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续写《茶经》，海外学人卷出新高度
19世纪中期，塞缪尔·鲍尔将《茶经》引进英国，并将陆羽称为“有学问的学者”。《茶经》能在全球传播，的确拜茶叶的风光所赐。作为一种既古老又现代、天然适合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商品，茶叶很快征服了欧美的学者和社会名流。茶的异国情调、社交功能、药理作用等，都令海外茶客着迷，这是陆羽在大唐撰写《茶经》时所无法预见的。
假如陆羽生活在后工业时代，英语讲得足够好，科研经费雄厚，时间自由、机票自由、买书自由，能够自由出入全球各纬度的茶山、茶厂，那么，他用英语写一部全球版《茶经》，想必不成问题。
没错，有些海外学人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全球化时代的海外汉学家，倚靠各种基金会的赞助，在续写《茶经》的赛道上前赴后继，不断卷出新高度。
茶叶帝国的崛起：英国“茶二代”眼里的“魔水”
陆羽写《茶经》的初衷有二：一是告知世人种茶、制茶、煮茶及品饮的方法，二是将饮茶这一行为上升到人格的完善、美学情操的建设层面，推广禅门茶道。
然而，当海外学人尝试将《茶经》升级、扩容为全球版时，他们开辟的新赛道其实是危险的。当茶文化成为海外汉学领域的“学术生产驱动力”时，任性扩容、自说自话等神奇操作往往也应运而生。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及其母亲所著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算是一股清流。
艾伦·麦克法兰是一位茶厂经营者的儿子，1941年出生于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隆。身为“茶二代”，艾伦·麦克法兰拥有得天独厚的30年田野调查经验。与印度茶农大量接触的阅历，为其写作积攒了一手材料；而成年后在牛津和剑桥接受过的苛刻学术训练，则令他能游刃有余地对历史文献抽丝剥茧，将纸上的材料与活色生香的经历互为印证。最终，他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以文字重绘了英国的殖民地图，揭示了茶在印度的种植和加工细节，以及茶对这个行业里的劳工和邻人产生的影响。
德·昆西将茶汤称为“魔水”——历史上由于缺乏城市供水和排污系统，霍乱、痢疾成了人类常见的“杀伤性武器”。人类要想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往往只有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喝茶。这也是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积极推广饮茶的重要动因。而艾伦·麦克法兰则通过考察印度近200年来的茶园经营史，发现了一个悲惨的事实：茶叶天然具有的强大杀菌功能，在给人体带来积极功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和人力剥削。阿萨姆邦诸多茶园劳工的平均生活水平令艾伦·麦克法兰震撼：“我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让那些住在肮脏逼仄的贫民窟的人们生活得好一些。”
艾伦·麦克法兰的母亲也曾立下过类似誓言，但她的各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茶园有一千多个孩子，但小学的面积只有我们客厅那么大……不管他们上不上学，父母亲都看不到他们在茶园之外的世界有什么未来。我可以自己花钱买橡皮泥和课本，但他们就是不肯来上学。”
艾伦·麦克法兰在写作中尝试回答尚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些问题：英国人是否因喝茶而从一个一度具有侵略性、好斗、喜欢吃红肉、喝啤酒的民族变得温文尔雅起来？大英帝国为何将触角延伸到印度并开辟大面积的茶园？这些问题，是陆羽始料未及的。在陆羽的大唐，“殖民地”概念是不存在的。而19世纪的英国人，为了降低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成本，致力于寻找能大量种茶、制茶的殖民地，以期替代中国。当英国人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野生茶树并大面积开辟茶园的时候，就意味着从前能为大清创造巨额外汇的茶叶，将不再是清朝的“绿色黄金”。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回顾了英国的殖民史，还深入探讨了英国境内茶叶的来源与饮茶仪式——艾伦·麦克法兰无疑借用了陆羽的框架，写出了这本英国版《茶经》。哦，对了，陆羽《茶经》英文版译名正是The Classic of Tea:Origins and Rituals（《茶经：起源与仪式》）。
为了一壶茶，人类可以疯魔到什么程度？
荷兰学者乔治·范·德瑞姆觉得有必要做个全球版《茶经》。历时30年，《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终于问世。中译本134.1万字，从体量来看，字数是英国版《茶经》的六倍多，是陆羽《茶经》的191倍。全书12章，前六章相当于陆羽《茶经·一之源》的扩展版，作者以浩瀚篇幅重绘了茶叶在全球生产、传播的地图和时间轴。
乔治·范·德瑞姆以俏皮文风写就的大部头巨著，金句频出，看似云淡风轻，但是，这种举重若轻的风格背后的代价，是30年的田野调查与艰巨努力。虽然出行有飞机、搜集资料有互联网、写书有电脑，但是，若从调研的难度系数和艰苦指数来看，这部全球版《茶经》与大唐陆羽历时30年用脚步丈量中国领土、用毛笔写作、废稿无数的艰辛程度相比，可谓不分伯仲。
这部体量豪横的全球版《茶经》也再次证明了一点：陆羽提供的理论装置和研究框架非常好用。毕竟，全球化时代的茶文化研究者，仍然要解决陆羽当年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能喝到一壶好茶？如何在饮茶的同时不伤害环境？
围绕核心问题，还得解决若干衍生问题：好茶的标准是什么？全球化时代的茶叶种植、生产流程能否“天下大同”？茶园该如何打理才算是“可持续发展”？
最近这400年来，一个庞大的集生产、运输、拍卖、广告、销售为一体的茶叶产业已经形成，并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
茶叶消费模式的巨大转变，给地球带来了更大挑战。在只有风炉和茶壶、茶碗的大唐，禅门茶道成为艺术生活的标杆。那时没人倡导“慢生活”理念，因为时间轴的推进本来就不快。陆羽在寺院里跟皎然的朋友们对饮、写诗，有时一坐就是半天。而在一次性纸杯、茶包盛行的当下，诗歌只是印在瓶子的标签上用于促销的手段。
时至今日，茶文化研究者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茶道”发展到“茶氨酸”“儿茶素”“茶黄素”“茶红素”等——充斥着化学感的词汇在学术刊物中大行其道，名为“茶科学”的新学科也应运而生。陆羽当年在《茶经》中提及煮茶时适当加点盐的做法，也得到了合理解释：这么做，可以给人体补充电解质。陆羽用“一沸”“二沸”“三沸”描述的不同水温状态，在现代温度计和恒温控制器的协助下，也有了精确的数据支持：大抵涵盖了75-100度的水温范围。
茶学和茶科学的研究范围虽有重叠，但其实区别还是很大，茶学研究往往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擅长的领域，而茶科学则通常是理工科出身的科学家们的特长。乔治·范·德瑞姆怀着一网打尽茶文化所有关键词的野心，对于两者都有深度涉猎，他对于全球化时代茶业生产、供销链上所有环节做了事无巨细的复盘，并将近年来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做了充分的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本书堪称现代版的“茶文化百科全书”。
延续《茶经》的努力，升级找“茶”的技术含量
陆羽在《茶经》中虽然指出了“茶”字在汉字中的近亲有哪些，但他并没有点明“茶”字到底是什么时候通行于世的，并且，陆羽也不可能追溯其他国家的“茶”字词根是如何演变的。
乔治·范·德瑞姆接过了陆羽传来的接力棒。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专注于语言学研究，曾为林布语、杜米语、邦唐语、宗喀语等写过若干语法书，还收集过以前不为科学所知的洛普语、工德语、黑山门巴语的第一批语言数据。
语言学家的专业素养，对于乔治·范·德瑞姆写作全球版《茶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他在《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的第一章中，梳理了源于古跨喜马拉雅语系、古澳亚语系的“茶”字词根，以及中国“茶”字在古代和现代词根的发展脉络，并充满自信地给出结论：“语种的多样性表明定居在东喜马拉雅走廊的诸多人群都是非常古老的，而今天的中国、老挝、缅甸和印度都是现代民族国家。”
陆羽当年在《茶经》中语焉不详的“茶”字的真实起源，其实是学术悬案。海外学人也一直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前指出：“茶”这个汉字本身并不古老，因为无法证实这个汉字在唐朝中期之前就已存在。
重返历史现场，需要学识，更需要想象力。乔治·范·德瑞姆两者兼具。目前唐朝《茶经》的刻本或手抄本已不复存在，市面上流传的《茶经》一般以南宋咸淳刊《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校明代以来的多种版本。所以，围绕“茶”字源起的悬案，仍未告破。而乔治·范·德瑞姆以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与洞察力，对于“茶”字的来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茶”字有可能就是陆羽的朋友皎然造的。他给出这一猜测的主要依据是出土文物，尤其是石碑上刻文的变化。在镌刻于公元779和798年的石碑中，茶以“荼”的形式出现。但公元841年和855年的石碑以及后来的石碑中，则都写作“茶”。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汉字的“茶”字，在陆羽《茶经》之前，并没有出现的证据。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古汉语中，由同一个表意文字来指代、表示两种截然不同物质的情况是存在的。“荼”字就有多种含义。皎然很有可能就是在指导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作出了一个大胆发明：将有多种含义、容易让读者迷惑的“荼”字减去一横，换成“茶”字，专用于指代陆羽研究的那种饮品。
乔治·范·德瑞姆带着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与语言学家的细腻笔触，纵横古今，跨越学科界限，耗费30年心力完成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这部巨著，但无论其研究怎么全面，总体而言，仍然是夹杂着选择性抽样样本的研究结果。值得赞叹的，不止是他的渊博知识与匠人精神，还包括其写作初心。面对人类集体掠夺所造成的地球生物圈变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宏大的实验场中充当试验品。他的写作，或许能为改变全球茶行业的盲目竞争情形做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