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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经典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出生于德意志帝国什切青小城（现属波兰），十岁时因家庭重大变故随母亲及兄弟姊妹四人移居柏林，投奔母亲娘家亲戚，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一家人最终在柏林站稳脚跟。德布林在柏林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先后就职于柏林的数家医院，结婚生子后又在柏林东部开立自己的诊所，行医之余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作品蜚声文坛，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跻身社会文化名流之列，入选普鲁士艺术科学院院士。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德布林被迫流亡瑞士。除了在弗莱堡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两年，德布林切切实实地生活和工作在柏林，长达四十三年之久，是个地地道道的柏林人，柏林已然成为他命中注定的“再生之城”和第二故乡。

德布林油画像，鲁道夫·施利希特画于1927年

这段近半个世纪的柏林岁月在时间上正好与一八七一年建立的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迅猛展开的现代化进程相吻合。随着德意志帝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后来居上，超英赶美，作为首都的柏林也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跃升为与伦敦、巴黎和纽约媲美比肩的世界大都会。工业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历史巨变也引发了文学大变革，大城市成为德语文学描摹的新生事物，德语大城市文学在时代的洪流中应运而生，并在一九一○到一九三○年间达到高潮。而德布林作为大城市柏林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发展的持久亲历者和见证者，也同样与时俱进，将这一时代图景化作了永恒的文学丰碑：从非虚构性的自传、散文、随笔、实事报道到各种篇幅的虚构性小说文本，从一八九六年初试锋芒的短篇小说《现代：一幅来自当下的画卷》到一九二九年横空出世的长篇巨制《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大城市文学作品。除却晚期的巅峰之作和最初的小试牛刀，在一九一○到一九一四年间还有一个德布林大城市小说创作的承上启下井喷期，其间的两部长篇小说——形成于一九一二年前后、发表于一九一六年的《王伦三跃记》和形成于一九一四年、发表于一九一八年的“第一部柏林长篇小说”《华德策克勇斗汽轮机》——连同德语大城市文学的巅峰和标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一起，在德国学界长年受到诸多关注，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相形之下，这一时期形成并发表的三部具有开拓和引领意义的中短篇小说——《梦游女》《上苍开恩》和《神甫》——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在我国更是完全没有做过推介。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尝试从大城市文学的角度来解析德布林这三篇小说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以期抛砖引玉。

01现代之城

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城市成为叙事主体，成为第一主人公不同，在《梦游女》《上苍开恩》和《神甫》这三部早期小说中，柏林作为文学空间和情节发生地尚处于服务于人物塑造的从属地位。德布林主要依据小说自身容量和情节内在发展需要来裁剪城市图景，有选择地在故事的铺陈中插入柏林的现代性剪影及某些代表性侧面。

如此一来，在揭示柏林贫民窟生存状态的《上苍开恩》这篇小说里，读者基本上就找不到一个世界大都会本该有的繁华壮丽景象，能看的只是柏林市郊无产者街区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和福雷德斯多夫街狭窄的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一排排低矮破败的房屋、煤场、工地，穷人家发育畸形的脏孩子，穷人们购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低端市场，社会底层人群聚会的低级餐厅和小酒馆。由于贫民窟各种犯罪频发，小说里也多次出现急救站、警察局和莫阿比特监狱这样的医疗救治机构和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系统。

《梦游女》和《神甫》则着重展示工业化进程中大都会柏林难以抗拒的诱惑性。德布林花费较多笔墨去勾勒这座特大城市在人口、经济、商业、交通、餐饮和娱乐等领域所呈现出的高度密集、高度发达、光鲜亮丽甚至光怪陆离的风貌，以烘托现代化大都市对个体无比强大甚至是致命的吸引力。两篇小说均聚焦柏林街头密集的人流、橱窗前攒动的人头、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和条件简陋的廉价出租屋，生动折射出二十世纪初柏林城人口在短短几年内从二百万急剧膨胀到四百万的史实。德布林采用当时西方文学中新兴的人物形象——城市漫游者——的视角，娴熟地描绘出柏林城的繁华景象，巧妙罗列和并置对这座城市的一系列观察和印象。通过这种设计，读者以跟踪《梦游女》和《神甫》两位男主人公在柏林城四处游荡的方式，真切感受到柏林城充斥着喧嚣、刺激与勃勃生机的紧张律动，惊叹柏林城由马车、小轿车、公交车、出租车、有轨电车和地铁等各种新旧交通工具组成的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城市交通系统，同时也体验到由此带来的出行便捷和快速运转的城市生活节奏。就柏林街头商业、交通和自然景观的综合塑造而言，《梦游女》虽也有触及，但《神甫》明显更胜一筹。《神甫》开场的那段文字就如同温和的视听轰炸，德布林用一连串生动形象的拟声词模拟出柏林街头的各种声响，令读者立马获得对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柏林交通场景的直观印象。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德布林又趁热打铁，让读者继续跟随神甫的脚步去贴近波茨坦广场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忽闪忽闪的霓虹灯广告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富庶氛围，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深柏林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的印象。类似的综合街景描写后面还有两三处，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画龙点睛之笔。不过，就对柏林城的餐饮和休闲娱乐情况的描绘而言，《梦游女》则显得技高一筹，因为正是其男主人公的放浪形骸和纵情声色，促使德布林在这篇小说中对柏林城的各类饭馆、酒馆、咖啡馆和各种娱乐以及风月场所进行了深度呈现。值得一提的是，《梦游女》里还对男女主人公狭窄、充斥噪音和尘垢满天的煤场工作环境作出反复描述，以此暗示工业化给柏林城造成的环境影响。

总的来看，德布林在这三篇小说中对柏林城的现代化进程抱持一种相对客观而兼具批判性的立场。他没有否定大城市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大成就，但他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种现代化大城市机制中的人的基本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德布林并没有偏好抽象的人性或模糊的人类共同体，而是刻意选取大城市中下层群体的一些代表性生存场景，来切入德国工业化、现代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的负面后果，剑指社会问题。

02欲望之城

这三篇小说对妓女这一现代城市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社会边缘群体给予高度一致的强烈关注。《神甫》和《上苍开恩》中的女主人公爱丽丝和艾玛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怜妓女，她们出身低微，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从经济落后地区来到柏林追求美好生活，却被柏林这座大染缸吞噬，沦为被控制和玩弄的对象：艾玛被律师嫖客打得头破血流，爱丽丝最后则被求自保的伪善神甫嫖客推下马车摔死。

但德布林笔下的妓女不只是令人同情的苦命人形象，她们还承载了其他多重意涵：妓女形象的塑造既是对大城市堕落现实的自然主义呈现，也是突破禁忌、反理性反传统、求真审丑的表现主义手法的体现，更是文学活力论的形象演示。《上苍开恩》中的妓女艾玛就被德布林赋予顽强的生命活力、善良质朴的道德品质和真挚温暖的人性。不受社会陈规约束的妓女与死气沉沉、深受社会理性规范束缚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代表着日趋退化的社会环境中残存的感性、野性和自由。这种活力论性质的复合妓女形象在德布林这里还融入欧洲城市文学传统中的“巴比伦大淫妇”意象（古代的巴比伦城在《圣经》中被比作淫荡堕落的妓女），从而给现代大都会柏林打上了欲望之都和诱惑之城的烙印。

在小说《梦游女》中，来自妓女对市民的诱惑无处不在。柏林威丁区一家煤炭公司从事财务工作的年轻职员瓦伦丁·普利博先生工作之余喜好溜达逛街，他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猎艳，在摩伦大街遭浓妆艳抹的妓女勾引，在巴特曼鞋店又与妓女和公子哥儿嫖客擦肩而过，这些香艳场景对瓦伦丁产生巨大的视觉和精神冲击，他刚开始还会害羞，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甚至亲自下场尝试，从最初的畏缩顾忌，到随后的乐此不疲，到最后的纵情声色，夜夜笙歌，一步步沦陷，直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嫖娼得性病，害人害己，女朋友跳楼而死，自己也落得一命呜呼的可怕下场。

这种致命的诱惑过程也同样是小说《神甫》的中心内容之一。小说主人公安泽尔姆，一位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助理神职人员，在商铺云集、游人如织的波茨坦广场逛街购物时被一婀娜多姿的红衣女郎——妓女爱丽丝强烈吸引，情不自禁上前搭讪，为其打伞，送其回家，感到“心烦意乱的躁动”，此为诱惑的开始；欲火中烧的神甫不请自到造访爱丽丝，被其皮条客男友瓦伦利用，成为瓦伦操控女性的帮凶，此为诱惑的升级；随之神甫在妓女贝尔塔引诱之下与之发生性关系，逾越宗教职业的禁欲规定，开始初步沦落；即便告解神父警告他悬崖勒马，年轻神甫对爱丽丝怀有的情欲依然无法遏制。通过瓦伦的一场化装舞会撮合，神甫最终得愿以偿，实现了和爱丽丝的肌肤相亲。然而，就在两人看似驾着马车奔向心中的幸福之时，瓦伦策马追来，神甫于慌乱之中将爱丽丝推下马车摔死。禁不住诱惑而放纵自我的神甫落得一个失手杀人的结局。

不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柏林花花世界能够引诱的不只是上述男性主人公，生活在柏林的女性也同样面临这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梦游女》中的年轻女工们下班后都会跑去夜总会喝酒放松找乐子会男人，甚至深受男友放荡之害的女主人公安东妮本人也会偷偷跑去红灯区喝酒会男人。此外，这种诱惑所刺激的也不只是人的性欲，同样还包括人的各种物欲，由于物欲并非德布林这几篇小说的重点，所以只在《上苍开恩》里小有触及：即便是穷得快揭不开锅的纳斯克老夫妇在偷到啤酒司机钱包后，居然首先用偷来的钱去买高级烟酒之类的享用品，而非食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而正是这次偷窃让他们锒铛入狱，老头儿也因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抑郁自杀，正应了那句“人为钱死”的老话。

03疾病之城

在德布林笔下，现代大都市柏林浮华的表象之下各种暗流涌动，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既难逃致命诱惑的夹击，又要忍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德布林同里尔克一样属于比较早地把死亡和疾病作为重要母题纳入大城市文学领域的德语作家，医学科班出身的德布林对人和人性的认识更是多了几分专业加持的客观和深刻。

从这三篇小说的疾病叙事可以看出，具象化为大城市实体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成就似乎对于疾病这种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无力做出任何本质性的改善，反倒在很多方面加剧了这种病态。《上苍开恩》里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体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卢钦斯基爬楼梯扭伤了脚，不能出门；艾玛被律师嫖客用雨伞打得遍体鳞伤；纳斯克老头在监狱里牙疼得直呜咽也没人理会；纳斯克老太两条大腿肿胀却只能用土办法缓解。同这些普通小病相比，性病则是一种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声誉的疾病。《梦游女》中的男主人公瓦伦丁便是由于自身纵欲行为而感染梅毒，一种“是放荡的人，是花花公子们才有的疾苦”。有学者指出，瓦伦丁身上表现出多种性医学特征，他并非是因为那一晚和妓女发生关系才染上梅毒，他其实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梅毒患者了,小说此前对他身体的不适和情绪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的描述，都直接指向梅毒这种疾病所特有的症状。德布林为保证这些病症描写的专业客观，还仔细参考了当时的著名性学家克拉夫特·埃宾所著《变态性欲心理》一书。

同前述瓦伦丁等人的生理疾病相比，安东妮则主要患的是精神上的疾病。她的梦游症和孤独症都属于潜意识领域的深层心理活动，她得病的原因很复杂，瓦伦丁的放纵不忠并非唯一刺激源。德布林在小说中特意回溯了她母亲受孕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了她的出生、出身和成长环境。德布林以此表明，导致精神疾病的社会环境因素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三篇小说的疾病叙事最后的重点均落在了精神和心理疾病之上。《上苍开恩》里的纳斯克老人因为生活的贫困和法律的严苛不公而精神崩溃，患上抑郁症，最终自杀。《神甫》的男二号、看似身强体壮的预备役少尉瓦伦实则是个心理阴暗的、换女人如换衣服的性瘾患者；至于神甫为何杀死爱丽丝，有学者提议从病态心理来理解，结合小说里对神甫处于高压之下过度敏感的情绪和对现实世界的失真感知等描绘，这个悲惨的结尾可以视为神甫心理崩溃、精神病爆发状态下的失控行为。而梅毒负心汉瓦伦丁最后同样也是在因做亏心事惶惶不可终日的良心谴责的高压之下精神崩溃，于精神病急性爆发的幻觉中溺水而亡。

如此一来，出现在三篇小说里的各种人物均是不健康的病态的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病态的。德布林形象地演绎了这些人物的精神心理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与背景，践行了他在一九一三年“柏林纲领”中对新时期文学创新所发出的呼唤：用“精神病学”代替传统的“理性主义心理学”。

德布林的这种疾病叙事无疑还兼具了社会批判的功能。结合这几篇小说文学构建的地理空间是现代大城市柏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德布林的批判矛头之一自然便指向了现代大城市及其所依托的现代社会结构：这个现代性社会是对人性的扭曲，甚至其自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存在。

04罪恶之城

不过，德布林似乎并不满足于只给柏林城贴上堕落和病态的标签，他的另一大关切直接指向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层面，即揭露柏林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迫切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无产者的贫困化与犯罪。在《梦游女》的故事讲述中，我们已可以顺带了解到女主人公安东妮母亲的悲惨遭遇，这位来自贫穷落后地区的波兰女人，本想和丈夫一起在柏林讨到好的生活，却不料丈夫因违法犯罪被判入狱三年，而她自己又在丈夫坐牢期间被一个吉普赛穷补锅匠暴力强奸，被迫成为后者的相好，女儿安东妮便是这次强奸的产物，而她丈夫出狱得知真相后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把母女俩赶出家门。如果说贫穷和犯罪在这里只处于叙事的边缘，那么一九一四年九月首发于表现主义杂志《风暴》上的《上苍开恩》，则是这几篇小说中揭露柏林社会问题力度最大的一部作品，因为小说通篇描述的都是柏林贫民窟令人绝望的底层生态。小说的四个人物都住在柏林东南郊的一座贫民窟里。纳斯克老夫妇靠捡垃圾制成狗粮售卖为生，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辛苦忙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却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警察逮捕入狱。皮条客卢钦斯基和妓女艾玛虽是一对恋人，找不到正经工作的卢钦斯基却要靠艾玛出卖肉体去挣钱，而艾玛为了挣到钱则吃尽苦头，接客时被醉酒的律师嫖客殴打，疗伤时又遭到男卫生员羞辱和野蛮对待。德布林笔下的这些穷人们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没有来自政府和社会的一丝帮扶与关怀，只有自生自灭，顽强如艾玛的继续赖活下去，脆弱如纳斯克老人的一死了之。透过德布林对柏林底层无产者几组生活片段的写实性呈现，一座充斥贫困、暴力、强奸、偷盗、卖淫的罪恶之城慢慢露出了青面獠牙，令人触目惊心，读者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而悲愤的社会批判：贫穷是犯罪的根源，正是极度的物质贫困迫使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走向犯罪和自杀。

将城市和罪恶相连是欧洲文学的悠久传统。十九世纪的一批法国作家如雨果、E. 苏、左拉等人都在自己的重要作品中无情揭露巴黎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弊端、大城市无产者的贫困化和犯罪；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也在作品中大力介入诸如贫穷、犯罪、卖淫、监狱这一类典型的大城市现象。受到国外这些关注底层的社会关怀文学的影响，德国的大城市文学从诞生之初便尝试描写柏林的无产阶级以及柏林城不断膨胀的社会后果。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们更是把揭示大城市社会问题视作首要任务，尤其热衷于描写酗酒和无产者——一个产生于工业化新阶段的社会困境。德布林可以说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的精髓，并敢于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大胆试验，推陈出新。仅以《上苍开恩》为例：这篇虚实相间、对比鲜明的小说通篇使用客观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自然主义白描写实，却在一头一尾以蒙太奇技法分别插入德国中世纪音乐家列翁哈德·莱希纳尔所作《春之歌》的两段歌词。第一段歌词用动物的童话仙境和美妙生活反衬尘世困境和牛马不如的人间困苦，第二段歌词作为全篇收尾，既和小说的标题交相呼应，同时又象征底层群体于困境中努力求生存的顽强生命力。两段歌词都是从一只金翅雀的口中唱出，这种拟人化的处理也赋予小说某种童话和超现实色彩。此外，这篇小说也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柏林方言，具有强烈的柏林地方色彩，这也大大拉近了它和《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距离，这是其他两篇所无法比拟的，也难怪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柏林序曲”。

德布林最早的城市小说是形成于一八九六年的《现代：一幅来自当下的画卷》和发表于一九一○年的《一朵蒲公英的被害》。不过，前者作为德布林学生时代的未完成习作生前并没有正式发表，后者的情节发生地并非柏林，而是弗莱堡，但弗莱堡对现代世界所具有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无法与柏林相提并论。如果以正式发表且直面柏林城市题材为标准的话，上述三篇小说显然更为契合，且与德布林大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和互文性。在上述三篇小说中，德布林沿用了漫步于柏林街头这样一种叙事情状，把丰富多彩的感知、印象和联想插入和组装进小说的情节织体之中。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布林对于大城市题材的驾驭已经越来越娴熟，柏林城市题材通过这一篇篇作品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从而最终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跃升为叙述的中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