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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堡远眺》（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2006）是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继《逃离》 （Runaway，2004）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短篇故事集，包括《乏善可陈》（“No Advantages”）与《家》（“Home”）两部分，共由11则短篇组成，外加《前言》（“Foreword”）和后记《信使》（“Messenger”）各一篇。作品一经面世，其历史叙写的风格、特征与方式立刻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

《石堡远眺》沿袭了门罗一贯取材家族史和个人史的创作路线，在事实和虚构、现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描绘与后现代主义自觉意识的历史编纂的扞格之间构建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其中景观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透过多层次的景观描绘，门罗重构出19世纪初其 家族从苏格兰埃特里克迁往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谋生的前后七代人的历史记忆，其间纳涵了 她自身觉醒与成长的记忆轨迹。作品以一种 “远眺” 与 “搜寻” 的姿态将景观、历史与个体记忆联结起来，彰显出景观、历史记忆与个体自我身份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强调在距离化过去的基础上切入并探寻、阐释与理解历史的必要性，揭示出故事化历史于当下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1. 生存景观：从埃特里克到 “美国”

“景观（landscapes）是多面向的，构成一种记忆形式，这种形式储存着人类于时间延绵中在地球上活动的历史。”（Whyte 2002：7）这一表述呈现出景观、人类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景观和人类社会文化既为人类活动所建构，又反过来有意或无意地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人类活动置于景观与社会文化史当中进行考量，方能深入地理解人类活动产生的根源及其对二者做出的回应。在《乏善可陈》伊始，门罗引用1799年苏格兰地方志历史文献中的内容来描绘其先祖威廉居住的埃特里克山谷。此地乏善可陈，作物难长，“道路深邃，几不可过”。冬季以暴风雪驰名，一旦下雪则 “数月难与外人交通”（Munro 2007: 1)。偏僻、贫瘠、荒凉、气候恶劣的山谷景观不仅勾勒出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社会转型时期的苏格兰风貌，亦隐射出这一转型不断塑形埃特里克山谷的进程。尽管英国政府实施了农业改良举措，鼓励合理的农耕方式，树立“绅士农民的典范，然而 “以传统方式耕作的贫穷乡下地区屡屡面临每况愈下的处境”。（Sher 2005：162-163）《苏格兰合并法》（Act of Union）并未给当地农业带来实际的利益，圈地运动使得农民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在故事中，昔日苏格兰国王

“埃特里克羊倌”。的狩猎地埃特里克大森林已沦为牧场或石楠丛生的荒野，沼泽地被排干，公地被占有，乡村的茅舍被迁至更加偏远的地方。景观变迁对失去土地的小地产所有者和茅舍农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沦为佃农或无产者，被迫迁往城市或遥远的殖民地谋生，或不得不在山谷为地主牧羊以求生计，威廉及其外孙——门罗笔下的作家詹姆斯——均属于典型的

经济变革与利益争夺引致了宗教气候的转向，这一社会文化风向的转变及人们落后的生存状态通过景观得到了凸显，记述了门罗家族远途迁徙以求存的历史记忆。宗教的严苛频遭启蒙时代 “理性思想” 的挑战。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羊倌们聚众朗读那些 “激昂的、辞藻夸大的” “文章”时，“天气出奇地暖和。然那晚突然起了暴风雪，最后演变为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圈里的绵羊被冻僵，男人和马匹被困在路上、冻僵，房子被大雪没顶。”（Munro 2007：22-23）当年轻人侥幸活着回到山谷，整个村子的人认为这场暴风雪起于他们的朗读与谈话，是魔鬼的手法。这一近乎传奇式的景观描写无疑临照出贫穷、工业革命与启蒙思想合力冲击苏格兰的缩影，也激发了詹姆斯逃离埃特里克山谷去寻求新生活的想象。17世纪上半叶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海外北美农业拓殖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美国” 则成为他向 6个孩子屡屡提及的字眼。在标题故事《石堡远眺》中，詹姆斯等一行人汇入了大迁移队伍，先来到爱丁堡城。城里的街道“黑乎乎的，又湿又滑。天落着雨，城市空气中充满着烟味儿”（Munro 2007：27）。而当他们登上石堡，隔大西洋远眺 “美国” 之时，“太阳出来了，映照着脚下一排排石屋和街道，教堂的尖塔前所未有地高……一片银色的宽阔水域，海水的那头是浅绿和蓝灰色相间的土地，半明半暗，轻如薄雾，嵌入天际。”（Munro 2007：30）景观不仅是“自然和人造特征的特定组合，任何景观也不仅是由我们眼前所见之物构成，还是由我们头脑中所想之物构成”（Whyte 2002：9）。景观的色调转换与明暗对比既反映了工业用煤对爱丁堡的污染，又烘托出詹姆斯等人心中将 “美国” 视为土地肥沃、逃避饥馑、宗教迫害、犯罪受罚以及周全梦想的理想之地的画景。1818年中，詹姆斯带全家加入移民队伍、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的海上旅行，以及《伊利诺斯》（“Illinois”) 篇中十多载后威廉一家前往伊利诺斯的旅行，可谓彼时英国人口迁移史的掠影。

然而如历史所载，17至19世纪上半叶，等待英国移民的并非富庶与机会，而多为饥饿、寒冷、疫病和死亡。詹姆斯们怀抱明亮的希望，将在北美境内看到的茂密森林和晴天丽日视为 “新苏格兰” 的开始。(Munro 2007：65)实际上，他们并未登陆詹姆斯所说的“每个人都坐拥财富，甚至乞丐都驾着马车四处游历”的美国 (Munro 2007：30)，而是抵达了加拿大并先后在魁北克、上加拿大和蒙特利尔等地之间辗转。1832年的加拿大被称为 “黑暗之屋”。在上述地区，“人们口言耳闻的皆是‘霍乱’一词”。( Bilson 1980：52) 在瓦尔特的海航日志中，关于身患热病、咳嗽不止的女孩内蒂的记载已预示着新城并不安宁。安德鲁的儿子小詹姆斯上岸后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威廉在芝加哥附近的乔利埃特死于霍乱。在《莫里斯镇的荒野》（“The Wilds of Morris Township”）中，威廉的儿子詹姆斯在莫里斯镇的荒野中伐木时被倒下的树木击中头部而亡。通过对景观的勾描，门罗在詹姆斯们心中“明亮的”希望与“新世界”的困境之间构筑出巨大的落差，生活并不如移民们预期般的美好，他们依靠单调的面粉和鱼过活，受物质的驱使而对生活麻木不仁，彼此关系矛盾重重，命运中则危机四伏。

2. 经济景观：谋生休伦县

无论是从社会还是国家角度，加拿大的诞生不能仅仅基于缔造国家的民族的狭义角度来理解，因为 “此类视角几乎没有考虑到广大的各国移民个体的日常体验。他们被迫放弃旧世界的生活方式，适应前景较好但生活艰苦的城市郊区或由农田一味扩展而来的截然不同的环境”（Hoerder 1999：i)。《谋生》(“Working for a Living”) 正是从移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通过农场、狐场和铸造厂3种经济景观打造出3层历史记忆空间，揭示出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门罗祖辈与其他移民在安大略省休伦县的艰难谋生史。农场构筑的第一层经济景观折射出宏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话语对移民生活的明显操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深重影响，加拿大一方面处于战时经济向和平生产过渡的时期，为战后全球恢复对小麦、纸浆和纸张等产品的需求所激励，推行了砍伐森林和农场小麦单作系统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则深受邻邦经济大危机的影响，“超过20%的劳动力失业”，“一些失业人员撤回到家庭农场寻求出路”。(Conrad 2012：205-207) 两种经济驱力引致了移民清除森林和 扩张农场的举动。门罗如是写道，“开拓休伦地带时，农场上的树木被彻底清除。许多溪流被抽干……早期的移民憎恶森林，而对开阔的土地艳羡不已。“岩榆被运走做了船木，白松则被用来制造船的桅杆，直到几乎看不到这些树种了。”（Munro 2007: 130) 在他们眼里，农场景观才是常规，是重中之重。对门罗祖父而言，林地就像燕麦田，唯一的区别是它出产的庄稼是柴火。然而，在经济危机肆虐的同时，加拿大南部长达十年干旱的环境危机因 “农场小麦单作系统” 而加剧（Conrad 2012: 206)，进而反噬着农场生活的希望。

作为第二层重要的经济景观，狐场不仅成为记忆经济危机中移民们艰难生活的载体，而且隐射出性别话语权力场域对女性的限囿。门罗的母亲是来自爱尔兰的亲戚移民，目光敏锐，做事坚持，在门罗父亲开始圈养银狐时便预见到养狐这个新兴产业有赚钱的可能性。狐场景观是自然鲜活的，从根据 “白毛数量” 决定狐皮价格的 “银狐” 到新型浅色品种的“铂色狐”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危机和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狐场经济带来的重创以及养狐人尝试突围的路径：狐场景观又是人工化的，承载着其关于父母艰辛谋生的记忆。狐皮 “不是生皮子”，而是经过 “鞣制或硝制” “切割并缝制” 的各种装饰成品。(Munro 2007：142) 母亲不仅将狐皮做成各种样式，还独往远地向美国贵妇兜售狐皮，甚至在二战重挫生 意时卖掉了所有的狐皮。然而家庭生活又是性别化的。其祖父闲暇读书的行为受到整个社区的尊敬，而女性读书或在外经营业务则被与家中床褥积尘和丈夫吃残羹剩饭联系起来。这种对女性精神追求的敌意多来自女性。门罗如是写道，“正是女性对她做出评判，女性评判女性比起她们评判男性更为苛刻。”（Munro 2007：135）母亲的辛劳与雄心屡屡遭遇现实的不堪，祖母厌恶母亲所做的营生，甚至希望没有顾客购买她的狐皮。随着母亲缺席而消失的警觉、奋斗的调子甚而能够为家庭带来某种和平。在年幼的门罗心中，母亲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金钱极尽奉承、在身患帕金森症后依然雄心不已、令人反感的女性。实际上， 由于战争与经 济危机的深远影响，惨淡经营却依然负债累累的狐场，浓缩了移民们艰难生活的历史记忆，而祖母和家庭对母亲的态度，则又从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保守的性别话语对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行为的歧视与冷漠。

第三层经济景观———铸造厂———勾描出移民们的另一种艰辛谋生路径。基于对机器、电力和服务业等行业的需求，加拿大掀起了新型的消费经济，“许多人沦为标志大众消费时代密集型经济重组模式的受害者”。（Conrad 2012: 06）在狐场生意一落千丈之时，父亲去一家铸造厂做守夜人。铸造厂景观几无亮色，古旧的砖房令人感觉身处厚实黑暗的森林当中，窗户从里面漆成蓝色，外面用黑色的铁丝网覆盖，光线无法穿过。空气中漂浮着灰暗的、细细的粉尘。环境恶劣的景观如 “坟墓”般，“占据了人们的整个生命，是永不停止、反反复复地消耗注意力和消耗生命的过程”，然而父亲却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了满足感和 “可靠的愉 悦”，（Munro 2007：161）工人们则心照不宣地接受着铸造厂粉尘在致人死亡的事实。铸造厂承载的不仅是关于移民们艰难谋生的历史记忆，也是对加拿大每个城镇中处于底层社会的普通民众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他们为生活所驱，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赚钱，同时却因为 “愚蠢的骄傲” 对太多的日常风险视而不见，也不愿意成立联盟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而会做出偷窃的勾当。

3. “家”：个体成长史

若言《乏善可陈》 借助景观关注的是门罗祖辈与其他移民定居“新大陆”后适应新生活模式的艰辛历史及对环境的破坏，那么，第二部分《家》可谓与门罗个人生活轨迹平行的 “自传记忆”，包括《父亲们》（“Fathers”）、《躺在苹果树下》（“Lying Under the Apple Tree”）、《女佣》（“Hired Girl”）、《车票》（“The Ticket”）、《家》和《你欲知何为?》（“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For?”）6个短篇。赛克（Robert Thacker）指出，以第一人称为主要叙述视角，门罗 “撷取了她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她到过的地方、她认识的人们、她的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以及最后的结果”（Thacker 2011：16）。与第一部分当中反映特定时间、地点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景观不同，第二部分的景观描绘显得更加私人化。景观被时间之锚定位，其呈现方式与门罗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密不可分，并与她对过去生活的 “情节记忆” “个体回忆” “自我相关的概念知识” 及 “当前自我” 联系起来 （Knez 2014：166-167），构成自传记忆的组织范式，勾勒出年轻的门罗觉醒和成长的记忆轨迹。

《父亲们》和《躺在苹果树下》分别以房子与苹果树为重要景观，围绕与此相关的回忆 性事件和情节，叙写了少女门罗对性别化世界中父女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激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高中同学戴莉娅家的房子 “墨绿色的百叶窗遮住大半，或一路拉到窗台，看不到窗帘”。（Munro 2007：174）富有却封闭的景观隐射出戴莉娅父亲脾气恶劣、只关心钱财、虐待马匹和家人的吝啬鬼形象，描绘了一种极其紧张的父女关系。现实世界中男权话语塑造出的 “父亲” 形象是权威、体面与尊严的象征，一旦代表这种权威的骄傲或自尊遭到质疑或者挑战，暴力就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大多数女孩以封闭自我、“养成女性气质”的行为来响应这种现实。（Munro 2007：198）少女门罗却厌烦平庸、特立独行、向往并追求激情生活。镇子那头农场里马厩旁的苹果树，对于负责养马的米里亚姆和马倌拉塞尔而言，是 “服从于日常生活的” 寻常景观（Whyte 2002：9），对场外的门罗而言却是新鲜刺激的，越过篱笆躺在苹果树下能够带来越界的兴奋与激情。苹果树既是诱惑又是禁果，暗合了青涩孤独、渴望与异性接触的门罗尝试爱情的甜蜜与创伤。她试图在青春亮色的拉塞尔身上获得别样生活，却无意间发现他在背地里与米里亚姆早有私情，遂黯然神伤并毅然地选择离开。

英国史学家沙玛（Schama 2015：6）认为，感官知觉到的风景与人的思维和心理运作之间存在复杂的密切联系。房子不仅是一种场所和景观，而且还是一种 “内在的心态”，可以折射出 “人们内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Byatt ＆ Sodré 1995：244）经常遭父亲皮带抽打的门罗性情乖张，自小就懂得察言观色来讨好家人。她既羡慕拥有独立精神和良好经济状况的戴莉娅，又刻意地与家境困窘的弗朗西丝保持距离，对搬离休伦县前善意邀请她前往家里做客的弗朗西丝的父亲充满恶感，认为他不体面且缺乏男人气，还对孩子有一种 “越界的” 关注、令人羞耻和 “反感的亲密”。（Munro 2007：189）在习惯于现实世界距离化与等级化的父女关系的门罗心中，对爱的渴望在她深刻的创伤和孤独感中反现为势利式的自卫以及对爱的屏障、怀疑与拒斥。圣经中与知识联系起来的苹果树，又象征着门罗内心的顿悟、觉醒与成长，透射出她对情爱关系的独特见解以及在她遭遇背叛时毫不妥协、坚决放弃的勇气。这一不将就、对自我的坚持贯穿在《车票》一篇中，表现出年轻的门罗对两性关系的理解：“激 情，真正的，全心全意、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激情，是我所追逐的。索求与屈从。我并不排除某种残忍。但是绝非混乱，也非明一套暗一套，或是低级庸俗的惊奇或耻辱。”（Munro 2007: 226）

在《女佣》中，作为孤离的、排他的场所，海上小岛与船屋将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关系中少女内心深深的卑微感与孤独感推向极致。表面如丝绸底下却暗黑的海水景观，作为一种潜意识意象，折射出窒息的少女内在活力与生机的能量陷阱。一方面，“我不愿承认我感到 卑微或孤独”（Munro 2007：232)，“我没有当佣人的优雅和勇气”（Munro 2007；252)，甚至蓄意地向丧女的蒙乔太太重提其伤痛记忆，并因临别时蒙乔先生将 “我” 闲暇偷阅的书籍赠予 “我” 而颇感恼怒；另一方面，“我” 在海里游泳时，突然对素昧平生的访客哈蒙德先生萌发了性冲动和性幻想，这种冲动和幻想还戏剧性地发展为“我”试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将其捏造成一个对自己意图不轨的 “色鬼”。门罗丝毫未加以避讳，借助象征孤离和潜意识的景观，用近乎刻薄的文字记忆了一位真实鲜活、情感丰富的少女内心的孤独、自卑、自尊、羞耻、恐惧、傲慢、势利、对自我的保护性掩饰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正常而又看似扭曲的私密记忆。少女以近乎 “残忍”、猎奇或蔑视的方式来缓解或疏通自己的卑微和孤独，渴望获得某种亲密性或平等的关系，并试图将现实的平庸与无聊幻化，通过性幻想将 “受约束 的…… 能量” 疏导为 “紧张状态解除” 后的兴奋与快感。（弗洛伊德 1998：51）正如门罗自白道，捏造谎言 “让我心中充满了羞耻、我自己的失败感和孤独感。写信也别无他图，只是确保自己和世界以及令人兴奋的事情——与性有关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某种联系”。（Munro 2007：251）所有的一切只是源于她年轻、贫穷、孤独以及缺乏激情的生活。

以《家》中的老房子为核心景观，《家》记叙了门罗多年后重归故里的自我觉醒与认知。记忆里房子中的旧物件与房子翻新后的新物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在世时一家人一直使用的木餐桌与椅子已被弃置谷仓，取而代之的是继母厄玛购置的新仿木塑料桌子；母亲抱病重新设计并油漆的天花板和墙纸，被厄玛用白色方块瓷砖遮盖起来，狗啃的木头窗框也被更换为新的金属窗框；原先可以透过旧玻璃看到的外面金色光线照耀的灌木丛和果树，变为新镶的玻璃外又长又暗、没有窗户的火鸡棚……而母亲放满桌子和床下的书籍被厄玛 “驱逐” 并塞进了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书橱。“物质与空间参数” 变化的景观蕴含了深刻的心理学意义。（Knez 2014：171）作为门罗出生并成长的物质空间的老房子，同时亦是由其记忆和感情构建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与 “主导这个家的母亲的令人尴尬的雄心” 及曾经喜爱读书的父母有关（Munro 2007：290），更已发展出属于门罗自己的 “出生和成长叙事”（Taylor 2010：12。眼前的新物件和脑中关于旧物件的回忆不断切换，使门罗能够想起母亲的物件已寥寥无几，负载着她对母亲深深的悼亡情绪。而文学中与成长观念紧密联系的返家主题，则衬托出门罗与过去的自己达成和解的过程。

在个体记忆串联景观、家族史和个人成长史而成的复合式记述中，《石堡远眺》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景观在变迁，当下也逐渐退隐为过去，而个体关于历史的记忆则不断膨胀变化，演绎为鲜活丰满的故事，进而反映出门罗对历史书写的深刻思考。

4. “你欲知何为？”——关于历史的思考

景观是塑形历史记忆、个体身份及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最深层的需求之一是身份和归属感，一个普遍的共同特性即是对景观的依恋以及我们在景观和地点中发现身份的方式。”（Taylor 2008：115）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曾说道，“我们喜爱的景观被改变，难以识别，我们会感到深切、明显、巨大的痛苦。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是我们自己及我们生命中不断变化的阶段之间的连续性。”（Drabble 1979：270）门罗描绘的景观超越了其祖辈及她自己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建构物，在久远的历史和即将成为过去的当下 之间建立起鲜活的联系，并成为身份和归属感的象征物。

在门罗看来，一个人重访某处场所正是因为喜欢曾经的自我。随着老房子的景观发生化，“某个我，已经结束的自我，很快就将不复存在。”（Munro 2007：290）在探秘古墓时，门罗遇到父亲的旧相识，并因发现他“依然能够将我视为家族的一份子，依然能够记起我亲和我父母一辈子工作谋生的场所”而深感快乐。（Munro 2007：332）这一身份感与归属感在《前言》中暮年的门罗探寻埃特里克山谷时达到高潮。由此，埃特里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场所，而且与地方志中门罗对先祖名字的记忆紧密联系起来，甚而为她提供了一个令她感到“幸运”的家族创作谱系。在《你欲知何为》篇中，门罗将史前冰川时代的自然景观残迹、现代社会的驯化式景观、19世纪德国移民的墓穴及被乳腺肿瘤 “标记” 的自己联系起来，融糅历史景观的快感、历史的神秘魅力与个体的有限生命为一体的书写，既可看作是她通过景观变迁喻示个体生命最终 “自我擦抹的姿态”，亦可视为她在探寻与记述历史中 “与有限性达成和解” 的过程。（Thompson 2017：322）

与此同时，一种 “远眺” 和 “搜寻” 的姿态是织就鲜活历史的经纬线。这是一个由 “情感的换位” 与 “距离中的再次经历” 打造的心灵之旅。（阿斯曼 2017：70）“人类的生存从来不必完全从零开始，而始终是慢慢熟悉那些已经存在的联系：熟悉家庭、语言、历史、传统、文化。个体的生活早就已经被嵌入进超越个体之上的生活，而没有这一个体之上的生活，个人生活根本不会出现并获得发展。”（阿斯曼 2017：51）然而，这种个体生活镶嵌于中并获得发展的 “过去需要从远处切入” 方能理解。（Munro 2007：332）历史文献中的历史，是被标记了详确日期的过去事件，属于一种暮气沉沉、缺乏想象的和僵板的历史，是对于过去的掠夺，因为它 “筛选掉不受信任的证据，将遗失的姓名、令人质疑的日期和轶事结合起来，抓着那些线索不放，坚持认为这样就能与死者联系起来，从而也与生者有所关联”（Munro 2007: 347）。作为景观的古墓，亦成为被困在永无光亮的洞穴中的逝者的隐喻，后来者以其为始发站，开始远眺并踏上探寻的路途，换位情感并在时空的距离中再次经历和体验过去，进而为丧失生机的声音寻找光亮出口。恰是在此意义上，门罗一方面通过阅读先辈的文 字理解性地探寻他们的足迹，不仅成为家族史的探寻者和阐释者，而且充当了家族史的 “启动者和参与者”（阿斯曼 201：74）；另一方面，作品中频繁运用的 “历史现在时 ”（historical present）的创作手法，使得所有历史人物的名字与言行不再是古文献中毫无生气的符号，而是变为故事中丰满鲜活的形象。而《信使》结尾那神奇的制门器—— —只大珍珠母贝壳，也具有了鲜明的象征意义。这枚贝壳犹如 “远近往返的信使”，使门罗既 “发现了自 己血液中激烈的涌动”，又听到来自远方 “海洋” 的声音。（Munro 2007：349）作家自身亦犹如 “信使”，用想象的笔触往返于过去与当下的时空中，既在倾听过去的声音，又在以同理心去理解、 回应并阐释过去的记忆。

在《石堡远眺》一书中，历史事实恰是经由虚构变为故事化事件（storied event）才获得了持久的生命与当下的意义。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对历史叙事与编纂特质的大力发掘，历史负担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甚嚣尘上，人们的经验在关于历史的基本感知压力下苟延残喘。在《你欲知何为》中，对历史的兴趣遭遇的普遍是“你欲知何为”的质疑，是一种带不来特定利益，缺乏实用价值、无所事事的闲人才做的出格事情。实际上，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指出，“历史”本就蕴含双层涵义，既可指 “已做之事”，即事实一经完成 “就成为踪迹，消失不见，无踪可寻”；亦可指 “被做之事”，即 “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录版本”，也即虚构的故事，“作为调查开始的事件必须作为故事结束。事实上，为了生存则必 须变为虚构。虚构并非事实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补充”（Scholes 1981：3-4）。同样，故事化历史也并非历史的对立面，而是历史更加鲜活的补充。

早在2002年，《躺在苹果树下》一经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便被识别为回忆录。然而在故事第一段出现了一个免责声明，“为了隐去一些人和事，我允许自己捏造了某些姓名与细节”（Thacker 2011：17）。 门罗对父母的回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个没有完成学位便离开大学的 “父亲” 实际上已然融入了门罗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前言》中，她反复强调，“这些是故事”，“被称之为家庭史的部分已经膨胀为虚构”。然而她又同时声明，书中所写的均以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为起点，“总是处在真实叙述的框架之内”。（Munro 2007： ix）《石堡远眺》 既是门罗通过多层次景观描述追踪其自身文化继承与生活事实的文本，也是历史事实与虚构想象共栖的文本。作家以历史文献启程记忆之旅，前瞻后顾，回旋于文本内外，通过想象虚构事实中的姓名与细节，并以此来推断和塑形自我，进而彰显出历史书写中故事虚构的重要意义。诚如评论所言，在门罗的作品中，“虚构成为回忆录而不是事实成为虚构”，我们所 “珍视的事实从未曾走远”。（Thacker 2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