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庞余亮，1967年生，现居江苏靖江。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神童左右左》(系列小说)《看我七十三变》《我们都爱丁大圣》，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小虫子》《顽童驯师记》《纸上的忧伤》，小说集《为小弟请安》《擒贼记》《鼎红的小爱情》《你们遇上了好辰光》《出嫁时你哭不哭》，诗集《比目鱼》《报母亲大人书》《五种疲倦》，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躲过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等。曾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五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第十三届万松浦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第九届冰心散文奖等。

庞余亮的家乡是江苏兴化，出过两个名人，施耐庵和郑板桥。他多次去过两位前辈的墓地，他们的墓地和他父母的墓地一样，都是美丽兴化的一抔土。“小”，是庞余亮的生命常态。他是家里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上学后是班里最小的，被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因为年龄小、个子小、体重小，被大家称为“小先生”。他把15年的“小先生”经历，再经过15年岁月的发酵，最终写成了一部《小先生》，并凭此摘得鲁迅文学奖。但是，他并没有停止，继续留在县城，以“小”博“大”，推出《小虫子》《小糊涂》。庞余亮表示：“‘小’让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让我仰望世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俯视世界的时间。”

1

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在这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

青年报：庞老师好，你名字中间的“余”字是排行吗？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 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庞余亮：我的姓名中，“庞”和“余”这两个字是固定的。“庞”是姓，“余”是排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我从小到小学五年级，并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叫“庞余东”。家里人和村里人都叫我“余东”。在我家乡的叫法中，我这个“余东”就被小伙伴们置换成“鱼冻”。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名字。到了初一，到新老师那里报名，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看到老师手中并没有花名册，就决定改名，恰巧我最好的发小离开我们村庄，去县城上初中了，他的最后一个字叫“亮”。就这样，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成功地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庞余亮”。到现在，家里人和村里人还是叫我“余东”。有时候我想，如果我还是“庞余东”，那么“庞余亮”在哪里？ 所以，“庞余亮”更像是我的笔名。

青年报：你是江苏兴化人，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说到兴化，这也是施耐庵的故乡，你从小听到的故事和我们有没有不同？ 你的文学爱好或者说是审美，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培养起来的吗？

庞余亮：兴化有施耐庵，有郑板桥，我多次去过两位前辈的墓地，他们的墓地原先和我父母的墓地一样，都是美丽兴化的一抔土。他们的故事就像邻居家的故事。在纳凉的时候，老人们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们的故事，说得就像亲眼见到的一样。我的叙事和抒情方式可能就和这样的童年经历有关。但我更加觉得，我的文学背景是无穷无尽的水。

2004年春天，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北京有邱华栋，新疆有刘亮程，河南有乔叶，浙江有钟求是，江苏是我。课程很多，有一课是当时的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讲的，叫《气象与国防》。课后，他又邀请我们去中央气象台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参观。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解说员说到了1991年，国家气象卫星发现中国有一个县消失了，立即报告了国务院。那个解说员说，这个县就是江苏的兴化。我当时就举手，我就是江苏兴化的，地势低洼的兴化消失在卫星云图上的时候，我和瘫痪在床的父亲就在洪水的中央。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反复读的一本书，是托马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这本书和那个夏天，重新塑造了我。

青年报：你目前在靖江工作，兴化和靖江都属于泰州。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很多人都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在上海的叫沪漂，在北京的叫北漂，你虽然一直生活工作在泰州，但是有没有那种漂的感觉，或者叫做乡愁的情绪？

庞余亮：靖江是完全由长江孕育起来的沙洲，人口基本上来自于移民，很有创造性。兴化讲江淮方言，靖江讲吴方言。我在两个方言之间穿梭，而我现在用的是带有两个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但我发现，两个方言体系中的词根都是相同的。我的移民轨迹是从里下河到长江，好像从毛细血管来到动脉里。我在这个动脉里回望我的故乡。也正是这样的回望，让我获得了一种间离的力量，或者是叙述的力量，我的很多作品几乎都是在靖江完成的，但是写的都是兴化，我的如胎衣一般的兴化。但肯定不是乡愁，说乡愁太矫情了，因为两地直线距离只有120公里。

青年报：我看到相关资料，你从扬州师范学院（现为扬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兴化沙沟镇的一个乡村学校教书，在那里一待就是15年。你能不能讲讲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 这段经历对此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庞余亮：1985年，师范毕业的我来到江苏兴化的水乡深处，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当时我18岁，身高1.62米，体重44公斤，长着一副娃娃脸，被学生和家长称为“小先生”。在乡村学校，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但在这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也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安静读书，安静创作，严格地对自己进行文学训练。我训练自己写诗，写童话，写小说。23岁时，我的一篇非常幼稚的小说收到了一位编辑也是作家的来信鼓励，他写了整整两页纸，他说我有文学才华，必须坚持写下去。这位作家叫鲍光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作家来信，对我鼓励太大了。说实话，没有那15年寂寞乡村生活中的文学自我训练，肯定没有《小先生》，也肯定没有作为作家的我。

青年报：你的文学创作算是从那时正式开始的吗？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吗？ 你最近一次发表的作品是什么？ 几十年过去了，你对比一下，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庞余亮：我的文学创作应该从1986年算起。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1987年春天，《扬州日报》“梅岭”文学副刊发了我一组诗，叫《拔节的季节》。那天我正好20岁。到了1988年，我的诗歌就先后在《诗刊》《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刊大量发表了。那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有本《青年诗选》，我的诗被选入了第二辑，海子、骆一禾和汪国真也是那一辑的。最近一次发表作品应该是《飞天》第8期上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做《明天醒来我在哪一只鞋子里》，恰恰就写了诗人的故事和命运。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诗歌，在乡村学校15年寂寞生活中，熊熊燃烧过的诗歌。

2

获得鲁奖以后，我和过去一样，两点一线，照常生活，继续写作。

青年报：说到这里，我们得谈谈《小先生》了。《小先生》取材于那段乡村教师经历，据说是从煤油灯下开始的。《小先生》为什么迟到了几十年？ 你讲一讲其中的幕后故事和创作花絮吧。

庞余亮：《小先生》的起点在煤油灯下，我记下了《一个生字》。那是学生们的第一个故事。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呢。我想起了白天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喉咙里仿佛就堵着那颗不好意思的鸡蛋，紧张、惶恐、心虚。我有个优点，知错就改，不想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于是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慢慢素材就多了起来。最初的目的不明显，但觉得记下来会有用。

15年之后，我离开了乡村学校，去了靖江电视台做法制节目的编导，完全不同于乡村教师的生活。但我心中一直没放下那些记在备课笔记背后的故事，于是，一边拍案件故事，一边开始整理《小先生》。《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有28万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觉得不满意，继续修改。我的修改时间变得漫长起来，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从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

青年报：《小先生》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大家谈论得比较多了。像小说一样，得从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写，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小先生》里的人和事都有原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有没有跟踪过《小先生》里的学生、老校长、总务主任等人？ 这些人的现状如何？

庞余亮：学生都像蒲公英一样被命运吹散到各地了。比如我做老师的第一个小班长，他看到了《小先生》，他说他记得我的故事是：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焚烧诗稿。天呐，这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但我却忘记了。他们大部分都到城市里谋生了，一部分在县城，一部分在扬州。前几年，扬州的学生还集体请我吃了一次烧烤，那个喝多了的夜晚特别难忘，我们不像是师生，而像是多年未见的兄弟。

我的年轻同事也是有故事的，比如那个教会我踢足球的同事就很有毅力。我们常常相互鼓励，他在悄悄复习考研，我在悄悄写作。后来，他在第二次考研的时候考取了一所财经类学校，如今在省级机关工作，非常优秀。有几次我们见面，谈得最多的还是我们的乡下足球，苦中作乐的乡下足球。我们都没有辜负乡村学校的寂寞时光。

《小先生》中的老校长已快90岁了，上次国庆，长大的学生要搞一个活动，把我请过去了，也请了老校长。每个人都穿上了统一的T恤。他见到我劈头就问：听说你把我写到文章里了？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他也没说什么。看到他笑呵呵的样子，估计活到100岁没问题。

《小先生》中的总务主任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因为子女多，所以他生活非常节俭。他中山装的四个口袋里永远有四种烟，那是礼敬不同人的，他自己只抽最差的烟。后来因为心血管病去世了，每次记起他，就想到了他那既狡黠又和善的笑容。

青年报：第二个问题是，《小先生》获奖已经整整一年，“小先生”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吗？ 从昔日的乡村教师，到如今的著名作家，这中间可以说变化巨大，也说明付出的太多，你有什么需要和朋友们分享的吗？

庞余亮：去北京领奖，像一个长长的梦。从北京归来，我回到了我的县城。梦就一下子醒过来了，因为在县城生活中文学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著名”这个词一点也不存在。我还是像过去那样，白天步行30分钟上班，晚上继续步行30分钟回家，然后读书写作。第二天继续如此，两个30分钟，微信的步数正好超过了10000步。我已经56岁了，写作已35年了。我必须清醒。

青年报：我们还是赶紧来谈谈你的新作吧。在今年3月份，你推出了散文集《小虫子》。为什么要以《小先生》《小虫子》作为书名？以“小”命名的文学作品很多，最早是张爱玲的《小团圆》。你怎么理解文学中的这个“小”字？

庞余亮：“小”是我的生命常态。我是父母的第10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6岁上村小开始，就注定与“小”密不可分。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个子最小的学生。全班排队我注定排第一个，座位也是最前排的。师范毕业后到了乡村学校，又是最“小”的老师，年龄小（18岁），个子小（1.62米），体重小（44公斤）。“小”让别人和学生看我的眼光不一样，“小”也让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小”让我仰望世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俯视世界的时间。

青年报：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辞说，“《小先生》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小虫子》和《小先生》之间有血缘关系吗？你能否结合两部作品，谈谈“贤善和性灵”算不算其中的DNA？

庞余亮：《小虫子》的写作时间是2022年春天，当时被困在了家里，我一下子有了整块的时间，开始写作我一直想写的童年生活：《小虫子》。《小先生》中有“贤善和性灵”，《小虫子》里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很多这样的种子，就在我的童年里闪烁。这就是写作对于我的奖励，追溯和审视自己，在追溯和审视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命运。

青年报：《小虫子》被誉为中国版的《昆虫记》，你介绍一下你所写的虫子吧。据说其中还有一些上海的记忆，这是怎么回事？《昆虫记》的作者同时是一位昆虫学家，你关于昆虫方面的知识是怎么获得的？ 你的《小虫子》和《昆虫记》有什么不一样呢？ 遇到了写作困难吗？

庞余亮：按照人生的阅历，《小虫子》远远在《小先生》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写作《小虫子》，是因为我实在无法放下《小先生》，18岁到33岁的乡村教师的我，那才是我人生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我生命中最明亮的岁月。处理好最明亮的部分，我的目光这才回到我生命中最幽暗的部分：童年。我刚说了，我是父母的第10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快成为爷爷和奶奶了。在多子女的贫困家庭里，我是被忽略的那个，我最好的玩伴，就是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虫子。白天和黑夜里，全是那些奇怪的好玩的小虫子：瓢虫、蜜蜂、蚂蚁、米象、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尺蠖、袋蛾、丽绿刺蛾……到了冬天，大自然里的小虫子蛰伏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世代，和我做伴的还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

可以这么说，小虫子和我，那是我孤寂童年的全部。其中“祸起西瓜瓢虫”和“蝴蝶草帽”这两章故事里全是童年和上海的故事，主要是因为苏北人都有一个骨子里的上海崇拜情结，这情结影响了大人，也影响了我们小孩。这本《小虫子》，我集中写了我能够写出来的40多种小虫子，其实，和我相处的小虫子远远不止这些，很多小虫子还在我生命的更为幽暗处呢。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不准备写科普或者研究类别，因为我不会。一个作家不能为难自己。我要写出陪伴的饥饿和孤单童年的那些小虫子，把小虫子当成我的食物，当成我的敌人，当成我的朋友。

写作《小虫子》的困难是叙述视角，为了寻找到《小虫子》里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我找了将近半年时间，创作过程一再被自己推翻。一开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得很不舒服，我与文本里的那个童年的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有时候表达起来，会产生一种不知道是现在的自己在表达，还是过去那个童年的自己在表达。后来我改成第二人称，还是不对劲。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何不用第三人称呢？ 果然，第三人称让我感受到了叙述和表达的自由，能进去，还能出来。这也是《小虫子》中段落特别短，很多一句一段的原因所在，通道宽敞，进出自由。这样的叙述视角得到了很多表扬。

青年报：赵丽宏评价《小先生》时，用了“幽默、清澈、纯真”几个词。陆梅评价《小虫子》时说，书里的母爱与成长，像一对闪闪发光的翅膀，带动了“小虫子”的起飞和翱翔。你的作品似乎特别适合学生阅读，请问你是用儿童文学的心态来写作的吗？ 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有没有一个结合点？

庞余亮：谢谢！ 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结合点是“成长和爱”。比如《小先生》中，我想表达的是好老师是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这就是《小先生》最想传递给读者的。15年，我真的和我的学生一起成长起来了。在《小虫子》的开头，我特别写上了一行题记：“献给/那些总被认为无用的孩子们/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会飞”。《小虫子》的写作也给了我奇迹，因为我重新发现了恩情和爱，还有成长。那是我多年忽略的童年宝藏。小虫子会飞，那些被认为无用的孩子，其实也在蓬勃成长呢。我写尺蠖和飞鸡的故事，当母亲和老害按住那只叫老芦的母鸡，把母鸡能飞的翅膀剪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从写尺蠖写到了广阔的童年，有对于父亲母亲的感恩，还有对于成长和生活的理解。在成长和爱中，《小先生》的师生合二为一。同样，有了成长和爱，小虫子和我也合二为一。

3

碎片化轻松化的阅读是没有营养的，长期下去我们的灵魂就会营养不良。

青年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儿童文学需要浅显一些，所以要求相对低一些。但是我感觉，你的文字并不简单。你能否举例说明一下，你是怎么保持足够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的？ 轻松阅读和思想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庞余亮：我很不喜欢“浅显”这个词。儿童文学的要求比成人文学的要求更高。必须沉淀，必须回到原点，必须坦白。比如《小虫子》里的疼痛感，其实是所有孩子都会有的感觉。童年和童年的疼痛，还有在疼痛中的成长，就是作家很重要的创作源泉。很多书写童年记忆的散文，没有成长的痕迹，也就没有对成长的呈现。写成长特别难，必须把你的心剥开。你只写表面的温暖和甜蜜，而不写阴影的部分，是不可以的，那肯定不真实。哪个人的成长过程没有阴影？ 谁的成长过程没有疼痛？重要的是，原生家庭的阴影和疼痛是和爱混合在一起的，我就是想用《小虫子》，既写出童年的清澈，也写出清澈下面的浑浊。

青年报：挤暖暖、踢键子、溜草垛、跳绳、“架鸡”等游戏节目，煤油灯、纸飞机、长辫子、泥操场等校园场景，还有辍学、重男轻女等社会问题，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年轻的读者，尤其是现在的学生，根本不熟悉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你的文学作品却依然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你能否说说，你的作品中永不过时的东西是什么？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高出现实，你认为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是指什么？

庞余亮：有两本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趣味，一本是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让我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生命重心。还有范用先生，他的《我爱穆源》让我学会了爱，如何追溯生命中最清澈的源头。有了这样的底色，《小先生》的每篇文字都有了参考标准。还有，我的写作潜意识里有一个自我评定，“白纸黑字”的文章，无论长短，都需要作为一个艺术品，不能轻易放过自己。我文学生涯开始是诗歌写作和童话写作，所以《小先生》里有诗歌，有童话，也许，这就是高于现实的那部分。

青年报：我最早读到你的作品是诗歌，你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诗人，参加过《诗刊》社第十八届青春诗会，后来为什么要换频道？ 写诗、写童话、写小说、写散文，你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一种文体？ 我看到你最新的简历里，列出了你的小说和散文，却没有列出你的诗集，是要淡化诗人身份还是要和诗人的身份告别？

庞余亮：诗歌溢出来的部分，就是散文和小说。在所有的文体中，我最喜爱的是诗歌。它是我的初恋，我偏执的爱。今年我还出了一本新诗集呢，叫《五种疲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做个广告，这是我所出的诗集中，自己最偏爱的一本。

青年报：诗人的经历对你的其他文体创作有没有影响？ 其实，很多著名作家都有写诗的经历，比如莫言、贾平凹、张炜、阿来、毕飞宇，而且他们现在似乎还在写诗，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庞余亮：有过诗歌写作史的作家，就像被闪电照亮过的田野。被闪电照亮过的田野和没有被闪电照亮的田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诗歌的恩情。从很多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诗歌的恩情。

青年报：靖江的语言属于吴语，现在是普通话时代，大家从小都学普通话，平时又都说着普通话，作家大多数都是用普通话写作。你结合自己的实践，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吧。

庞余亮：我在写作的时候是用普通话，但在叙述一些特别名词的时候，会用方言。比如《小先生》中有，《小虫子》中也有。但困难的是，有些方言实在不好写出来，只好写成了普通话的表述，比如《小虫子》中有个“袋蛾”，我们家乡不叫“袋蛾”，叫“吊死鬼”。这是我的困境。为了更好地表达，还是采用了“袋蛾”。

青年报：这么多年，你的创作量很大，优秀作品不断，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如果让你挑选一部（篇）作品，留给一百年后的读者，你会挑选哪一部（篇）？

庞余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厚脸皮。如果厚着脸皮回答的话，我觉得是下一部。请让我继续厚着脸皮介绍我的新书：《小糊涂》。《小糊涂》是《小先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小”，还是写我的童年、我和泥土和饥饿的故事。我写得更从容，更接近了我的文学理想。

青年报：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而你的作品让人读了以后，心灵会得以宁静。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有何意义？

庞余亮：碎片化轻松化的阅读，是没有营养的阅读，长期下去，我们的灵魂就会营养不良。以我为例，我的童年很孤苦，因为我的家庭和出身。但我很感谢我遇到过的一本本书，是一本又一本书拯救了我。如果没有一本本书，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慢慢理解了我的童年，包括我脾气不好的父亲。因为好书给了我向上向前的能量。

青年报：除了写作，你业余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庞余亮：我的业余生活除了读书，还有打乒乓球。相信吗？很多正规军都会败在我的球拍下。为什么呢？ 我的乒乓球是自 学的，属于标准的“歪把子机枪”。千万不要用乒乓球比赛规则来衡量我、规范我，那样的话我就绝对属于违反规则的打法。好在我的球友和我打球的时候，总是“视而不见”，总是“熟视无睹”，这样，我的“歪把子机枪”就发挥神奇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