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汪曾祺
对于“戏剧汪曾祺”的关注和考察，不仅对于作家整体性的研究和其文学史地位的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戏剧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学环境之中，如何生发、变格以及由来已久的“文学性”与“剧场性”的雅花之争等戏剧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汪曾祺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纽带和桥梁，联结和贯通着现代和当代。他的文学生涯经历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具有一种难得的“在场感”，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来观测到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侧面。无论是1940年代的“早熟”还是1980年代的“晚成”以及跨越其中的“二十七年”时期，每一个阶段他都留下了带有时代印记且独具艺术风格和美学特质的“汪氏”作品。汪曾祺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早熟”的现象。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在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遇的同构之下，他开始转向了戏剧创作，其深度参与的京剧《沙家浜》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一期间的创作虽然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质。到了1980年代，汪曾祺的创作终于得到了重新认可和关注。学者郜元宝更是在其《汪曾祺论》一文中指出：“汪曾祺是活在当代文学体制中的现代作家，他的‘复出’标志着‘现代’在‘当代’的复活。”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展现了更加成熟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汪曾祺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其作品充满了独具个人魅力的审美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以小说和散文成名的汪曾祺，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职业编剧，对于他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受戒》为起点开始发轫的小说创作，但在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与上世纪80年代“大器晚成时期”的汪曾祺之间，还横跨着以《范进中举》为滥觞和以《沙家浜》为天下知的，以“文学性”为创作原则的“戏剧汪曾祺”，这一整体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和遮蔽，而这正是作为“桥梁”的部分。与汪曾祺热闹的小说和散文研究相比，对于其戏剧文学的研究则略显寂寞。
汪曾祺曾在《两栖杂述》一文中自言道：“我是个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这个描述非常贴切，因为汪曾祺在戏剧创作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占据了他创作生涯近一半的时间。从他年幼时开始，他就一直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这种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戏剧不仅是他的一种爱好，也是他的正式职业，从1961年底汪曾祺被调入北京京剧团，一直到1997年去世，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以戏剧编剧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独立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创作了共13部戏剧剧本。正如他的同事兼好友杨毓珉在《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一文中所说：“曾祺的全部著作分戏曲和小说、散文三部分。总共约250万字，戏曲只占十分之一，却用了20年时间（专业编剧干了20年）；小说、散文占十分之九，却仅仅用了十几年（从1980年写《受戒》起）。”汪曾祺的戏剧创作实践可以追溯到1954年，他的第一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改编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材，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此后，汪曾祺便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戏曲创作之旅，历经数十年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989年创作的最后一个戏曲剧本《大劈棺》。在这期间，他参与创作的主要作品有《王昭君》《凌烟阁》《杜鹃山》《小翠》《沙家浜》《雪花飘》《擂鼓战金山》《裘盛戎》《一匹布》《一捧雪》《宗泽交印》等。这些作品中既有改编的传统经典剧目，也有他自己原创的剧目。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而且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戏剧艺术的魅力。这种双重的身份和角色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独特的“两栖类”作家。
汪曾祺是一位自觉的戏剧改革实践者，他始终致力于提高戏剧的文学性和现代性。他曾说过：“我搞京剧，就是想来和京剧闹一阵别扭的，想把京剧变成一种‘新文学’。”在《两栖杂述》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戏剧理念：“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汪曾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戏剧改革，源于他对传统戏剧的深刻认识和强烈不满。在他看来，传统戏剧在戏剧语言、剧情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无法满足现代观众的需求和审美趣味。因此，他将自已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带入到戏剧的创作中，并开始探索和实践将现代戏剧元素融入到传统戏曲中，以此提高其文学性和表现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汪曾祺在创作中引入了许多新颖、独特的小说手法和技巧。他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将其融入到传统京剧的创作中，使得剧本的可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同时，他还注重运用现代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对传统唱词和念白进行改造和革新，使其更加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观赏习惯。除了在创作中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汪曾祺还深入研究了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并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批评和指正。在他谈论艺术与创作的文字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戏剧创作的文章，其中涉及戏剧创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创作理念和追求对于当今的戏剧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汪曾祺自从事戏剧编剧以来，他的作品涵盖了多种戏曲形式，从京剧到地方戏，都有所涉猎。他的创作不仅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人性的探索。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与时代发展及戏剧文化政策紧密相连。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不仅展示了他的才华和艺术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把握新中国戏剧发展脉络的线索。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新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戏剧文化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汪曾祺的创作中汲取灵感，为当代戏剧文学的创作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汪曾祺的戏剧创作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早期（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手法，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挥。汪曾祺早期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意识流色彩而著称，这种创作手法在他的戏剧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常常运用内心独白、意识流和梦幻与现实交织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情感变化，这种表现手法在当时的戏剧创作中是相当新颖和独特的，尤其在戏剧主题思想中加入作家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的思考，形成了带有汪曾祺独具文体过渡特质的作品，使戏剧文本的“文学性”强于“戏剧性”。这一时期他对于戏剧创作中“文学性”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也影响了其后期（1980年代）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与他的散文、小说创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展示了汪曾祺文学艺术的多样性，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因此，对于“戏剧汪曾祺”的关注和考察，不仅对于作家整体性的研究和其文学史地位的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戏剧这一与小说、散文、诗歌并驾齐驱的重要文体，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学环境之中，如何生发、变格以及由来已久的“文学性”与“剧场性”（“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雅花之争等戏剧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汪曾祺作为为数不多的贯通现当代的代表性作家，在“文学性”视野的观照下对其戏剧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可以窥视整个当代戏剧文学创作中这一问题的某种轨迹和路径，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提供启发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