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茅盾初入文坛即着眼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题材，以“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代里的客观行为过程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透视点和表现角度”。小说《蚀》三部曲中的时代新青年“在极端化的生命体验中保留着理性的反思”。他注意到，“青年人是动的，终不能一直烦闷下去，又不能一直昏沉下去，不得不找一条新的路，鼓着精神使他们不烦闷，使他们底心灵，好像教徒似的有一个归宿。”因此，茅盾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论和活动，探索帮助青年们的这条新路。

一

1938年，茅盾以第一署名人的身份向周作人发出公开信，认为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座 谈会”，不仅是“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更是给予战时青年错误的示范，“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周作人的选择绝非孤例，已成社会疾患。战时社会动荡分裂造成青年思想的撕裂，因此青年们向谁学习、如何学习均成为关键的问题，甚至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茅盾对价值取向和社会氛围尤为重视，他要给青年树立一个思想的榜样，也要给社会培养青年思想的范本，此两方面分别选择了鲁迅和苏联。其他人如需给青年确立一个思想榜样必然需要几番斟酌和筛选，但茅盾没有片刻迟疑便选择了鲁迅 。“第一个认识到鲁迅并指出他的伟大的，是茅盾。”茅盾呐喊似地要求青年学习鲁迅：“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他！也惟有学习到他这种伟大的斗争精神，我们才能跟着他的脚步从斗争中 创造新中国”，“学习他就是纪念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他！”在这样的呐喊之中，足见茅盾要求青年学习鲁迅是不允许有一丝动摇的。

对于为何青年必须学习鲁迅，在茅盾看来“现在凡是有识见，爱真理的人士，都承认鲁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体系”。“鲁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不但青年们不可不读，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探讨中国问题的人士，也应当读。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偏见而是凡有理性爱真理的人们的公论”。战时青年要了解中国，要找到中国的出路，则更需要了解鲁迅。战局变化，面对国民党的假民主，他亦强调学习鲁迅遗教的重要性：“‘民主 ’者‘ 民 ’之‘主’，诺言即是食言——这样昏天黑地的时代，“我们要从他学习如何辨真伪，剥夺假面具，学习他的‘诛心之论’。尤其是天真的青年们不可不这样学习。”“天真”二字一方面意在提醒青年警惕假民主，另一方面仍重在强调青年学习鲁迅的必要性。囿于战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壁垒，如何确立一个在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均能达成共识的青年学习榜样并非易事。在茅盾看来，仅有鲁迅方能突破壁垒，成为在战时引领青年思想的一面旗帜。

有鉴于此，茅盾提出学习鲁迅的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斗争精神，“中庸主义的绅士们哗然叫着‘穷寇勿追，鲁迅坚决地回答道：‘叭儿狗非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不可！’伪善者攒眉苦眼说他太伤恕道，他的回答是：‘对于这班东西 ，我还欠尖刻！’这种‘一口咬住不放 ’的斗争精神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二是学习斗争的技术，“鲁迅又是主张有计划地进攻，主张韧战的。”明确要学习鲁迅，那么更重要的是解决如何学习鲁迅的问题。茅盾强调：“一般青年在诵读鲁迅著作的时候，也应当抱着研究的态度。”“想要学习鲁迅 ，便须研究鲁迅！”从必须学习鲁迅到如何学习鲁迅，茅盾一再强调学习鲁迅的重要性，亦与战时青年状态有关。全面抗战爆发，不少青年陷入迷茫，战时青年的思想状态令人担忧。“智识青年的苦闷居然发生了，这确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假设没有合理的解决，可能的演成为一个于抗战不利的结果。”如何应对这日益弥散的苦闷情绪关乎抗战胜败 ，足以令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茅盾自然更为担忧。

要求青年向鲁迅学习之外，茅盾也明白要引领青年思想并非单打独斗所能成事，还需社会的 共识和力量。访问苏联期间，苏联社会如何培养青年是茅盾关注的焦点之一 ，苏联在培养青年方面的方式令茅盾颇为认同，他多次撰文介绍苏联在培养青年方面的做法，苏联成为茅盾所认可的社会培养青年的榜样之一。他赞扬苏联社会对少壮作家的“捧 ”举，令“凡是有才有志的青年作家，一定可以得到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他考察发现帮助苏联青年作家的“文艺基金”，“一部分是国家补助，一部分是作家以他们的版税和上演税中捐输了百分之几。”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文艺基金会 ’在认为必要时，得以赠送或借贷的方式给青年作家， 以经济上的援助，使他能安心写作需时较久的长篇作品；这种借款，可分期归还。这是苏联作家协会帮助青年作家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介绍那些极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进文学研究院或者介绍他们的稿子到报章和杂志上去发表。”除了经费支持和作品推介，还有苏联文坛对青年作家进行写作指导的传统。苏联“作家协会中虽无专门委员会办理指导青年作家的事宜，可是有几个责任秘书负责指导青年作家的写作。老作家也常常接到青年作家的原稿请求指导，但因老作家大都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所以请教者虽然找到个人，而指导者却不是以个人身份而以作家协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去和青年作家往来的。因此，这也就是作家协会在指导青年作家。”苏联此种政策特别完善且“经费非常充足”的扶助青年环境 ，令茅盾颇为羡慕。茅盾多次介绍苏联对青年的帮扶，意在引起国内的关注和对比，为社会力量帮助青年提供了范本，也为战时状态下苦闷的青年展示了希望。

茅盾认为鲁迅即中国思想的支柱，他和鲁迅的追求是一致的，他是鲁迅思想的捍卫者。对否 认鲁迅或认为鲁迅不值得学习的青年，茅盾甚至会言辞激烈地批评，这对于温和的茅盾而言是少见的。在青年们眼中，“茅盾先生现在是继续着他的老朋友的工作，现在是担肩着双倍的责任了。”访苏期间，茅盾行程安排较多，但对苏联社会给予苏联青年的各种帮助颇为关注，从社会保障、职业教育和文艺创作等方面均留心观察和认真记录，身在苏联的茅盾，心里还是念着他最关心的青年们。

二

抗战初期，青年“热心救国则有余，而对于救国工作的认识则不足”，如何激励青年加入抗 战救国的队伍，已为全社会所关注。茅盾笃定青年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他对青年有所寄托，在其看来青年“从长夜漫漫中骤然睁开眼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异而狂喜，陡然认识了自身的价值，了解了自身的使命，焦灼地寻求侣伴，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这样的义无旁顾，一往直前的精神状态，这正是古代哲人所咏叹的‘朝闻道 ，夕死可矣 ’的精神”。这伟大精神的载体“不免是‘幼稚 ’罢？然而何等可爱！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幼稚 ’的人们，冲锋陷阵，百炼成钢，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可见，他已将希望都托付于青年，对青年的引导自然责无旁贷。

茅盾对部分青年作者所奉行的技巧先行甚为反感，强调作品思想的重要性。对那些“读过几 本哲学和社会科学书，便自觉思想上俨然已成一格局 ”的青年，茅盾尤其不满。在他看来有些青年“虽然相信技巧应与思想并重，却又自信思想已无问题，只要专于技巧的磨炼就得了；结果呢，主观上他即使还是思想与技巧的并重者，客观上他已经变成技巧偏重论者了。”偶有青年作家辩白：“就是技巧没有把握，所以要学习技巧！”茅盾即刻指出：“近年来提高技巧的风气却把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冲淡了。”思想问题被忽视，“自然会（即使并非有意） 引导到‘技巧至上 ’的歧途。”“歧途 ”二字不可谓不重，足见茅盾之忧心。自然，对青年还是要保护的，茅盾退一步表示：“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说这话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确的，或者只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其也在强调，“所谓思想有把握，决不是能背几条公式，死记若干教条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终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谓真有把握者。所以强调思想问题，永久是必要的。”面对技巧和思想的“脱钩”，茅盾反复强调“还是思想上不成熟之故”“不要小看思想”“还是思想问题”。不厌其烦地提及思想问题，是茅盾焦虑的表现，也是其对青年思想未能与战时社会需求之间达到契合的担忧。

茅盾对青年作家思想的游移亦格外关注，在其看来“写作上遇到的任何难关，任何严重的错 误，归根到底都是思想问题。”面对此种情况他会更为严厉。一些“生性狷介 ”的年青朋友表现出的“情绪方面而来的泡沫儿”，茅盾尚认为时间可以将其消弭，反而是青年作家因“富于感情 ”且“感情特浓”，其对待抗战的认知正确与否，还未能令茅盾放心。因此，他强调青年需从理性层面对抗战的认知，因为“理性对于人的行动的决定，似乎毕竟是较强些”，“理性的风化力终于能将感情的褶皱磨平罢”。进而，茅盾着重指出青年应当爱国，因“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我们这民族正受着一天比一天厉害的压迫和侵略的现时，我们彼此之间总是有一半的共同：中华民族应当解放，应当自由！”通过规范青年思想，解决青年群体思想游移的问题，引导青年们直面民族危机，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是战时中国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一环。

茅盾担忧青年作者陷于“生意眼”，忽视战时文艺的任务。在他看来“以‘生意眼 ’为原则的‘文风 ’实在是有‘风 ’而无‘文’；这‘风 ’就是上海俗语‘一窝风 ’的‘风’。有了这‘风’，不但一件好事会弄得结果莫名其妙，甚至能诱人作伪”。“生意眼”行为的影响波及各个行业，“处于此‘风’环境内的文艺青年多少要受点影响罢？这是可忧的。”他鼓励青年朋友们：“固然也有人是无意中受了书商的生意眼的要求，但是无论什么事都有好坏的两面，正不足怪。”“我们从事写作的人还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高远的理想。这就是新文艺必将蓬勃发展的有力的保证。世界在前进，民主必得最后的胜利，与人民大众并肩奋斗的文艺战士在他本位工作上，目前也正是紧迫的时期，不容稍怠，必及时加强主观的力量，然而始能适应即将展开的新局面。”

战时青年“一方面为潜在的民族意识，爱国情绪所激荡；一方面又被环境所束，无法解脱。 他们受此两种相反势力袭击之下，其心理上冲突的程度，无疑达于沸点。”此状况，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病灶，亟需解决。茅盾也反思：“我们看见负有教育青年之责的人们 ，亦尝以中心思想面命耳提了；但是中心之法，首先是窒息了青年们的思想自由，误以为人之头脑是跟一块白布似的，先染了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却不想到‘现实’是无情的，要是你所加工染上的跟‘现实 ’不一贯，那就会被‘现实’所风化，所剥蚀，终于成为斑斑驳驳的一团糟的。更何况一面提倡科学精神，一面又呼号中国本位文化 ，遂欲集东西文化之大成，其志可壮，独惜太像‘百衲本’了， 虽属瑰奇，未当实用。受之之青年，当其闲坐书房，东西古今地雄谈起来，未始不像是整然一套，但一遇实际问题，可就困惑而无所措手足了。”茅盾剖析青年思想教育中的“窒息”“加工”“百衲本”现象，显然他已察觉战时青年思想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何对接青年思想和社会实际，不仅是青年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茅盾力图帮助青年摆脱“不作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而以主子们所需要的‘思想’为依归”的 思想窠臼。战时状态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文学作品并不足以形成对青年思想的完全引领，茅盾在文学作品之外，用文论的形式激励、帮助和劝诫青年。

三

茅盾对青年的鼓励、帮助和劝诫，是基于茅盾对青年的现状有一个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认知， 而这个认识来源于他以报刊为媒介搭建起了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且经常参与青年活动，从思想和行动上均主动走进青年之中。

1938年茅盾、叶圣陶、楼适夷、宋云彬等人于汉口创办《少年先锋》，向青少年读者强调青 少年在国家危亡时刻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国家责任，呼吁青少年应参与到抗战当中， 以“应该怎样培养这未来的主人的成长和壮大？以及少年们在这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做些什么事？应该怎样去参加这大时代？”为刊物之责任。此外，茅盾参与创办《进步青年》， 该刊的发刊辞便阐明：“进步的教育偏重在熏陶。熏陶就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的养成好思想 ，好习惯。”“我们愿意把‘进步’这个词儿标在杂志的名儿里头，作为跟青年们挽着胳膊，齐步迈进，来争取不断的进步的要约跟凭证。”同时，茅盾常在《青年文化》《青年知识》《中学生》等面向青年的刊物发表文章。

上述仅为茅盾所参与的青年刊物中的一部分，这些期刊专门面对青年读者，影响力极大，常常收到全国各地青年读者的来信，刊物和书信搭建走进青年的思想桥梁，促进了茅盾与青年之间的联系。

茅盾非常重视“五四”对于青年的意义，更是文艺节的创始人之一 ，在其看来“在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有两个运动可以纪念，而且有永远纪念价值的。”其中之一便是“五四运动”了。或基于此，茅盾在战时参与较多的大型青年活动即是青年节和文艺节，事实上两个节日亦是“一个日子，两种纪念”。“青年节原来是定在‘五四’的，但自从把青年节改到三月二十九，‘五四’便被人打下冷宫，文艺界便把这日子‘接收’过来了。”文艺节承续了青年节的部分活动主旨，成立青年节之外的另一个“青年的节日”，“这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处于分裂状态的多元统治格局中形成了‘一个日子，两种纪念’的有趣现象。”

茅盾对青年而言，并不是一名发号命令的导师，他乐于到青年中去，去感受青年的热情与想 法。1937年离开上海，茅盾的精神为之一振，他与战时青年之间的物理屏障被打破，于是他不再限于关注青年，更直接参与青年活动。1938年茅盾在汉口参加“青年日”暨国际反侵略宣传周第三日活动。在活动现场茅盾看到“站在邮筒‘发动群众’的那位青年人也愈说愈有劲”，“一长列戎装的青年”，“中山公园体育场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百几十个青年团体——武汉的和外来的——领导下的几千青年，等待那庄严的开会前的升旗礼”。活动现场突遭敌机高空扫射，人群避散开去，“警报解除后，不过二十分钟，体育场上早已整整齐齐排列着数千青年”。广场中不断播放着“我们全国的青年要以行动告诉全世界的青年朋友，中华民族的青年是誓死不能忍辱投降，决心抗敌到底，获得民族的自由解放不止…… ”虽然经历了敌机攻击，现场难免狼狈，但在他看来“广播在满场的，是这样的狮子吼！跳跃在满场数千个心上的，是这样火一般铁一般的节奏！全中国的青年一心一德要救中国，谁能说中国没有救！”这充满生机与斗志的会场却令茅盾格外激动。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42年的青年节活动中，茅盾激励青年朋友：“中国的青年节代表了我们这年青的一代对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所已做、正在做、将要做的工作，揭示了他们本身利益的要求；二十年来， 中国青年虽备尝艰苦，流了不少宝贵的青年的血，虽然这些宝贵的血灌溉了民族的土壤，使民族的和青年的利益有了光明的前途，然而任务尚未完成，正好比花开了， 尚未到结果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作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一环的青年运动，也和全世界的青年运动息息相关。特别就青年本身权利之获得而言，全世界任何民族之青年，实在是一体的战友。”1945年文艺节，茅盾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言表示：“今天能和这许多青年朋友在这里见面，这是多少年来没有的事了，看到青年朋友生气勃勃，就感到中国是有希望的。”茅盾视青年为希望，他自己这样想还不够 ，也必须让青年们自己确信 ，让青年们将自己视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在中共即将取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时刻 ，茅盾在文艺节对全国青年发出了号召：“中国的新 文艺是世界最前进的文艺之一枝。在知识分子青年的读者群，中国的进步的新文艺是击溃了反动 文艺而占着绝对优势的，这是除了苏联而外很少见的现象。我们中国作家没有理由自馁。中国的青年作家们的面前更是一大片灿烂光明。挺起胸膛，面向人民，前进呀，明年‘五四 ’我们将庆祝中国人民的全盘胜利，也让我们拿出文艺上的新的胜利品，在明年今日献给新中国的新人民！”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茅盾充满信心，该文在海内外同时发表，这是他对海内外中华青年的号召。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下，鼓励和号召青年只是一方面，当青年走向街头反对国民党分裂行径之时，更需要人保护他们，茅盾是决意要保护青年的。对青年的保护不仅是思想的保护，更是一种纳入与体认，在战时尤为珍贵。国民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测验”，导致青年程淡志不堪压力而失踪。茅盾讥讽：“这样一套‘测验’的方法， 中国从前有一个名词，就是‘栽赃’！”“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到程生之‘失踪’到底是‘自动’还是‘被动’了！”1946年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所率军队向学生开枪 ，制造了昆明“一二 ·一”惨案。茅盾对国民党开枪镇压青年的行为感到愤慨，怒斥“‘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关枪和手榴弹了。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并表示：“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罢！”言辞激烈的茅盾并不常见，足见其愤怒。同年5月，广州警察冒充学生制造事端，茅盾直指：“原来冒充学生大打出手正是‘在不违碍言论出版自由法令之范围内’用积极（或许是消极）手段来破坏某某某等书刊之发行啊！”茅盾为青年“发声”，同时也将自身放置于更危险的政治环境之中，足见其决心。

茅盾的友人也深知其在青年工作中的付出与艰辛，在 1945 年为茅盾庆祝寿诞时，友人出 资 10 万元设立“ 茅盾奖学金”，用于“评选数年来有造就之青年文艺工作者五人， 每人赠给两万元，作为鼓励”。此举 ，更将茅盾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茅盾走进青年场域，帮助其与青年之间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交流。刊物、纪念活动和保护青年都是介入和体察青年思想的方式，这些行为在战时状态下更为直接有效和深入人心 ，对战时青年有着较强的引领力，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群体的重要经验之一。

四

茅盾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其“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 更为有利”。党中央给茅盾的具体工作是什么，茅盾在回忆中并未言明，但可以从其在大后方的工作之中探析。茅盾来到大后方的重要工作便是担任《文艺阵地》的主编，该刊日后成为左翼文艺的重要刊物之一。现代“文学期刊直接影响或控制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文学期刊编制和制造了文学思潮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看似仅是创办一个刊物，在战时语境之下却是话语权的归属问题，亦是左翼阵营的团结问题， 因为《文艺阵地》是“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意见”的产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的“连接线 ”之一。身为主编的茅盾在发刊词中透露了其工作重点，那便是“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进而强调“这阵地上，（我敢断言），又将有新的力量，民族的文艺的后备军，来增长声威 ，补充火力 。因为，在神圣抗战中，在炮火洗礼下，在救亡工作的锻炼中，从青年知识者群中，从人民大众群中，已经觉醒了不少的文艺天才。没有他们来进入阵地，民族解放的文艺不能发扬壮大而灿烂。”“新的力量”“后备军”均指向青年群体，足见其对青年的重视程度。由此，不难看出茅盾到大后方的工作任务之一，甚至可以说工作重心便是引导青年投身抗战洪流，加入左翼阵营之中。

纵观中国现代社会和党派发展史，一个群体的发展既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和建设，也需关键人 物发挥其引领能力，两方面结合方能使该群体产生号召力和组织力。党中央此时将引领青年的任务交给茅盾，茅盾的引领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是一方面。战时的共青团“依然是第二党式的秘密狭小的以少数先进的无产阶级青年组成的，组织的发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和青年运动发 展的要求，不能适应广大青年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此情况之下，引领青年的工作不仅关系到抗战胜败，关系到青年发展，更关系到党在国统区的思想突围 ，茅盾的担子又重了几分。

茅盾的青年引领工作成效如何，是否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则是可以追问的问题 。有一事足见青年们对茅盾的认可与尊崇，亦可见社会对其的认同。茅盾的一位青年朋友因通信延误未能与茅盾见面，甚为遗憾，便将感受写作成文向《申报》投稿。他感激茅盾对青年的宽容，“假如他用那双透彻一切的眼，去照射我们这些个‘不很够格’的作品，便只是一块没光彩的木头，只 是一撒海砂。可是，或许这木头还可雕刻成艺术呢，或者这一撒海砂也含金质吧，他就觉着艺术可以有某程度的宽容，不惜使他自己的心血交注的刊物弄成有点‘榛楛弗剪’的状态了。——这宽容，不知振奋了几许我们文艺青年的心，使我们感知我们应该向前去赶去！”在他眼中，茅盾褪 去文学“偶像 ”的姿态，“以家长，以师尊，以朋友的爱护，训导，亲切给予了”青年们。文字间可见青年对茅盾的崇敬，以及对茅盾发掘和保护青年的感激。以《申报》的影响力在众多投稿选择刊登此文，必然是茅盾对青年的引领已成为社会间的共识，否则《申报》刊发此文更易引发争论。事实上，“茅盾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新人教育和扶养”，已是社会间对茅盾的重要认知与定位。显然，茅盾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1949年4 月，茅盾与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一起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茅盾与中共领导人一起见证了这标志中国青年运动进入新阶段的时刻，足见党中央对其青年工作的认可。

引领青年是党中央交给茅盾的任务之一，也是茅盾给自己的任务。一方面，他要继承鲁迅的 精神，“在民族存亡关头和战争紧张的现在，‘鲁迅研究’的意义就是继承他的工作。”他要求自己像鲁迅一样关心青年。有人评价“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一样，最关心青年朋友，曾经和青年朋友同过患难。青年作者去问他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或者拿作品去请他看，茅盾先生也和鲁迅先生一样，无不热心指点，乐于修改。可以发表的，就尽力给找发表的机会，对于青年写作的各种问题，时常有恳切，明白，详细的文字发表，给青年大众正确的指导，帮助很大。”得到如此评价， 茅盾的付出不可谓不多，亦可想其重负。另一方面，茅盾清楚地意识到：“因我们的父辈把火炬交给了我们这一代，而我们这一代还未曾完成使命，不得不让年轻的一代在他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一生的黄金时代也就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而且横在他们前面的考验又何其繁重而复杂！现在这一时代，诱惑比前强得多，威胁比前猛得多，欺骗也比以前巧妙得多了，通过这一切考验而能卓然挺立不屈，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魄力！”他感知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且越发坚定。

茅盾的青年思想工作方式，没有陷入抗战的激昂模式之中，始终保持着对青年的同理心 ，他“始终”愿意去理解和相信青年。在战时青年的眼中，茅盾“是一个楷模却不是偶像。他是一位扬旗先导的统率者，不是作为一个大人而审视一切黄口小辈”。“他又有着艺术的谨严，他很知道，假如他不给予后生以一种规范，他们将迷糊而枉费了他们的努力，他们将找不出真正的大道的，因此的谨严合着宽容成双美，甚或是‘双绝’！虽然‘朽木不可雕也’，但他决不会忘了指点， 要是朽木之中还有美质，于是去朽存坚。亲自来动手一番！他的苦心，谁不去体会，谁就是自甘损失，要是谁能真切的体会，谁就获得最宝贵的教训。”时常用“苦心”来“指点”青年的茅盾，已成为继鲁迅之后青年们的另一位思想导师。

结语

茅盾在青年间的足迹，是从身体力行到心理认同；是从文字之间到社会之中；是从细枝末节到民族大义，这是茅盾的引领之路。多年来，“在茅盾的文学史评价过程中，恰恰是因为史料的挖掘不够，造成了学术界对茅盾认识和估价的不够准确和不够充分。”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的茅盾被不断解析，但作为战时青年思想导师的茅盾却较少提及。无论是出于承续鲁迅对青年的引领，或党中央委以重任，还是自身的要求，在1940年的战时环境之下，茅盾与青年之间的联系必然困难重重。这样的选择难免是吃力不讨好的，茅盾肩负起这个使命必然几多艰难和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