石先生心灵轨迹的一个完美的自画像。
二
孙玉石先生最有影响力的鲁迅研究是他关于《野草》研究的两本书，构成了他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特出贡献的标志性成果。一本是《<野草>研究》，另一本是《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5]
孙玉石先生在1979年就开始了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工作，《<野草>研究》一书在1982年出版，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关于《野草》的最早的专门性研究。孙先生在书中对《野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也使得这本《<野草>研究》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学术特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首先，孙先生深刻地反思了多年以来《野草》研究乃至整个鲁迅研究中所延续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反思了那种“把鲁迅视为洞察一切的幻想中的神”，“怀着一种对‘超人’顶礼膜拜的心情和思想来研究鲁迅”的历史倾向，力图让《野草》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并通过对《野草》的重新阐释，把鲁迅还原为“脚踏在大地上现实中的人”。[6]这对于突破鲁迅研究的“禁区”，冲破“左”的历史思潮的束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和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这种还原鲁迅还原历史的意向奠定了《野草》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孙先生一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作为战士的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洞察与批判，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史料的钩沉以及文本细读致力于对《野草》深层意蕴的探究，对其中困扰了研究者半个世纪的复杂文本如《颓败线的颤动》、《墓碣文》、《影的告别》等名篇都作出了富有历史创见的新的诠解，对于人们从人生哲学和心灵启示录的视角深入理解鲁迅复杂的精神内涵有极大的启迪。
1989年11月，孙玉石先生到上海为巴金先生祝寿
其次，《<野草>研究》的突破性还表现在对鲁迅艺术思维和特质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发现了《野草》对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揭示了《野草》艺术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象征”艺术的来源。这不仅超越了以往人们理解《野草》的单一的写实主义视野的局限，同时打破了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禁区，反映了孙先生眼光和识见的前沿性和前瞻性，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开拓新的视域具有借鉴的价值。象征主义艺术和方法的揭示，对于研究者们探索鲁迅小说的艺术以及鲁迅总体的艺术观，也显示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再次，《<野草>研究》注重于对《野草》的艺术渊源的探索。以实证为基础，孙先生勾勒了《野草》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刻联系，《野草》对以波特莱尔为代表的“世纪末的果汁”的汲取，对屠格涅夫散文诗艺术的借鉴，都向人们展示出西方文学的深远背景，并显示出鲁迅所奠定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传统与西方文学之间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借助于对《野草》的艺术渊源的勾勒，孙先生梳理了现代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的历史线索，总结了散文诗艺术的基本特征，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于这种体式从诗学意义上的认知；同时，通过这种诗学的探索，孙先生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模式，并在此后的研究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最后，《<野草>研究》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学术意义，是较早的探讨了《野草》中所反映的鲁迅哲学思想。孙先生从鲁迅“洞察社会和解剖自己所获取的全部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野草》，试图把握鲁迅“深沉而复杂的精神世界”。在《<野草>研究》的《后记》中孙先生说：“鲁迅是很喜爱他的《野草》的，我认为这话是可信的。因为在这本诗文集里，不仅仅倾注了鲁迅艺术创作的心血，也包含了他洞察社会和解剖自己所获取的全部人生哲学。”“探索这种精神世界的光辉，研讨这部散文诗集艺术美的特质，从中总结出一点点有益于我们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经验来，是鲁迅研究工作面临的一个颇为有益的课题。”
1998年5月，孙玉石先生夫妇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合影
《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则是孙玉石先生以1994-1995年间在日本神户大学的“鲁迅《野草》研究”课堂讲义为基础而创作的专著，曾连载于《鲁迅研究月刊》，这是作者继80年代《<野草>研究》之后的另一《野草》研究著作。孙先生有感于《野草》80年代以降的研究史上一些过分哲学化的阐释，从而尝试一种把现实观照与哲学探索有机统一起来的辨证眼光。孙先生在该书《后记》里谈到一些鲁迅研究的新作所存在的问题，认为“本来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却被研究者说得深奥而难懂了。鲁迅的《野草》已非鲁迅的《野草》本来面目了。历史性的学术研究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但是学人努力的目的在于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尽量接近于客观历史的实际，而不是对历史作任意的塑造和扭曲。”所以孙玉石要重新研究《野草》，真正走进《野草》的真实世界，由此，《野草》重释采取的是辩证的双重视角：“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现实的与哲学的，在《野草》中是很难分开的。”[7]现实与哲学的双重观照构成了孙玉石重新阐释《野草》的新的学术视野。这部《野草》重释，也进一步实践了孙先生在建构中国现代解诗学过程中所坚持的把“文本开放的解读与有限的文本阐释”[8]相结合的诗学准则。
三
《野草》研究之外，孙玉石先生也以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为中心写作了大量文章，以《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思想与五四文化论集》为题结集出版。[9]除了对鲁迅与新诗关系的研究以及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关注，孙先生还考察了鲁迅与《新青年》杂志的关系；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的资源；鲁迅留学时期的文化选择意识；鲁迅与北京大学；鲁迅与魏建功关于爱罗先珂的笔墨官司；关于鲁迅的佚文考证和相关研究等等。孙先生的这一部分鲁迅研究，充分表现出他对学术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视，“即按照它们原来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来对它们进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阐释”。孙先生追求的是“让历史发言，不是借历史作现实需要的传声筒，而是在历史中寻找出它所蕴藏的属于现在或永远的东西来”。[10]这是一种尊重历史语境的原生性的学术态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了呈现历史原貌，重现历史的原生态图景，孙先生在搜集、整理和钩沉历史史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的鲁迅研究由此给人以一种厚重的历史丰富性以及具有科学主义精神的历史客观性。
孙玉石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夏志清先生、王德威教授合影
在鲁迅研究中，孙玉石先生还追求一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学术思路与品格，即他在多处表述并努力实践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者的结合。历史的，就是要依据历史提供的资源、史料、文学现象，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遵循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原则，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作出尽量接近客观实际的描述与说明；审美的，就是在作家思想、作品意义、文人心态、文学现实的阐释中，更重视文本的审美意蕴和价值的挖掘，用自己的有限理解与作家创造的无限世界作审美的沟通与对话，通过自己的体悟、发现和诠释，将这种美再传达感染于更多的读者；文化的，就是将文学作品和作家创造，放置于他所生存依赖或他所独特拥有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讨论，依据作家创造的作品所拥有的文化场，融入他的“背景”，才能真正进入每个作家所创造的独特的世界。这种“三位一体”的追求中，核心是历史与审美的结合。孙先生始终强调“历史性原则”是一切治历史者的学术生命。而对于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现代诗歌史的研究者来说，“审美的”原则堪称是学术生命的灵魂。
从《<野草>研究》开始，孙先生就自觉地关注西方文学传统民族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现代化的过程，并致力于东西方传统的融合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讨。这一思路在他的鲁迅研究历程中也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课题，一方面是如何以现代眼光对民族自身文学传统有选择性地摄取和再造，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实现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转化，孙玉石先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鲁迅《野草》的历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而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和阐释，也构成了孙先生一直以来思考的一个重心。他认为，对民族自身文学传统有选择性地摄取和再造，以及如何实现外来影响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转化，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必须纳入民族传统的自身依据之中，否则前者会成为无根之萍；而外来影响则会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观照传统的全新视野，从而使后者激发出悠长的历史生命力。东西方的文学传统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历史时空中碰撞与激荡，寻找着某种互相融汇的亲和力。
2006年9月，孙玉石先生与弟子及友人在北京大学五院。前排左起：陈均、冷霜、段美乔、孙玉石、刘福春、李方；后排左起：张桃洲、陆成、龙清涛、吴晓东、刘继业、张洁宇、姜涛
孙玉石先生还认为：鲁迅是一个反传统的猛士，但鲁迅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占有与对世界最先进文学潮流的了解是并重的。双向的吸收形成了鲁迅全方位的知识结构。所以孙玉石先生非常重视鲁迅的论文《文化偏至论》，认为其中提出了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程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鲁迅理想中的新生的民族如此，理想中的富于时代觉识的新人亦如此。”由此孙先生表达了对中国的青年学生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焦虑，担心青年人“敏于对外来新潮的吸收，而薄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他们对传统文学和文化抱着狭隘的偏见。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只看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没有一个科学眼光的审视就采取一种全然淡漠的态度。心理的偏枯导致了文化吸收的倾斜。得到了一个异域的天地却失去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一种“文化残废意识”。[11]孙玉石先生对鲁迅知识结构的考察背后关注的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大问题，蕴含着一个“寻求者”以及“守望者”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责任感，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具有弥足珍视的启示意义。
2018年9月，《孙玉石画传》编辑期间，吴晓东教授拜访孙玉石先生
注释：
[1] 孙玉石：《鲁迅对于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2] 该文发表于《鲁迅研究》1981年第2期。
[3] 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
[4] 文洁若编译：《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5]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6] 孙玉石：《〈野草〉研究三十年》，《求是学刊》编辑部编辑：《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1881-1981》，第1辑，第119页，黑龙江大学印刷厂1981年9月。
[7]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8] 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第35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7月版。
[9] 孙玉石：《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思想与五四文化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10]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前言，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1] 孙玉石：《知识结构与传统文化素养》，季羡林等著，齐宝惠，陈建龙编：《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