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引 言

我们倾向于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视野来看待美国亚裔作家群体，“凡是身在美国的亚裔后裔、具有亚洲血统或者后来移民美国的亚裔作家，都可以称之为 ‘美国亚裔作家’”，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指的是 “美国社会中的亚裔群体作家所创作的文学”（郭英剑等 2022：总序 1-2)。 同理，美国韩裔文学（Korean American Literature）即为由美国社会中的韩裔群体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也囊括了发表时为韩语而之后被译作英语的文学作品。在西方权力话语语境下，“话语事件定义的不是真实的沉重存在，也不是词语的常规用法，而是客体的秩序”（Foucault 2010：49)。谁在说、说什么、和谁说都蕴含着话语权力的博弈与分配，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也就取得了说服规训对方的主动权。西方主流思想推崇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是沉默寡言的，这极大禁锢了美国韩裔移民发声的诉求与途径。随着时代的推移与个体意识的觉醒，一大批杰出的美国韩裔作家笔耕不辍，通过文字发声，不仅让社会关注到这一被长久遗忘的边缘群体，也为探求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至善之境奠定了基础。

2. 美国韩裔：发声的主体

美国韩裔，或韩裔美国人，顾名思义，即拥有韩民族血统的美国国民。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1910年韩裔美国人仅有462人。此后的1970年人口普查中，韩裔美国人数量飙升至69130人，目前已超过185万，成为继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越南裔之后的第五大亚裔群体。

移民现象可以通过 “推拉” 框架加以溯源，即移出地的推力与移入地的拉力。推力包括天灾人祸、国破家亡、贫穷落后等，拉力则主要表现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安定的社会环境与繁荣的经济。据此，20世纪美国韩裔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Schaefer 2008：342-343)。

第一个阶段横跨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颁布限制了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甘蔗种植园园主亟需亚洲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于是1903至1905年间出现了首次韩裔移民高峰。1910至194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并实行殖民统治，他们不仅侵占土地、掠夺资源，还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强制用日语取代韩语教学，并提出 “日韩同祖说” 以同化当地人。频发的战争与严酷的殖民统治造成人口大量外流，此时的美国韩裔移民主要为 “照片新娘”、流亡人士、劳工等，他们的知识水平或专业技能相对欠缺；此外，移民中还夹杂着少数积极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人士。这一阶段见证了美国韩裔文学的兴起。代表作家有柳一韓（Ilhan New，1895—1971)、姜镛讫（Younghill Kang，1898—1972)、白广善（Mary Paik Lee，1900—1995)。其中，白广善的自传《安静的奥德赛：美国的韩裔先驱女性》（Quiet Odyssey：A Pioneer Korean Woman in America，1990）是为数不多的美国亚裔女性作家回忆录之一，也是唯一一本几乎跨越整个20世纪的美国韩裔女性作家回忆录。作为最早一批赴美的韩裔开拓者，白广善对20世纪美国社会文化的审视具有先导性的启发意义。

美国韩裔移民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彼时的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分别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和大韩民国（韩国)。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二次大规模移民—— “战争新娘” 移民浪潮应运而生。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在美国的扶持下飞速发展，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放宽了对留学生和各国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条件，一大批教育水平较高、专业技能过硬的韩国人涌入美国，加速了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伴随两次移民高峰，美国韩裔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作品数量激增，题材多样，背景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劳动罪行、朝鲜战争中的兵戈相向及外来女性与混血儿童的边缘处境。此阶段的文学作品历史印记明显，如，玛格丽特·K. 帕伊（Margaret K. Pai，1914— ）的《两个移民之梦》（The Dreams of Two Yi-min，1989）与加里·朴（Gary Pak，1952— +）的《米纸飞机》（A Ricepaper Airplane，1998）折射了韩裔移民在夏威夷的早期群居史；金恩国（Richard Eun Kook Kim，1932—2009）的《牺牲者》（The Martyred，1964）与克里斯·麦金尼（Chris McKinney，1973— ）的《刺青》（The Tattoo，1999）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朝鲜战争等灾难带给个体的创伤记忆。在战争对女性的摧残方面，宋凯西（Cathy Song，1955— ）的诗集《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1983）与诺拉·奥卡佳·凯勒（Nora Okja Keller，1965— ）的小说《慰安妇》（Comfort Women，1997）和《狐女》（Fox Girl，2002）均着眼于女性被物化的处境，揭露了在 “血缘身份（长幼辈分）体制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主导权”（李娟 2010：152）支配下女性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与心理重建的挣扎。 此外，崔淑烈（Sook Nyul Choi，1937— ）的《无法告别的一年》（Year of Impossible Goodbyes，1991)、李昌来（Chang-rae Lee，1965— ）的《手势人生》（A Gesture Life，1999)、帕蒂·金（Patti kim，1970— ）的《“可靠的” 的士》（A Cab Called Reliable，1998）聚焦家庭中相濡以沫的爱抑或紧张的代际关系。金兰英（Ronyoung Kim，1926—1987）的《泥巴墙》（Clay Walls，1987)、玛丽·李（Marie Myung-Ok Lee，1964— ）的《寻找我的声音》（Finding My Voice，1992)、李昌来的《说母语者》（Native Speaker，1995）等小说则展现了韩裔移民在融入美国生活时举步维艰的处境，探讨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和背叛的主题，也关注社会文化中种族、性别和阶级关系的不对称所带来的冲突与误解。同时，此阶段还涌现出了一批突破传统行文布局的先锋作品，如，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1951—1982）的小说《言说》（Dictee，1982)、金晏密（Myung Mi Kim，1957— ）的诗集《在旗帜下》（Under Flag，1991）等等。

1992年的 “429暴乱” 激起了韩裔群体的身份意识，“他们认识到，仅仅有经济上的成功还不能保证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此时韩国移民的身份开始转移，韩裔美国人的身份终于诞生”（Lah 2017)。鉴于文学创作是构建韩裔美国人身份的有力途径，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韩裔文学走向繁荣，进入 “亚裔美国文化生产的黄金时代的开端”（Elaine 1992：xi)。此阶段的作品中，小说仍占主要比重，诗歌、戏剧也盛况空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题材方面，与家庭成员的和解以及对残酷战争的反思得到延续，代表作包括小说家娜美·文（Nami Mun，1968— ）的《远方》（Miles from Nowhere，2009)、伦纳德·张（Leonard Chang，1968— ）的《触发线》（Triplines，2014)、凯瑟琳·钟（Catherine Chung，1979— ）的《遗忘的国度》（Forgotten Country，2012）及剧作家茱莉娅·赵（JuHa Cho，1975— ）的《杜兰戈》（Durango，2006)。新时期的美国韩裔文学还呈现出一系列新特色：其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地域流动性的加强，美国韩裔文学作品不再局限于本区域、本种族的叙事建构，而是将视野投向其他地域与族群。苏吉·克沃克·金（Suji Kwock Kim，1968— ）的诗集《来自分裂国家的笔记》（Notes from a Divided Country，2003）背景跨越纽约、旧金山、首尔多个城市，挖掘殖民主义、战争、移民、种族主义等主题，思考家园共同体的意义；扬·吉恩·李（Young Jean Lee，1974— ）的戏剧《装船》（Shipment，2009）采用全黑人演员阵容，融合舞蹈、歌曲、单口喜剧、滑稽小品等形式，力图打破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刻板印象；保罗·尹（Paul Yoon，1980— ）的小说《带我到地球》（Run Me to Earth，2020）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地域涉及老挝、纽约、西班牙、法国，通过语言迷宫微妙地还原历史真相。其二，与时俱进，紧跟社会现实，体现出对社会热点的洞察与对边缘群体的关切。苏珊·崔（Susan Choi，1969— ）的小说《信任练习》（Trust Exercise，2019）反映了阶级隔阂与女性权力等深层社会问题，与 “我也是”（# MeToo）运动遥相呼应；卡西·朴·洪（Cathy Park Hong，1976— ）的自传《微妙之感：美国亚裔的清算》（Minor Feelings：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2020）将亲身经历与宏观历史结合，兼论文化批评，揭示了美国猖獗的种族歧视行为，与2021年 “停止对亚裔的仇恨”（Stop Asian Hate）运动相得益彰。其三，构思巧妙，别出机杼。李敏金（Min Jin Lee，1968— ）的《柏青哥》（Pachinko，2017)，再现了家族四代人的飘零起伏，堪称史诗般的历史巨著；多恩·李（Don Lee，1959— ）的《黄色》（Yellow，2001）虚构了海湾小镇上几位美国亚裔青年的爱恨情仇；南希·金（Nancy S. Kim，1966— ）的《如疾风冲向岩石》（Like Wind Against Rock，2021）借用日记这一极具个性的文本形式将两个家庭相似的命运与交织的情愫娓娓道来；戏剧家扬·吉恩·李的《李尔王》（Lear，2010）则在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基础上增加了荒诞离奇的后现代元素，对名著进行戏仿与解构。总体上看，此阶段作品具有 “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开阔的文化视野、兼收并蓄的艺术自信与多元的艺术风格”（郭英剑、张国庆 2019：57)，关注个体在历史与当下的身份变化、家庭关系和伦理选择，呼唤不同种族、性别间的平等与共赢。同时，在对家庭关系、生老病死、身份问题与种族关系的思考中肯定家庭、爱情与友情等普世价值的意义。

3. 文学艺术：发声的方式

作品主题与叙述技巧是文学文本必不可少的两大因素，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构成了美国韩裔文学的两大特征。韩裔作品涵盖长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故事吟唱剧、散文、传记等体裁，其中小说还可进一步细化为科幻小说、悬疑小说、青少年小说等类别，呈现出精湛的叙述技巧与先进的艺术手法。

诺拉·奥卡佳·凯勒的代表作《慰安妇》曾获美国图书奖和夏威夷文学奖。她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这本小说的创作初衷：小说面世之前，在搜索框中输入 “慰安妇”，只会弹出一些关于家政的杂余信息，严肃的历史记忆所剩无几，缺乏 “超验时间和空间中女性生活的超个人传记”（Masami 2004：255)。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凯勒希望自己的文学书写能够使现实产生积极正向的改变，能够与整段历史和人们越来越强的身份认同产生联系。《慰安妇》的发表把此前一直被遗忘、被忽视的无名女性请到台前，将这些 “历史的受害者” （Min 2013：204）提至平等的视阈与高度，解构了 “二元对立的逻辑和语音中心主义思想”（梁琰、张生庭2021：113)，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关爱这个多年被禁言、被失声、被遗忘的群体。

小说家、编剧、制片人伦纳德·张（Leonard Chang，1968— ）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厄温分校，是新生代美国韩裔作家的个中翘楚。其作品跨学科色彩浓厚，被外译至多个国家，受众广泛。他的《十字路口》（Crossings，2009）升华了纯粹的爱情故事，暗含对非法移民偷渡等社会问题的影射。移民如何获得身份认同也是他孜孜探求的话题。在黑色小说三部曲《回头》（Over the Shoulder，2001)、《未杀死》（Underkill，2003)、《褪色到透明》（Fade to Clear，2004）中，二代移民艾伦·崔将自己的姓氏由韩国化的 “崔” 改为美国味十足的 “Choice”，试图通过减弱异国特征来融入当地社会。名字属于符号的一种，“符号的科学是关于主体如何历史地建构的科学”（Hutner 1999：454)，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反映出对于新生活、新身份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Choice与崔（Cui）的首字母仍保持一致，说明他并未陷入只保留单个属性的极端，而是在两种身份、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文化身份不是囿于出生地的单一固定属性，它会随着个体的地理位移与心理变化处于动态调节之中。韩裔移民在平衡母国传统与美国现实的过程中，经历了自我认知层面的诸多蜕变，主动转变视角，辩证审视自身位置，努力在崭新的异国文化中扬弃创新，并最终获得整体的归属感。

崔东美出生于韩国首尔，是美国韩裔诗人兼翻译家，现于西雅图从事成人基础教育研究。她著有《晨间新闻激动人心》（The Morning News is Exciting，2010）、《几乎无战争》（Hardly War，2016）以及其他一些诗歌和散文集，曾获怀丁作家奖、莱南文学奖、美国翻译协会 “卢西恩·斯泰克” 翻译奖，德国柏林艺术家项目奖学金。在艺术风格层面，《DMZ 殖民地》（DMZ Colony，2020）将诗歌、散文、照片、图画以及幸存者叙述巧妙融合，借拼贴式的艺术形式来暗示殖民地人民支离破碎的生活。在主题内容层面，崔东美精准捕捉被战争殖民所戕害的小人物的生活，“把个体置于政治大背景之下，探索了美韩两国交错重叠的历史，呼吁读者正视过往、探寻真相……商品经济时代冲击下，部分人放松警惕，历史感逐渐消弭。崔东美试图重新唤起对于暴力、恐怖、战争、不公的社会记忆”（宋晓涵、郭英剑 2021：99)，促使读者在当下居安思危，避免重蹈覆辙。

需要注意的是，文学艺术并不仅限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文学的边界一直在拓宽”（郭英剑 2016)，从传统意义上的书面创作形式扩展到多媒体表现形式。 美国韩裔在演艺、视觉艺术等领域亦成就不斐。安必立（艺名 Pillip Ahn，1905—1978）是较早进军好莱坞的亚裔男明星之一，共拍过八十余部影片，好评如潮。二战期间，他在《东方的背叛》中饰演残暴的日本军官，这一角色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与反战情怀。白南准（Nam June Paik，1932—2006）被看作视觉艺术的开创者，他的先锋派作品《影像旗》堆叠数个荧幕，通过轮流展现美国现代史中标志性图景、代表性人物相貌变化以及文化新闻元素等，将艺术与科学巧妙结合，充满了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超前思考。拓宽文学的疆域，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将目光投向原本处于边缘异域的小众文学形式，有助于打造博采众长的文学殿堂，为美国韩裔文学的万花筒增添一抹亮色。

纵览美国韩裔文学的发展史，从20世纪初期至今，美国韩裔作家的数量呈阶段性增长，作品日益丰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合编的《唉咿！美国亚裔作家选集》（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4）中，并没有美国韩裔作家作品的一席之地，但是在21世纪相关专著编排中，韩裔文学已然占据了独立章节或完整书目。此外，近十年来也出现了专门研究李昌来等美国韩裔作家的博士论文与评论文章，这说明美国韩裔文学研究势在必行且将不断深入。

4. 反思前行：发声的意旨

美国韩裔文学作品的叙事主题广博，层次丰富。微观上，韩裔作家凭借深厚的人文关切，反对男性权力中心，思索个体命运，重构家庭叙事，特别是后代身份认同问题；宏观上，韩裔作家忧国忧民，聚焦韩国独立运动、二战、朝鲜战争，回击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压制，探索国家历史与民族品质，兼具对全球范围内其他族裔的关注，亦不乏对当下社会热点的探寻。美国韩裔文学发声的初衷，可以概括为对过往多维度的反思，从而更加稳妥地前行。

当今时代背景之下，研究美国韩裔文学的意义有三，即反思历史、关怀现世、共建未来。

其一，反思历史，美国韩裔文学再现了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事件，并对其进行总结反思。 纵览美国韩裔文学从成型到发展再到繁荣的轨迹，可以窥见韩裔群体在美国的经济社会生活概况。一部部文学作品影射互文，不断拼贴出一幅美国韩裔在历史潮流中奋力创生的画卷。虽然与历史传记这类严肃文本相比，小说等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但是其真实性恰恰就存在于这种虚构性中。美国韩裔文学这一场域承载着作家的良知良能，从而为记录历史、探寻真理提供依据。

对于历史上的宏大叙述，读者需要综合考量不同的声音。要想获得尽可能客观真实的认知，回归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是必由之路。美国韩裔作家或回扣自己的个人经历，或倾听当事人的讲述，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遇，形成历史文化的副文本，待读者考证与判断。这种文学记忆是一种铭记历史的方式，无论是广大韩国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间所遭受的苦难，还是韩裔移民进入美国后如履薄冰的艰辛，都有了具像化的表达。

其二，关怀现世，美国韩裔文学对当下社会发展与人类福祉给出借鉴。韩裔作家对于战争创伤记忆的书写，直观真切地反映了历史的疮痍与战后重建的艰辛，展现了 “创造一个新的自我与世界”（Fenkl 2001：xvi）的意图。作家自身经历与作品的最终呈现之间具有微妙联系，反映出现实与文学丝丝入扣的连结与互动。这在如今风云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凸显出重大的警示意义：“世界和平” 从来就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口号，相反地，它是普通民众平稳生活的基本保障与殷切希望。重视普通民众的意愿选择与生存发展状况，也就抓住了解决大部分问题的主要矛盾。如若战争文学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形成可观规模，将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抑制战争的爆发。

此外，美国韩裔作家还将聚光灯投向少数族裔、女性、新兴移民等亟需话语权与发展机会的群体，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可与鼓励。概念是建构而来的，以往的白人至上观念、男性中心主义等形而上在场只会加剧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别间的异化与疏离。美国韩裔作家驳斥批判这些狭隘自私的观念，用追求至善的文学伦理不断感化读者和受众，主张尊重个体的平等地位。21世纪以来，美国韩裔作品的表现手法大胆直接、深入浅出，坚持客观简洁、点到为止，引导读者走进作家精心打造的文学后花园，同时避免在读者心里种下先入为主的批评范式，便于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文化营养，增强批判思维与学术修养，最终得出独立判断，这也是对消除作者中心地位、呼唤他者主动解读的有益尝试。

在移民作品集中关注的身份认同问题上，美国韩裔作家所倡导的身份建构方式与霍米·巴巴（Bhabha 1994：218）的 “第三空间” 理论不谋而合：“全球和民族文化的非同步性开辟了一个文化空间，即第三空间，在这里巨大差异得以调和，创造出一种临界存在所特有的张力。” 流散族裔在第三空间重新审视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正核心。势不可挡的流动性决定了我们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移民不必刻意迎合趋于某一端，他们可以在母国与移入国之间灵活转换身份。至此，移民不再是边缘人的代名词，相反，多重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在第三空间坦然自若探索体验的不二法门。

其三，共建未来，美国韩裔文学为构建美韩文化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积蓄力量。美国韩裔文学将具有相似发展脉络与文化认同的作家作品凝结为完整的声音,进而团结联系起所有韩裔个体，一同为其民族品质发声并代言。美国韩裔作家 “不只是想要显现他们的存在，他们还要亲自定义他们的显性形象” （Elaine 2004：12)，其作品既有对自由、和平、平等的渴望，亦不乏对亲情、爱情、友情的呼唤，坚持历史的沉淀与现世的关怀齐头并进。这一系列全人类同共价值凭借关系与爱的纽带进而得以将整个人类大家庭联系在一起，即使对于那些没有移民经历的他国读者，也能引起他们的共情与同感。在此基础上，美国韩裔文化共同体将凝练出掷地有声的话语权，与其他不同种族平等交流、分享经历、增进了解、消除隔阂。认识正确是阐释正确的必要条件，“各种文化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同质性和关联性，因而也就有了互动性”（郭英剑 2002：40)。每种文化都是非同一的多元的存在，只有差异之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朝着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目标前行，从而达到文化共同体所不懈追求的至善境界。简言之，美国韩裔文学作品超越了种族、地域、性别、阶级等形而上的束缚，展现出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有利于共同体中的成员实现共情互动。

文学经典的确立和修正，是文化共同体想象性建构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在此大背景之下，我们对美国韩裔群体的关注，亦可以由小及大，折射到对整个少数族裔群体的关怀，映射出多元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与历史印记。这种关怀强调互通有无后的治愈弥合，颠覆了 “他人即地狱” 般的异化疏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实践。

5. 结 语

伴随着美国韩裔移民的三次浪潮，美国韩裔文学近百年来经历了备受忽略、稳步成长、蓬勃发展的阶段，成果日益丰富，呈现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视觉艺术等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美国韩裔文学作品具有严肃的思考、深刻的思想以及创新的艺术形式与表现范式，饱含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下社会的关注。随着全球化趋势与地球村形态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愈加频繁，包括韩裔在内的赴美移民赋予了美国比 “大熔炉” 属性更为丰富的含义，呼唤新加入血液的勾勒与解读。当下，加强美国韩裔文学研究，既是对前期美国亚裔文学成果的细化与补充，也是完善少数族裔文学版图的应有之义，有助于构建起多种族和谐相处的文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