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月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和支持，由马来西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办的“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分享会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大楼演讲厅隆重举行。这是俱乐部成立以来，中国作家首次与马来西亚读者线下见面，近120名中国文学爱好者共襄盛举，交流深入，气氛热烈。

“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分享会

分享会由马来西亚读者俱乐部负责人、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主持，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东西和葛亮分别从不同角度侃侃而谈，把马来西亚读者带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彩世界。

三位作家都向马来西亚读者分享了各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故事。刘震云回忆说，他目不识丁的母亲曾说“如果我也识字，鲁迅能写的我也能写”、“你们写作的太容易了”。当母亲问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刘震云则表示，无论现实或虚构，只有在文学作品里，读者所认识的角色才能够永远地“活着”。

东西回忆说，在高中时期因自己的家乡被看不起，而决定要把广西的风景、优美的山水在小说里勾勒出来。引用海明威的话“少年时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他将心中的种种委屈转换成一串串、一页页的文字。

葛亮则将自己写作之路的开启形容成“巨大的意外”。父亲和母亲都出生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都不怕”的时代。即便如此，父亲给予他的文学和阅读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以致他对文学产生敬畏感。成为文学研究者后，他开始寻找作者、文学作品和研究者之间的“温度”，于是就开始写作，并尝试参与文学奖项。他直言，文学奖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是莫大的鼓励。他认为年轻作家的创作需要有一定的“步伐”，加上本身生活经验和阅历的加深，最终将观念和想法融合到作品中。他也感谢自己在学院里的教学让他能够以研究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去感受文学环境和文学史的“一体两面”。

读者聆听讲座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写作是一个寂寞的过程”时，东西说道：“做什么事情不寂寞？我现在还想不出来。”东西体验过不同领域的工作，如当过中学的语文老师、在机构工作等，尝过了各行各业的苦。最后他发现只要能写作并专注于此，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东西认为，“选择写作以来，我发现其他事情我都干得不好或者不开心，只有写作是最让我开心的。”而写作过程中的“寂寞”该如何去理解？他表示在写作过程中会有写不下去的时候，确实会使人感到痛苦。在书桌前走来走去，朋友请吃饭、约喝酒也没兴趣，一直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问题被解决后，便会产生巨大的欣喜感。因此，他认为这不算寂寞。

年轻人朋友多，爱热闹，但比起普通人，写作者需要更加自律，自己给自己设定任务。东西分享了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就是自己还在报社工作时，有一次下班后晚间写得正认真时，他的Call机（BP机）响了，友人正在找他。但为了写作，就算Call机一直响着从桌上震动到地上，他也没有接听。只有他写完1000至1500字后，才最终回电给友人 ，回应赴约。

东西表示，到了今天的这个年龄，寂寞反而是一种享受。在慢慢写作的时候，会觉得仿佛这世界与自己无关，只有写作中的人物跟自己有关系。有时写长篇写一年、两年，从作品中人物的姓名、性别到职业，慢慢与他们建立起感情，甚至写到结束时还会潸然泪下。“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能叫寂寞，我愿意享受这种寂寞”，东西最后说道。

读者踊跃提问

葛亮认为写作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葛亮表示他是来到香港之后才开始写作。他生长在南京，一个古典气韵非常厚重的城市，也被誉为“六朝古都”。他觉得生活和日常本身会构成一个人表达自己想法或理念的一种方式。南京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城市，人们都活得舒服、自在，但也因为如此，他认为这会让自己失去写作的动力。所以他非常佩服在南京写作的朋友、前辈及作家。

葛亮到香港之后，赫然发现香港和南京是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对比之下，香港的生活节奏十分匆促，工作压力相对来说也会大一些。也正是发现这里与自己的家乡如此不同，反而会刺激自己，促使他产生新的冲动，让自己去回溯、回望自己以往的少年生活。故此，他开始写一篇长篇小说——《朱雀》。

葛亮在写作过程中，突然意识到写作对他的意义：写作仿佛是一种沉淀之道。葛亮目前在香港大学执教、做研究。在工作层面，他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而写作能够帮助自己安静下来。“每临大事有静气”，当你坐在哪怕是小小的书桌前，开始动笔或者用电脑敲打键盘的时候，便会感觉到“临‘写作’会有静气”，会沉浸于面前的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作家独有的。他表示，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但在写作过程当中去承载，甚至真正去构建一个世界，这乃是幸福之事。虽然写作过程是孤独且寂寞的，但是葛亮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葛亮也分享了他与青年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体会，比如学生会提问“J·K·罗琳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家？”“她哪里能达到一个作者最高的等级？”等等。但在葛亮眼里，J·K·罗琳确实是一个好的作家，而且是个伟大的作家。她以一种孤勇的力量去建设了一个既和现实世界相关、但又庞大且多元化、既与我们的经验衔接、却又完全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这便是一个好作家的标准。J·K·罗琳是孤独的，她曾经的生活境遇也非常落魄。但当她进入到写作世界后，她便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认为写作对作家亦是如此神奇。

葛亮表示“寂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力量，可让人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对话，甚至在心理上带来令人亢奋的力量，这时候的每个作家都是强大的”。

刘震云表示同意东西和葛亮的说法，认为写作是不寂寞的。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寂寞”？如果说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是寂寞的话，这只是一个写实的状态。其实作家此刻只是在和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打交道，而且是跟另外世界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可能令人讨厌，但当你把一个讨厌的人写进书里，你也会发现他有值得喜欢的地方。因此，作家的脑子里是非常热闹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书里写竹叶社的老板非常喜欢戏剧，甚至能把喜欢的旦角叫过来一起唱戏。但竹叶社的老板却没有唱戏的实力，所以他一直在摇头晃脑，在自己的脑子里“走戏”。知道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晓得他在脑子里“走戏”，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个神经病。刘震云表示，写作者就如同竹叶社的老板一样，他们的脑子里一直都在“走戏”。

刘震云提出一个理论：“好的作者一定都是‘学院派’”。他表示有些作者第一本写得还可以，但第二本、第三本越写越差；还有些作家却能一本比一本写得更好。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前者缺乏生活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功底和认知能力导致他支撑不了一本书的后半段，支撑不了他第二本、第三本书的写作。因此，刘震云认为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文学是把那些说不明白的哲学，试图通过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和语言来说清楚。但这又似乎是永远都达不到的。因为人的情感、人的灵魂实在太复杂了，往往又会说不清楚。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话说道：“不要探讨我灵魂的边界，因为我的灵魂是没有边界的。”刘震云也幽默地表示：“要是能跟柏拉图、康德、孔子、老子成为好朋友，那你的认知能力确实挺高的”。

刘震云还讲到了他写的《温故一九四二》，内容是关于1942年-1944年造成300万人死亡的河南饥荒事件。他表示“300万”这个数字具有巨大威力，但却是无法想象的，唯有亲身经历才能感同身受。刘震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灾难的亲历者或后代都已经淡忘了这段苦难的历史，甚至1942年的报纸也没有发表过这一事件的死亡人数。为此他感到惊讶，并决定创作这一部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当事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发现，许多河南人甚至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历的灾难实在数不胜数。如果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酷的事情的话，那么严酷的事实就会变成一块铁，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而当人们用幽默的态度来面对严酷事情的时候，严酷就会变成一块冰，幽默则好像变成了大海，大海终将会把冰块融化。这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必经之路。

最后，刘震云也向大家分享说，有人曾问过他：“《一日三秋》写了多长时间？”他的回答是：“写多长时间其实不重要，作者的写作并不在于寂寞地坐在书桌前，而在于你写之前思考了多长时间。”最终，分享会以他的话“落实的过程并不重要，落实前的思考才是重点”划下完美句号。

部分读者合影留念

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外景

出席本次分享会的有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陈蝶和林玉蓉，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中华研究所、思特雅大学、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文教发展委员会、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建筑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代表和各大中文媒体代表。活动期间，嘉宾和观众们互动活跃，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读者们拿着书排队请作家现场签名。大家都期待着能通过读者俱乐部的推动，让马来西亚读者能读到更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中感受中国作家精神世界的广阔、深厚、多元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