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
文字的发明不但用于记录过往，而且用于描述这个世界，抒发人们的感情；写作不仅是记录与想象，更是一种视觉艺术与知识霸权；文字与写作本应是思想的仆人，但往往成了思想的主人。于是，各种表现艺术得以出现，各种文体因此产生。作为文体的“历史”和“文学”都要表达的是某种陈述、事实、寄托、想象，因此，它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更何况文学与史学的前身不都是神话与传说吗？希腊神话中一切艺术不是都在接受缪斯女神监管吗？九位缪斯的说法初见于公元前八世纪田园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古希腊人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追求人类整体的真善美，是秩序、优雅、意志的化身。不管是单数的缪斯还是复数的缪斯，都用舞蹈、歌曲、诗歌来激励人类，赋予人类灵感。
今天我们把文学、史学特意隔离开，完全是近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职业追求的是谋生手段，而非人的整体向善。“文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这类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或破坏者、人在世界中的安全性与合法性所决定的，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未来控制欲所造成的。虽然“科学工作的一项原则是知识的统一性。科学并没有国界，它总是属于全人类。不过，当它努力促进全人类在知识上的统一之时，科学同样有助于维护、确立各个民族内部在学术上的协调一致”（《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232-233页，以下只标注页码）。但我想这里的“知识统一性”主要指自然学科，人文的特点就在于其个性化地看待世界，对世界的解释千差万别，少有统一性。而且人文与自然一直存在分野，虽然有人不断提出各种“第三种文化”来调和它们之间看待世界的差异，但结果基本是徒劳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知识的统一性的角度来思考作为学科的史学或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也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差异性，“法兰西文学”毕竟不同于“日耳曼文学”。统一性与差异性并存，当保守势力占优势时突出的是统一性，当革新势力处上风时强调的是差异性。也许这就是《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一书试图处理的难题。要写出一门学科的历史，必然会把制度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23页），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考虑历史与现实，在广泛的社会视野中了解“一门学科的发明过程”（14页）。
法国学术群像的独特表达
本书的学术主角是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文学圈之外的人一般会问：朗松是谁？就法国学术界而言，朗松就是法国文学界的兰克和古朗士。兰克的地位自不必多说，而古朗士（N. D.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可以说是近代法国史学的奠基之作。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 Seignobos，1854-1942）则是古朗士的继承者，他们合作的《历史研究导论》成为兰克的“科学”史学的方法论经典，该书认为“档案被歌颂为过往之事的仅有体现；它还认定，只有通过档案才能触及过往之事。在档案被一份一份地研究之后，事实自然会被一个一个地搞清，最终，也就可以进行一些归纳了”（[美]恩斯特•布莱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65页）。
按照瑟诺博司（译名按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译法，没有遵从本书译者）的观点，文学研究现在当属“‘历史学的若干分支’……文学史从此沦为历史学中的一门‘辅助性的科学’，甚至可以说，是最次要的、最可疑的、最难登堂入室的东西……一切所谓‘辅助性的科学’都算不上真正的科学”（31页）。朗格诺瓦断言：“历史学家的真正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在今人和原初的史料之间建立联系……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停顿下来。”（32页）他们的这些思想深深刺激了当时的法国文学界。
当代法国著名文论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写于1983年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欧洲殖民列强的文化焦虑与知识反应、学术发展与民族意识，这是体现在民族学术方面的欧洲内部纷争，是属于朗松时代的法兰西文史与学术。学科建制纷争的背景是“历史学在十九世纪末经历了广泛的转变，如方法论造就的影响力的扩张、与小说的分离、科学精神的约束等。不过，这种转变不限于思想层面，也不只是一次纯粹理论的和认识论的革命，它还有一个真实的、重大的、与精神层面不可分离的结果，即大学体制的崛起。正如佩吉不无理由地批评的那样，由于缺少了一部关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在新的历史学中的结合与同谋被掩盖起来了”（33页）。
读完此书后的一个遗憾是不懂法语。英语世界的学术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可谓是压倒性的，依英语学术来认知这个世界，好像我们的学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英语学术的一种再确认、一种注释，结果难免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解释世界的模式难免单调乏味。好在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不同语种都能大致看个明白，似乎以人为主体的翻译时代即将逝去。但机器毕竟代替不了人，语言原来还可以像孔帕尼翁这样排列组合、变化创造，如此博学浪漫幽默地表达学术史。作者经常令人惊讶地随口一说，闪现思想的灵光，让读者再次体验到十九世纪特有论战文风，辛辣而精准，睿智且风趣，传递无限遐想。就此而言，文学在训导历史。历史的视野有时过于狭窄，表述过于拘谨，文风也过于老旧。但朗松时代的“文学教师们是多么不幸！他们现在是多么羡慕那些鸿运当头的同事啊，哲学家们享有可以谈论一切的特权，史学家们更是受到大学的完全信任”（61页）。
本书是对人文知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集体批评与综合研究，是文学家的历史，是世纪之交的法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生动再现。作者从特别的角度分析了那个时代的多重事业，有争执，亦有自由，属于“知识分子帮”的那些学者是幸运的。“文学需要圣人、教父、国家博士、世俗而又具有神圣性的作者，这便是‘法国大作家’群体，是被‘永恒’塑造……现代人需要他们，以便驱除所谓‘内心的野蛮’。”（182页）欲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法国文史学术的群像，本书是首选之作，可以体验到学术史的另类写法。从写作技巧说，本书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学术史，作者独辟蹊径，一直用焦点叙事的手法向读者默化自己的态度，而没有采取令人生厌的教条式说教，但其论述亦不乏逻辑性。作者占有材料之广、理解之深、分类之细、选择之善、平衡之佳，都意味着他在学术积累上下足了功夫；其表述生动鲜明，令人难以模仿，为我们理解近代欧洲学术转型的各方人事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参考。
本书独特的、风格化的、诗意的结构就是一种学术理想的表达。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斯塔夫·朗松，人与作品”，由引子加三十个片段组成；第二部分是“然则何为文学？”由五部分组成，其中第二、第四部分分别由九个和六个片段组成。这完全不同于今天学术著述的“章节目”体例。试想我们的博士生如果这么写论文，导师会同意吗？即便导师同意，外审会通过吗？那当今这种千篇一律的论文培养模式究竟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扼杀天才？由此不妨进一步追问：我们需要整齐划一的学术表达吗？想象力还是学术的灵魂吗？浪漫的学术是可能的吗？今天如何造就知识的革命者？就此而言，学术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学术还有意义吗？还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
复数的“欧洲”
阅读孔帕尼翁这本书，让我们不能不想到近代西欧的扩张与延展。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逐步迈向全球化的世界，“西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西欧”成为“西方”，它的知识、技术、观念、价值不断传播，令他者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比如中欧地区通过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与西班牙帝国相互联系，使中欧和西班牙海外领土参与全球信息交流，从而将个别欧洲国家的区域和民族历史纳入全球历史。这也是欧洲将非欧洲世界纳入欧洲世界的复杂过程。这是我们理解此书的一个重要背景。
另一个背景是欧洲内部的文化纷争。从外部看，欧洲似乎是一个整体，其实它民族众多、文化万别，各个区域之间经常相互争执，甚至爆发战争，其结果就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学习、融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第一次把公元五世纪古代古典文明衰落至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期间的千年史称作为“中世纪”。如果说古典时代代表欧洲的希腊罗马偏居西南一隅，创造了“迄今仍不可企及”的辉煌文明，是后来西方世界的精神动力，那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基督教的、宗教至上的、由上帝规划历史的欧洲，人的行为只是在证明这种天命史模式的正确。两种伟大的传统制造了，也分割了欧洲：哲学与启示，象征着解释世界、理解世界的两种模式，后来欧洲所有的政治、文化和宗教问题实际上都可归结于此。这种二元传统是欧洲的底色与底蕴，如何汲取和使用这两种传统，欧洲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更何况古典文明还存在希腊模式、罗马模式，其中还有很难缕清的东方因素；中世纪基督教在十一世纪分裂为希腊正教、罗马公教，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又产生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等新教。各种“大传统”和“小传统”交织在一起，组成众多的“欧洲世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从过去那种对基督教的效忠转变到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民族主义因此演变为一种政治原则，它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单独的民族单位，并且每个民族应该和国家单位是一致的。因此历史的欧洲、宗教的欧洲、民族的欧洲成为我们观察欧洲的几个重要角度。
宽泛地看，今日所谓“西方世界”大体都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后裔，地中海古典世界为它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但具体到不同的时间、地域、语言，这些文化后裔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又各不相同，彼此还存在挥之不去的张力，刺激着各自的发展。就近代欧洲而言，日耳曼、法兰西与盎格鲁-撒克逊学术呈三足鼎立之势，当然后来的俄罗斯学术也不容忽视。
自加洛林时代以来，法国北部一直是欧洲文化的领导者。文艺复兴的著名赞助人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才华横溢，个性张扬，富有教养，创建枫丹白露宫，建立了法兰西学院，为伊拉斯谟等人提供保护，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人文主义现在在法国已经完全成熟了，深深地影响着法国的民族文学，赋予法国文学世界、人类、艺术的新概念”（[德]维拉莫维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09-110页）。但到了十九世纪，法兰西学术似乎落后于日耳曼学术了。
十九世纪末，古物学中萌发了考古学，古典学术中萌发了语言学，这两门科学对于十九世纪批判性客观历史作为一门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新的客观学派之父是伟大的兰克，他和他的继任者，特别是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和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一起努力，建立了批评和历史方法的准则。这个日耳曼学派将历史写作变成了一种职业，并创立了正式的历史学术研究，尽管他们没有达到“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来书写过去的理想，但学术为民族服务，学术为国家服务，一切服从于民族这个大局则是激动人心的。法国自然不甘落后。
在日后许多人看来，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应该归结于德国在学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勒南（Joseph Renan，1823-1892）认为，打赢这场战争的是德国的大学，而德国的小学教员们也成就了德国在色当的胜利（34页）。拉塞尔（Pierre Lasserre，1867-1930）早在1901年就指责法国学术界的“德国气”（194页）。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ère，1849-1906）则指责那些一心埋头故纸堆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学术的目标，什么是学术的手段；当然，他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寻章摘句的功夫，过去在中学古典语文教育中具有首要的位置，可如今，语言学和哲学倒不顾身份，也要来窃取这种优先性……我们现在看一些欧洲学者，依靠对一首武功歌的解读或者翻译就建立起自己名望……这是一种‘德国病’。”（54页）反对者口中喋喋不休的所谓“索邦的日耳曼化”和“对学方法的拜物教”，构建起一个有形的战场（209页）。但对历史学界来说，老一辈学者有感于法国的战败和科学的进步，不得不采纳新的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界则不然，随处可见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的局面（65页）。在这场民族文化现代化运动中，法国文学落后了，文学自然要反抗。
在这个时代如何对待古典传统？如何对待督教至上论的中世纪传统？……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欧洲基督教至上主义，这种欧洲例外论在外部表现为对有色人种的奴役和剥削，后来在新世界采取了白人基督教至上主义的形式，在内部则表现为彼此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竞争。此时学术发展的水平成了衡量民族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情况到十九世纪愈发激烈，欧洲“伴随着宪政和民主民族国家的出现，天主教徒和反教会势力就宗教在现代政体中的地位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中欧和西欧，教会和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间歇性的制度摩擦，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冲突是一种不同的冲突。它们涉及大众动员和社会分化的过程。它们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学校、大学、新闻、婚姻和性别关系、丧葬仪式、社团文化、公共空间的控制、民间记忆和民族的象征。简而言之，这些冲突是‘文化战争’” （Christopher Clark, Wolfram Kaiser, Culture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法兰西的文史之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演化的。
朗松主义的实质：
为法兰西民族培养现代公民
工业革命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是近代欧洲文化的转型期，是工业化带来丰富物质、民族主义带来身份意识、现代化带来现代性的时期，是一个抛弃传统并制造传统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工作、文化和日常生活。但同时，贫穷和剥削在城市和城镇中比比皆是，“财富与贫穷的对立和乡村秩序中的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由于集中在疯狂扩张的城市里而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广泛，更成问题”（[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205页）。知识分子成为痛苦的世界观察者、文化竞争的参与者。朗松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孔帕尼翁通过这一关键人物，编织法兰西近代学术变迁史；通过关键事件的巧妙叙述，生动再现了世纪之交法兰西学术的内在不和与外在冲突，再现了欧洲学术界的恩怨史、交织史、发展史。
近代“民族”的兴起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民族国家”的观念，也触及了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学术的现代性问题。激进的、世俗化的变革潮流与保守的、传统的潮流相互竞争、彼此攻讦，使知识形态发生显著的变化。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崛起，刺激着法兰西；德雷福斯事件引起了法国国内广泛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教会主义，知识分子亦发生了分裂，1905年法国实现了政教分离，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法律平等地位得到确立，这一切加剧了这两股潮流的分化，迫使人们做出选择。激进潮流对法兰西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估，而保守派则百般刁难，两者之间互动、冲突与融合，形成了近代法兰西的学术文化。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有边界的权力容器”，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大的管理能力。这意味着“民族”要成为“国家”必须有一个时间维度，即传统的持续和统一，而民族认同的文化象征和话语叙述则创造了起源、连续和传统的概念。历史是建立民族“家园”的基础性板块，因此，“将一切历史化”抑或一切将历史化是民族国家的需要，“批评已经让位于文学史”（80页）。文学第三共和国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可能包括这样的信念：要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优秀成员，就必须憎恨一切英国人和德国人，不这样做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法国人（Steven Grosby, Nation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7）。
对当代日耳曼学术的排斥，对历史上拉丁文化的排斥，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学术面貌，反映了欧洲文化内部的现实和历史差异。朗松在《大学与现代社会》中总结了这个时代对古典文学的惯常抱怨，还特别定义了改革的精神：“文学教育极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除了培养出大量一无是处的庸才，它造就的是少数以其任性怪诞的想象力去哗众取宠的精英；唯有科学教育能改变这个国家的青年，赋予他们精确的精神、严谨的方法，以及对集体事业来说必不可少的纪律感。”（128页）
“历史不会自动地重复自己”（14页），研究者想原封不动地再现历史只是一种理想，虽然可以不断接近这个理想，但永远不会到达。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研究是永无边界的，历史学的野心一直存在，只要时机恰当，历史学就会毫不客气地扩大这个知识王国，但文学会介入历史，文学不会放弃历史，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就是历史性的（15页）。但直到1850年前后，对于历史学家以及公众而言，历史仍旧是一种文学体裁（26页）。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其最后二十五年间，历史成了一门科学，它从文学中抽身而出，上升到真正的科学之体（26页）。从1875年至1900年是学科界限重新配置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历史学作为一种“反文学”的科学，作为一种以严格重建事实为己任的专业，确定了自己的位置（30页）。朗松的观念亦得到《历史综合评论》的高度评价：“对这样一种不再依据自然科学的样板，而是根据历史学方法的具体实践去建立文学科学的努力，我们要献上无上的掌声。”（88页）可见，历史与文学虽然不断争执，但亦有携手共进的时刻。只不过“朗松开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学史路径：将文学置于历史-社会的空间中考察，同时保有与形式和美学的关联。朗松的贡献使文学研究既没有成为史学的附庸，亦没有成为无法被现代大学体制接纳的‘印象主义’”（封底）。
法国激进政论者勒盖（Pierre Leguay）承认，当朗松得到“德雷福斯的恩泽”之时，他的头脑里的确有基于公民社会的功用考量。当时，这一政治事件虽已平息，但德雷福斯派的成员成立了众多社会组织来继续推行他们心中未熄的理想，而朗松正是这些组织中的一员干将。所谓“大学教席中的社会主义”始终相信人民是可以被教化的，布格莱对这种思想逻辑有精到的概括：“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想向世人展示他们已经把握问题的全部内容，也预感到了如何对社会进行必要的重建。大多数人都在民众大学中投入了他们的教授职业……允许他们投入的一切时间和资源。”（120页）
不过，“历史”终归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的问题，它完全属于尘世而非神国，而尘世会不断地将其世俗化（157页）。文学史就是尘世中的一个主要的世俗路径。文学史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朗松拯救了1880年以来一直处于劣势和守势、萎靡不振的法国文学研究，从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最有力的影响。为文学撰史，就是思考我们的今天和未来。尽管这个问题带有恋旧的色彩，它却充满了现实感（第6页）。
朗松的文学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和传记研究，认为文学史是文明史的一部分，“一部文学作品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是文明的某个瞬间”（134页）。把文学史放在社会背景下，为第三共和国的各种最高价值服务——简而言之，法语文本解读将自己视为培育公民责任的课堂（135页）。朗松在美国访时讲道：“可以说，今天在法国，对我们国家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是管了两根支柱，它们是法语作文和法语文本解读……这两种练习是互补性的，它们共同铸就了一种教养。”（138页）可见，文学为提升法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既要遵循历史的方法，又要进行法语作文、法语文本解读，这是一种教化，是为民主制度、民族国家培养聪慧的公民。朗松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通过文学史对公民的教化表达出来的民主。“艺术有其社会性的目的，应该为收拾道德人心服务。”（94页）“在对主要的典作品的审读中，所有与道德和社会相关的问题都会相继出现。”（135页）
但朗松的目的远远不止如此，他的教化观还体现在有教无类的性别平等方面。作家邦雅曼（René Benjamin，1885-1948）说他在“拜访索邦的那一天，朗松的课堂里挤了‘超过七百人’，这倒算这位老师傅可疑的成功。邦雅曼如此形容朗松课堂的‘国际主义’：‘我看见一群英国女人，俗不可耐的英国女人，她们身上的斗篷散发出橡胶的臭味；一群德国女人，体形厚重，镜片后是肥大的眼球，感谢上帝，瘦小的法国男人还装不满她们的视野。我还看到有俄国人、罗马尼亚人、埃及女人、西班牙人，看到一位刚果来的女黑人和从波斯来的阉人……这些人挤在这里，好像身处美国人办的贝利兹语言培训中心。’作者笔下堆积起各类仇外的陈词滥调，对志在求学的妇女的蔑视也毫无掩饰。在邦雅曼想来，课堂上的男男女女什么也听不懂，因为朗松谈的虽永远是老一套，却是用他的切口行话道出的”（190页）。可见，朗松的改革不但做到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而且标志着古典人文学的终结，这终结了依据古典文化来选拔民族精英的传统。由于在中学和大学里鼓吹所有这些改革，索邦“不断地为了群众而牺牲精英”，也为推行分科教育的新理念而摧毁了古典的文化理想（210页）。
文学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时代的生活、经历、想象、情感，可以让我们成为另一个人，可以改变人性……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性，但它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第三共和国的一种设置，因为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学史》成为世俗国家的福音书。在朗松看来，《法国文学史》的使命就是为世俗文化提供教理，勾勒文化巨人的集体圣徒像。无论是依靠博须埃还是伏尔泰，我们寻求的都是道德伦理，至于它究竟基于基教还是启蒙真理，那是第二位的题。朗松像泰纳和布吕纳介一样主张文以载道，要求艺术必须为道德服务，并且更系统地发展了这种观念（181页）。只要民族在，只要国家在，朗松就会一直在，朗松们会不断出现，朗松主义也不会消失，精细化的学术可以服务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1页）。不过按照美国文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说法，在将文化与学术分离方面，法国人的罪过比其他人要小得多。也许这是文学的作用，是朗松时代的文学的作用。
永不停歇的文化竞争
才会带来学术繁荣
将知识塑造成学科的想法源自亚里士多德，他将知识分为一个理论性、实践性、生产性的等级体系。理论学科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包括神学、数学、物理学，其重要性依次递减；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生产学科是等级制度中最低的学科，包括美术、诗学、工程学。亚里士多德显然更喜欢为其本身而思辨的知识，认为“有一种教育，父母应该让他们的儿子接受培训，不是因为它是必要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而只是因为它是自由的，本身就是好东西”。这种差异性概念也影响了现代学术分科。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所表明的，对知识专业化之害的焦虑与学术学科本身一样古老（Joe Moran, Interdisciplinary, Routledge, 2001, pp.3-4）。
开启文史之争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b，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9页）亚里士多德说，并不是所有用诗句写成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所有用散文写的东西都是文学。文史有差异，但更有共性，表达的形式与表达的实质才是最大的区别，表达的目的与表现的形式最终取决于时代需要，无论文史在这方面都有自身的独到之处。
不断变化的时代风云决定着文学与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竞争，双方都需要各自的表述方式，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交叉着、关联着、互动着、互融着。文学的模糊性、史学的精确性都是吸引对方的魔幻所在。广义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学都是伟大的艺术，都是人类精神的共鸣，你能说巴尔扎克的文学书写就不是书写历史吗？
文学是文明的一个面相，史学也是。历史学是科学，但同时，它更是艺术，它的本质是叙事的，需要借用文学的各种手法。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认为，历史在本质上首先是语言的和诗意的。历史学家并不是站在无私的立场上对过去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是根据某些“解释原则”和符号模式接近事件，创造故事。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是艺术，只有依靠想象力才能在历史的天地里取得成功。”（32页）尽管文学和史学之间存在争执，不断争吵，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结合是可以实现的，其和谐的方式取决于当代文化的审美趣味和共同价值的形成。
真理是难以到达的理想彼岸，但这并不能阻止人类对自然、社会、人自身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解释的过程就是关注、理解、尊重的过程，同时会将理解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愿望和保护自然的情感、想象力和审美等方面的完美结合起来。这是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文史相通的地方。
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出于偶然的原因人类才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因此如何保护自己并解释自身的合法性成为人类的首要任务与责任。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保障了人类的永久安全，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则演变为各种知识的生产、归类与应用。尽管现代民主建立了旨在保护人们免受任意行使权力的支配的约束，但它对自然界的非人类部分几乎没有提供这种保护。如果今日之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生态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文学，那么当时显得很革命的朗松则过时了。但时代会不断催生各种朗松，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因为异教徒、边缘者、革命者一直是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从语言、风格、思想来看，法兰西学术也在追求自身的特性，但又都逃脱不了学术既是求真的、审美的、想象的，也是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这一内在约束与外在要求。“福楼拜问题”其实就是“泰纳问题”，表面上问的是成就文学大业的到底是个人才能，还是勤奋的劳作（501-503页），学术到底是天才的外露，还是努力的结果，其实都是在回答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兰西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
1853年，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启动了一项影响广泛的市政改进计划，由豪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负责落实。尽管重建项目经历了战争、革命、腐败和破产的干扰，但不辱使命的豪斯曼终于把空想计划变为理想现实，创造了如今闻名全球的现代巴黎的持久景观，为十九世纪的城市规划树立了模板，为二十世纪的城市规划开创了先例。
豪斯曼把这个由肮脏的贫民窟和疾病缠身的小巷组成的中世纪古城，改造成一个被世人称为“新巴比伦”的“光明之城”，巴黎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保守派拒绝接受巴黎的豪斯曼化，认为它破坏了老城区与历史的联系；自由派则高唱颂歌，将豪斯曼视为新秩序的先知。无论如何，开放、统一的空间与远景加强了纪念碑和广场的象征与想象；新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消除了恶臭源；新建的桥梁和火车站实现了城市的快速通行；路灯与人行道的增加活跃了巴黎街头生活；宽阔的林荫大道、公寓楼、百货商店提高了城市的舒适度与便捷度；狭窄街道的拓宽让起义者难以竖立路障……繁荣的街景、休闲的空间、消遣的公园，通过闪烁的光线和彩色的氛围过滤掉巴黎公社，这在视觉上象征着资产阶级收回了巴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是现代的外在性、物质性、空间性、扩张性、政治性、阶级性的表现。学术不是如此吗？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不朽，我们为何写作？在追逐不朽的人中，有多少成功者？成功为何属于特定的人？（155页）朗松就是学术界的豪斯曼，他使法国学术在现代世界中闪闪发光，让人们认识到学术才是国家的真正神器，学术是知识奥运的重要赛场，是现代性的内涵所在。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学术是否发达是衡量智慧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命运是由统治者将十八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权力工具的能力决定的。”（Howard Saalman, Haussmann: Paris Transformed, George Braziller, 1971, p.8）豪斯曼做到了，朗松也做到了，他们是法国的骄傲，并成为世界文明史中璀璨的双子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