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2日是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上海举办了“从我的小时候说起——任溶溶生平和作品陈列展”，展览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许多故事。我多么想去看看他，再与他亲切地对对话，聆听他关于儿童文学的真知灼见，感受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任溶溶先生是在九十九岁高龄与世长辞的。由任溶溶先生，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去世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现代文学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先生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著名编辑家、散文家、诗人袁鹰先生，他俩也是以九十九岁高龄谢世的。短短一年里，我先后痛失三位可敬的老兄、老友，心中的哀伤与惋惜难以抑制，但又为他们的长寿和卓越成就感到欣慰。他们怎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还能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做出如此杰出的业绩，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我不由得想起前些年每当我去看望著名作家、老领导张光年时，一步入客厅，迎面看到墙上悬挂的艺术家罗工柳所写大气潇洒的四个字——勤奋延年。这不正是袁鹰、任溶溶、王景山长寿又卓越的奥秘吗！

2003年10月，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从左至右依次为束沛德、浦漫汀、蒋风、任溶溶。

束沛德与王景山在北戴河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金炳华、袁鹰、束沛德。

他们仨并非职业作家，袁鹰、任溶溶是编辑，王景山是教授，然而他们都在业余时间坚持创作、翻译和研究。任溶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了，直到九十四五岁、日夜靠呼吸机过日子，他依然没放下手中的笔，自得其乐地写散文，在《新民晚报》《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正因如此，才会有著作等身的《任溶溶译文集》（20卷）和《任溶溶文集》（8卷）。他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比得·潘》《古丽雅的道路》《夏洛的网》《长袜子皮皮》《安徒生童话全集》等，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都是大、小读者爱不释手、传之久远的经典作品。

袁鹰毕生从事新闻工作，长期编辑报纸副刊，他为《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广泛联系老中青作者，刊发了不少有口皆碑的作品。哪怕工作再忙，他也坚持写作，退休后继续“爬格子”，这样才会先后出版六十多本散文集、诗集、儿童文学集。我手边的《袁鹰散文六十篇》《秋风背影》《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师友风华录》《江山风雨》《袁鹰自述》等，抒写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记叙了当代文坛的一些要事、要人，具有珍贵的存史价值。

王景山的本职工作是教书，不过他读高中时，就开始杂文写作了。他在大学执教鞭、站讲台超过半个世纪，开设过“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台湾文学概述”“台湾诗歌选讲”等课程。他是一个有心人，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结合教学与研究，先后撰写、主编了《鲁迅书信考释》《鲁迅仍然活着》《鲁迅五书心读》《鲁迅名作鉴赏辞典》《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在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作家研究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业余从事杂文、随笔写作，我的书柜里就有他题赠的《旅人随笔》《多管闲事集》《孤独的战士》等。

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写作成了习惯，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天不动脑、不动笔，就像丢了什么似的。这促使他们成为“身笔双健”的优秀劳动者。

眼里有孩子，心中有未来，倾情关注青少年的成长，是他们仨长寿又卓越的另一个奥秘。任溶溶说：“为孩子写作是我一生最快活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孩子是“巨人”。年届古稀时，他送给我一本选集，书名是《给我的巨人朋友》；收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的诗集，书名则是《给巨人的书》。任溶溶一直呼吁提高儿童文学的创作质量，提高青年作家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期盼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有意思、有文学性，“能真正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好作品、大作品。他还特别重视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不止一次劝诫我“千万勿淡出儿童文苑”，继续为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鼓劲、加油。

袁鹰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儿童诗，部分作品发表在上海《新少年报》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丁丁游历北京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小红军长征记》，他始终把“为祖国的未来歌唱”放在心坎上；《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时光老人的礼物》《刘文学》等，都是有特色、有影响的精品佳作。他曾满怀深情地表示：同孩子们、少先队员们相处的日子，是最值得留恋的美好时光。在向二十一世纪的大进军途中，要继续当一名鼓手，为孩子们歌唱。

虽然王景山不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但他同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研究鲁迅，用心、用情撰写《鲁迅五书心读》（“五书”即《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向青少年传递鲁迅精神，宣传鲁迅思想，普及鲁迅作品。他密切关注青少年的阅读和成长，八十八岁时，还把《鲁迅五书心读》修订再版，将其视做“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微薄的努力”。眼里有孩子——这是多么高尚、多么可贵的精神品格啊！

我与他们仨交往多年，深感他们都是坦诚宽厚、谦逊平和的仁者；俗话说“仁者寿”，他们便是最确切、最生动的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王景山都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下称创委会）工作，为了集中介绍第二次文代会后短篇创作的新成果，中国作协责成创委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儿童文学、诗、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独幕剧五种年度选。第一次编选的是1953年9月至1955年12月的作品。当创委会收到出版社的编选费后，为每位工作人员购买了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同在一个办公室的王景山对我说：“要认真读、用心读，感受鲁迅的精神，获得和鲁迅精神上的共鸣。”他可说是我学习鲁迅的启蒙老师。我和王景山还是芳草地作协宿舍的邻居，两家人住连在一起的两间套房。记得我结婚时，王景山主动移走书柜，打开通向他家的门，以接待来宾。等宾朋散去，他又以老大哥的真诚，善意地告诉我婚后应当注意些什么。这样的关爱，真称得上手足情深！王蒙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与王景山共过事，在他眼里，王景山是“谦谦君子”“说话做事锋芒不多，而他的善善恶恶之心，也还是火热的”。确实，王景山是怀揣仁爱之心、乐于助人的仁人君子，是正直不阿的知识分子。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与袁鹰相识了——1953年9月全国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协的那次代表大会，他是记者，我是大会主席团秘书。后来，他经常参加创委会儿童文学组、诗歌组的活动，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不止一次见到他，但没有机会深入交流。真正与袁鹰相交、相知，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6年我和他同时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后，每次开主席团会，我们会在饭后边走边聊或者在房间里彻夜长谈，那真是海阔天空，推心置腹。袁鹰是散文大家，他认为“散文的灵魂是真情实感”“散文的美学品格就在于以情感人”，散文需要真情、需要深情。对我的散文，他有长说长，有短说短。他称赞我抒写乡情、亲情的散文，如《相见时难别亦难》《难得大团聚》等，真挚动人；对我写作协往事、师友风采的文章，则认为有存史价值，但有的篇章笔墨尚未放开，需要更多生动的细节描写。从他的言谈中，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他具有反思精神，他总是扪心自问：“在《人民日报》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真正当好人民代言人，为人民说话了？”他也谈到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自己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为此感到愧对人民父母，欠了一笔债。

尽管我与任溶溶分处两地，但不时有书信往来，他一直是亲笔写信，再让儿子用扫描仪扫描后，通过电子邮箱发给我。他不止一次称赞我做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是个“内行领导”；对我说自己是在文学界“跑龙套”“打杂”的，则直率地批评我“太书生气”。任溶溶是一个豁达爽朗、风趣幽默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参加《未来》的编委会，同住一间房，他告诉我因为他曾把女儿的名字任溶溶当成自己的笔名，出于对女儿的爱，也就喜欢上这个笔名，不断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这样，家里就有了两个任溶溶——一个“大任溶溶”，一个“小任溶溶”，平日里接电话、收信、接待客人时，引来不少麻烦，闹出不少笑话。“大任溶溶”兴趣广泛，喜欢看电影、听京戏，又是美食家，他劝我“趁身体好到处走走，多找乐子”。自称“老小孩”“老顽童”的他，特别愿意和孩子一起玩，童心未泯！

在我看来，勤奋耕耘、赤子之心、仁爱之心，是袁鹰、任溶溶、王景山共同具有的精神品格，也是他们在文学创作、翻译、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奥秘所在。他们仨向我们挥手告别了，而且渐行渐远，但他们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