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作者应该把小说中的角色当成生活中的人去对待
日前，作家刘汀的中篇小说新作《水落石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描述了梁为民与梁为国两兄弟被交换的前半生：童年寄养、兄弟易位，“我比我弟弟小两岁”……真实生活里的荒诞随处可见，兄弟俩耿耿于怀了半辈子，却在短暂的返乡时于“水帘洞”实现和解，恰如书名所示：一切即将水落石出……刘汀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创作中越来越对作者所掌握的影响或左右人物命运的权利心怀警惕，作者应平等对待虚构人物。借由两兄弟的人生境遇及命运，刘汀希望读者对自我和生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努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
文学作品观照生活
年轻人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
记者：《水落石出》中，您写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生活与人生，故事的设定及您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上，您更关注或您期待读者们关注什么？
刘汀：两兄弟的生活因为特殊事件，像两根被扭在一起的钢筋，被拉伸、挤压，甚至会散掉。其实，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会感受到跟他们一样的被拉伸或被挤压的力量，但这力量到底能把我们锻造成什么？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努力的姿态和好的心态：每一代年轻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作为个体，我们能在时代的缝隙里找到那条最恰切、最适合自己的路，这条路可能很艰难、充满坎坷和危险，但也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就像去爬山，你会发现脚下只有这一条路，你按这条路走，不管能不能到达山顶，这条路都在你脚下。
记者：谈谈您塑造的这俩兄弟吧，他们人生轨迹的发展与其性格、家庭、个人际遇密切相关，是“性格决定命运”吗？那一场阴差阳错的“换位”之后，他们一直较劲也一直羡慕着对方，却在同游水帘洞时实现了和解，您认为这是对生活的认同吗？
刘汀：可以这样概括，但远没有这么简单。其实有时候是性格决定命运，有时候可能是命运决定了性格。梁为国和梁为民两兄弟，如果没有大伯家把为民抱走这件事，他们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命运，但这件事又成了他们无法选择的命运的起点。
日本动画有句话：“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们两个人被命运的齿轮裹挟的时候，并不由他们的性格所左右，他们只是孩子，已被大时代和乡村生活给放到这个境遇里了，就只能沿着轨道走，他们的性格会影响到他们在轨道里的运行方式。比如说梁为国特别在意这件事，他母亲也特别在意他去大伯家那几年的表现，所有人搅在一起互相转动，就会产生各种摩擦，甚至为国的手被切掉这种血肉模糊的摩擦。两兄弟的命运就像两条钢筋一样被时代和家庭生活扭在一起，他们互相缠绕，扭得越来越紧，直到同游水帘洞的时候才释然。这释然是给对方的，也是给自己的，是对当时生活的接受。
我的小说要表达的也不是错位这件事本身，而是即使没有错位，其实这两兄弟的人生一样会经历类似的波澜起伏或坎坷，他们就像两条鱼一样，处在夏季洪水迅猛的时期，必然要在河里经历这些惊涛骇浪。
平等对待虚构人物
对作者的权利心怀警惕
记者：您在创作谈里提及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和原型，以及要义“把1+1为什么等于2说清楚”，但故事的结尾比较开放，其实预伏了无限可能，您比较倾向于怎样的发展？
刘汀：我在创作谈里谈论了我基本的文学和创作观念。如果1+1=2，把为什么等于2说清楚，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创造一个人物、写出一个故事或一段人生的时候，我们得让他有所来源，让他的生活行为、感情轨迹清晰并且可靠。只有这样，这个人物在文学里才会真正活起来，真正存在。
《水落石出》这两兄弟的故事，以及后面阿妹的故事，并不是终极的结束。梁为民感觉他现在过得刚刚好，但是我没有去写他到了老年变成真正孤寡的人，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他的弟弟会怎样？几个侄子长大之后整个家族是什么样的？这是另一个故事。
其次，兄弟俩因为当年的政策身份被互换，所引起的心理变化、人生轨迹的交错和互替，可能到此会是一个终结，他们仿佛重新回到了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一起在家族里生活的起点，一定程度上是个隐形的、环形的结构，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这种错位的人生有一个和解。其实和解并不是说我们或者人物解决了曾经的问题，而是他终于可以相对坦然地接受命运对他的打击或馈赠，他从原来认为“凭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不甘心和倔强，变为这时发现“这就是我，这只能是我”的心态。我一开始就想写出梁为国梁为民这种马上要往老年迈步的中年人心理上的投射。
记者：您说完成作品特别想把塑造的虚构人物请出来喝杯酒，这是您复盘或检验故事的方式吗？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刘汀：心理起点是这样的，随着写作越来越久，我越来越对作者所掌握的影响或左右人物命运的权利感到警惕。虽然只是虚构的人物，但这样的人活在作品里，我们不能轻易让他们去生去死，去病去老，而应该非常小心谨慎地去安排人物的命运，安排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让他们承受痛苦或者欢乐。这引发了我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当我写完一个故事，塑造了几个人物之后，我特别想把他们叫出来，跟他们面对面聊一聊。这个时候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不是作者，他也不是虚构的，虚构的人物也有和现实人物一样的感受力，一样的自我，应该把他当成生活中的人去对待。这样从写作的伦理上，作者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定。
这个想法主要是对我自己的提醒，从更大方面也是针对时代的一些提醒。很多人坐在电脑后面，或者数据的后面，制定那些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政策的时候，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把他们当做虚构的人来对待了，“相关群体”其实被虚构化了，就像作者创作一样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和事件。所以我背后最深的考量是，面对相关群体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
复杂事情用简单道理讲清
小说只对心理、精神、情感的真实负责
记者：“水落石出”是怎样一种意象？贯穿于主人公生活的地理环境“水帘洞”，也是主人公最终身份与生活揭秘的象征，如同您创作谈中所说“把1+1为什么等于2说清楚”吗？
刘汀：小说的题目是最后才起的，一开始只简单地列了水帘洞，这是故事最初的生发地之一。后来两兄弟一起去水帘洞，那里已经没有水了，石头上有小孩刻画的“水落石出”“水滴石穿”几个隐约的字。写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小说叫这个题目特别合适，就用了“水落石出”这几个字。但是它的意义大家可以理解为，生活或者命运里总是暗藏着许多东西，我们一开始不清楚，只有像这句话说的——当大水落下石头才会显露出来，我们没关注到的内容才会被看见。
当然，作家写作的时候即使有这个意向，也不愿意把故事明确用一个题目概括，所以它只是一个路标。大家读故事的时候也可以不按路标走，我觉得总能看见故事本身在读者心里面所引起的涟漪，他对故事的感受和对于自己生活的反观。
记者：序言《来，让我们谈谈庄稼》里，您说写小说如种庄稼：“写小说也是劳作，和种庄稼没有太大分别，字斟句酌如拣选种子，谋篇布局类安排五谷杂粮。”这是您的经验之谈吗？您怎样看待小说中的“虚构”与“真实”？
刘汀：是经验之谈，那时候在农村，寒暑假或者农忙假经常跟家人去田里侍弄庄稼，这个生活奠定了我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最基本的思维框架。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可以用最基本的道理来讲通。
我进城里读书、工作之后遇到很多困惑、苦恼，有时换个角度用我乡下母亲或父亲的思维来判定，事情立马云开雾散，会变得非常简单、清晰，不值得犹豫或矛盾。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种庄稼这件事对读者或写作者把写作讲得特别玄妙也是一种反驳，我认为写作并不是多么神奇玄妙的事，它并不是量子纠缠那个层级上的事，只是和我们日常其他工作一样的处理方式，只不过农民处理的是庄稼，钳工在打磨一件钢铁制品，作家在处理文字而已。
我觉得小说作品的虚构和真实是100%和100%的关系，当我们用社会伦理去要求它，用社会的现象、社会的认知去对待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它就是100%的虚构；但是当我们用一种心理的伦理或者精神的伦理去面对它的时候，它就是100%的真实。我不愿意把文学作品里的虚构和真实做比例的区分，因为当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时候，故事哪怕并不存在，但是在你的内心认知、精神层面它就是真实的。小说不对真实的事件负责，它只对心理、精神、情感的真实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