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以来，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对那个年代的青少年读者来说，更是具有“人生教科书”的意义，这是它被列入红色经典的主要原因。在肯定该小说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进行文学史定评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在此过程中一些老作家的“评价”，以及文学史教材撰写过程中作者本人的“反应”，这些对于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部文学名著也并不是多余的。

一

一份材料是作家茅盾的《读书杂记》。这篇读书笔记写于1958年至1959年间，不单评价了曲波的《林海雪原》，也对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等作品发表了多处评论。显然，跟一般的文学批评不同，因为作者本人是作家，他对上述作品的评价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谈的。该文曾收入1984年12月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二期，在黄山书社的2014年版的《茅盾全集》里，被收入“中国文论八集”之中。现将茅盾有关对《林海雪原》的观点摘录如下：

故事的环境（林海、雪原）和惊险性质（对付特务的侦察工作等等）决定了这本书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革命浪漫主义需要丰富的想象、豪迈的气魄——而此两者，又必须以跌宕、奔放、绚烂的文笔来表现。作者在这方面有一点，但不充分。

作者的想象力次于气魄。他不能把“林海”“雪原”写得绚烂生动，使我们如身入其境。这里举几个例子：

奇峰险恶犹如乱石穿天，林涛汹涌恰似巨海狂啸。林密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页四九，三、四行）

……

全书最吸引读者的，是惊险的故事，和相当机智的对话。本书中不协调的部分是短短几句的文言的环境描写，这是游离的，好像只是人物相片的镜框。

……

人物——突出地写出了少剑波、小白鸽（白茹）、刘勋苍、杨子荣等等，英雄气概和少女的神态，都比较好。但总的说来，这些人物都不深刻，性格的发展写得少，几乎没有发展。

三十万言的长篇，结构上是要费点功夫的。作者处理得还不差。例如，作者也注意到章与章的节奏；写了紧张的战斗以后，接着写点舒缓的抒情气味的。可是，还没有淋漓尽致。

作者从旧小说学得一些好的东西，可是还不能用旧小说的塑造人物的方法来塑造他的人物——即不能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只是用叙述来说明人物的内心活动。

1958年5月4日下午记

……

少剑波这个人物写得不好。我们看见他发指示（他的话都有点这个味儿），审讯，以及其他言、动，都是一个调子，性格没有发展。

书中人物的性格都没有什么发展。

背景的不平凡：林海雪原。

故事的不平凡：斗智、斗力的惊险场面。

人物的不平凡：坚强的斗志，高度的机智，乐观主义，豪迈。

……

大凡写景（环境），不能为写景而写景，而应当使写景为主题服务。具体言之，一为烘托，这是烘托人物（例如《红楼梦》写雪中宝琴捧红梅立山坡，又如《水浒传》写……可以多举例），二是渲染，这是加浓作品中整个或特定章段的气氛……

二

另一份材料，来自访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是杨文军对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当年已届80岁高龄的文学史家王庆生教授的采访（文章见《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一期）。王庆生是华中师院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58年开始撰写，1959年铅印成册，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一书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这个访谈是他对当年参与撰写这本教材、初稿征求专家和作家本人意见，以及作家们对教材评价自己作品的“不同反应”的回忆。他说：“有些作家表示完全不干涉我们的评论。如艾芜：‘我一向认为文学评论家有评论的自由，作家要尊重他们的评论工作。’如欧阳山：‘对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意见，评论者可以按自己的意见对学生讲授，不必跟作者本人取得一致意见。’”有些作家在回信中校订、补充了部分材料，如康濯、梁斌、马烽、西戎、李瑛和刘绍棠。有些作家只是在几处字句上做了一点修改，如夏衍、孙犁、王汶石和秦牧等。与众不同的是，浩然进行了申辩，而曲波可能是“意见最大，最为激愤的一位”。借此机会，将曲波先生来信的部分内容，以及王先生的解释意见，一并照抄如下：

有个学校，未经我的同意，竟自行给我编写了一个“小传”……当我看到时，错误多多。如，我是一九二三年生，有的就写一九一三年，我的籍贯是山东黄县，却写成山东蓬莱。我是一九三八年，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给我写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我没有写过《狂飙曲》，给我编上长篇小说中有《狂飙曲》。你们的书稿中，也有这些错处。或许就是根据这个东西编的？我还见到其他刊物上介绍我，也有这些错误。

不可否认，我们的初稿中确实把“一九二三”讹成了“一九一三”，把“十五”讹成了“十六”，把《桥隆飙》讹成了《狂飙曲》。所以曲波先生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接着，他表示不能同意评论界对《林海雪原》某些“缺点”的指责：“我一向是欢迎批评书的缺点的，但对于不是缺点的缺点评上去（注：原文如此）是不合理的。”评论界认为曲波将少剑波写得过于“神机妙算”，这是他首先不能同意的一个批评意见。他说：“少剑波在指挥小分队全盘战斗中，他用了多大的侦察力量啊！这就叫唯物主义。他的决策都是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作出来的，其中就得有他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如果把这种情况，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说成是唯心主义的‘神机妙算’是不合实际的。否则他何以称得起为优秀指挥员呢？！不论当年和而今有人不切实际的评论（注：原文如此），我都是不同意的。正如工农兵若能评论《论语》《尚书》，还要专家干什么？”另一条不能同意的是评论界对少剑波与白茹爱情描写的指责。曲波申辩说：“好像写恋爱成了禁区，写指挥员，不是勇的‘一冲主义’，就是无止境的开党委会、支部会。要知道，我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战场的人。”“在林海雪原并肩战斗中，为什么就不可以写恋爱？要知道少剑波、白茹都是人，是青年人。”曲波所申辩的这两条，我们当时是认同的、肯定的，没有当作“缺点”提出来。现在来看，这两条当然更不成问题了，没有少剑波的“神机妙算”，《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可能会减损很多，没有爱情的穿插点缀，小说的感染力也要打折扣，有人甚至可能会觉得爱情的戏份还不够大呢！这些地方，很能见出文学风尚的巨大变化。

三

茅盾先生生于1896年，曲波先生生于1923年，他比后者年长27岁。茅盾上世纪20年代曾主编《小说月报》，在上面介绍、翻译欧洲19世纪小说家和各种文学流派，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后来，又以小说《动摇》《追求》等三部曲、《子夜》《春蚕》而名世，他毋容置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写这篇《读书杂记》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新中国文学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之一。这篇杂记不光评论了曲波，还评论了梁斌、杨沫和冯德英，都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持论公平，并无偏颇。当然，这只是茅盾的一家之言。此外，他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等多卷本的小说点评著作问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均有精彩的点评。例如对茹志娟《百合花》的评介，使其迅速登上文坛，这篇作品也成为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茅盾对《林海雪原》的评价，是文坛前辈老作家对后起文学新秀作品的艺术点评，虽采用的是读书杂记的形式，但融入了作家自身的创作经验、体察和手法，是典型的作家对作家的个人见解。这种作家式评论与一般批评家从事的职业性批评不同，主要有几点：首先，不是对作品系统性、理论性的阐释，将其纳入他所希望的文学史框架之中，给其以一定的定位，而是以感性、感悟为主，以点带面地指出作品的优劣，令读者读后有眼睛一亮的惊喜。其次，由于是作家对作家，他就进入了作品创作和生产的具体过程，有一种想象式的“假如我来写”“究竟会怎样”的直接写作经验在里面。鉴于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时，与晚清小说弊端有过面对面的斗争，且又有丰富深厚的“旧小说”的修养，因而他敏锐指出《林海雪原》的叙事结构和方法，一部分是从“旧小说”中脱胎而来，但相比之下，又可看出曲波在这方面功力的不足和缺陷。这种直接面对作品的读书杂记，不仅使文学史研究者，即便是一般读者，也收获颇多。因为红色经典艺术的局限，借此一目了然。最后，我以为这里蕴含着以“二三十年代”文学来看“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眼光，在当时，可能只有茅盾这种身份的人才会持有并能以著述流传于世。似乎能够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红色经典作品，对鼓舞动员民众，强化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以及以青少年人生教科书的独特形式，深入到那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得以完成正面的思想教育，实际功不可没。不过，也因为这种作品负载着过多的额外任务，再加之作者既是叙述者又是当事人的身份混淆，以及相互矛盾，势必也会影响其艺术质量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是一个及时提醒，而且在今天，也是对反思和重温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作家和作品的一种有益补充。

华中师院集体编写的1962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之一。时隔多年之后，重要参与者之一的王庆生先生以“访谈录”或“口述史”的方式，再现了该教材出版及修订过程中文学史编写者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历史，这些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对了解《林海雪原》曲折多变的文学史评价详情有极大的参考意义。该访谈所披露的曲波先生对这部教材的“反应”，以及编写者对教材的适当辩护，既可以认为是教材不断修订的过程，也可以见出作家个人的陈述、委屈和申辩，对教材修订产生的影响或者反作用。这个历史缝隙是多年难遇的，因为它加深了人们对《林海雪原》创作内幕及其原委的认识。

仅以上述两个事例就可见出，一部文学名著的诞生和再生产，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值得重品的现象，它把我们引向了历史深处，又对自己的当下有更多感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