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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著名翻译家杨苡去世，享年103岁。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杨宪益（1915-2009），这位中国文学的英译巨匠，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前年，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纪录片中，百岁的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甚至可以说，杨苡先生走上翻译道路，大有兄长“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功劳。

知名文物学者王世襄，是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的同窗，他曾题赠给杨宪益一幅赞语：“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杨宪益却自注称：“难比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幽默超脱，如见其人。

温和友爱的好哥哥

杨家是典型的官宦世家，祖上杨殿邦是林则徐的同年，官至漕运总督，叔祖杨士骧官至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杨父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与袁世凯、黎元洪过从甚密。于是杨宪益小时候就有黄马褂穿，父亲辞世后，七八岁的他西装革履地坐着黄包车去中国银行开董事会，胡闹也是“拿法国白兰地灌金鱼”。

作为大家族的唯一男丁，杨宪益受到一家女人的溺爱，酷似贾宝玉。他不会骑车，因为母亲怕他摔死；不会游泳，因为母亲怕他淹死；不出去上学，因为母亲怕他被绑票。连系鞋带、扣扣子都是大妹妹杨敏如代劳。至于他想要什么，自然也是有求必应，小小的杨苡早早看出这点，回忆道：“我要这要那的，母亲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拉拉他的衣服，他问一句，想要？我点个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解决了。”

然而，被这样培养的杨宪益并未养成纨绔习气，也不带半分跋扈，反而有些腼腆，甚至得了一个“杨三小姐”的外号（小时家里怕他夭折,论排行就把他和女孩子排在一起）。他还是个温和友爱的好哥哥，在几个妹妹眼中几近无所不能。杨苡的童年时代大多是拽着哥哥的衣服如影随形，最爱跟在他身后去逛书店。也是在哥哥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三兄妹中，两位成了翻译家，而同样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最崇拜的男人是哥哥”的杨敏如则师从国学大师顾随，后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

买书是个“全集控”

家笥既丰，教育基础自然筑得坚牢。家里历聘名师居家教学，为杨宪益打下了极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四书五经全部读通，《唐诗三百首》能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十岁出头的他做旧体诗词的本领已经不让老师。早早发现自己爱买书爱读书的杨宪益在十一二岁时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批明清传奇、笔记小说、早期侦探小说，当然还有周氏兄弟等人的白话文小说，并对周作人、鲁迅的笔力赞誉有加。

十三岁的杨宪益加入了天津新学书院——一家英国教会学校，迅速考到年级第一，并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与宗教书籍。他对基督教兴趣寥寥，阅读《新约》《旧约》时最感兴趣的总是其中的文化历史知识，还十分叛逆地给自己起了英文名“朱利安”，典故是有名的罗马皇帝“叛教者朱利安”。在这段经历里，他觉醒了对古希腊文学深深的爱，并决定留学，以寻找可以教会自己古希腊文的老师。

1934年，杨宪益越洋而去，在美国盘桓游览一番后落脚伦敦，苦学希腊文和拉丁文区区五个月，便从容通过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在面试中不小心透露自己不过学了五个月而已，使面试负责人大为惊诧，尽管成绩合格，也坚决要求他晚一年入学，打好基础再来。

从到伦敦起至进入牛津为止短短两年，杨宪益只做了三件事：苦学拉丁文，买书读书以及环游欧陆。他在二十世纪读书人的圣地查令十字街如鱼得水，买下一大批包含拜伦初版诗集在内的书籍，抱回家去和室友彻夜苦读，其中也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弗雷泽等人的代表著作，顺利将哲学补课。此外诸如希腊神话、宗教书籍、历史文学典籍乃至诗歌与小说，种类广数量多，不可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杨宪益似乎还是个“全集控”，买书不论贵贱，务必一本不缺，于是他的藏书极速扩张，在杨家家道败落已不能供给他生活费用时，他竟靠着卖书游刃有余地过了半年之久，最后还剩下七八大木箱书陪他辗转祖国西南，最终毁于三峡渡船火灾，足见数量之可观。

一些道不明的预言

不信命的杨宪益，却度过了神秘色彩浓厚的一生。他出生于1915年（甲寅年），母亲生他前梦到白虎入怀，算命先生判道：此子不会有兄弟，出生会危害父亲健康，一生将饱经磨难最终成就辉煌事业。

杨宪益五岁时，父亲患伤寒症，原本即将康复，杨宪益却身患白喉，高烧不退啼哭不止，父亲心痛地抱着他整夜转圈，结果父亲病情恶化竟不治辞世；他有两个异母姐姐，两个亲妹妹（杨敏如、杨苡），一个异母妹妹，没有兄弟；他的翻译事业做到“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批命竟无一字落空，是以看重风水命理的香港出版社，干脆利落地把大陆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杨宪益自传改名为《白虎星照命》。

1935年，游学欧陆的杨宪益在埃及游玩时，为他牵马的向导收了半克朗银币为他算命，称“大西洋彼岸有个美丽的英国少女正为你憔悴，你们素昧平生但即将见面，很多奇妙事情和冒险经历正在前方等待着你们”。杨宪益在自传中由衷感慨，这钱花得值。1937年，他邂逅了牛津学妹、英国姑娘戴乃迭，1940年，两人订婚了。

这场婚姻阻力重重，反对最力者，莫过于戴乃迭的母亲。戴父母均为传教士，且有中国旅居史，深知两国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老夫人甚至还告诉戴乃迭，他们的婚姻关系肯定不能持久，生下的孩子也会自尽——又一个一语成谶，二人长子杨烨最终自尽，成为杨老一生之痛。杨宪益的母亲也因为儿子带回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大病了一场。

这些道不明的预言，让人容易有“事有不可知者”之感，但算命者的言语附会产生巧合，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常事。

中西合璧的翻译伉俪

若把生活的苦难略去不表，与戴乃迭相遇相知终成连理对杨宪益而言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事。二人是知音，是同道也是伴侣，杨宪益的学兼中西、厚积薄发正等待一颗火花将其点燃，璀璨的作品因而迸发。

二人相识不久，杨宪益便主笔翻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离骚》，至今这部杰出的译作，还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戴乃迭后来回忆道：“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据杨宪益在世时的访谈记录，翻译《离骚》一为好玩，读多了英国大诗人蒲柏的作品后觉得二者相似，于是随性而为，二为展现一下中华文化底蕴之深。他用愉快的轻松态度完成了这常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务，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还因此彻底得到了戴乃迭的心。不久，戴便放弃法国文学专业转投中国文学，二人顺遂地确定了关系。晚年的戴乃迭还幽默地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虽为戏言，也可见翻译《离骚》对二人关系之助力，屈原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当欣然地多吃一只粽子。

1953年杨宪益面见毛主席时，周总理介绍道：“这就是那位翻译了《离骚》的人。”主席惊诧不已，握住杨宪益的手发问：“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杨宪益认为，天下无不可译之文，只要你懂原文意思，翻译成英文就不会错。意思简单，做到却难，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1940年，杨、戴面临前途的抉择：哈佛大学还是西南联大。二人最终选择后者，毅然归国效力，1943年，在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落脚。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因而彼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杨宪益挑了从难度到篇幅均数一数二的《资治通鉴》作为开始，先后译了战国至西汉数十卷之多，可惜战火之中，译稿遗失，最终无缘付梓。但天下没有白费的功夫，在这次尝试中，二人找到了最佳的合作模式。具体操作就是，杨执书信口而译，戴打字运笔如飞外加润色。

熟悉文学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模式在外国文学翻译最早引进中国时曾首次出现：不懂外语的林纾让人手捧外国文学原本，口译大概，林则信笔如飞拟就古典文学气息浓厚的译本，杨戴伉俪反其道而行，亦大奏奇效。

新中国成立后，二人以如此模式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牡丹亭》《白蛇传》《长生殿》等古典戏曲经典作，《鲁迅全集》等新文化时期的文学经典，《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芙蓉镇》《绿化树》等充分反映创作年代特点的时代代表作，合计百余部，上千万字，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不愧“译界泰斗”之名。

1999年，戴乃迭在北京逝世，杨宪益的翻译人生也就此终结，老人从此封笔，不让自己的名字在任何书籍作者栏单独出现，就连面对所有的邀约，他也是说：“她不在，我不出现。”他枯居在京城百万庄的小屋中，每有客来，直接倒酒入茶杯，并不配菜，直饮而已。至2003年一次脑血栓后，酒也被医生勒令停掉，陪伴他的就只有烟卷，以及四壁书被送完后余下的空书架。

如是十年，直至杨宪益也走完了应行之路，与妻子团聚在深远无垠的宁静之中。子期埋骨伯牙摔琴，如此珠联璧合的搭档难以复制，他们却由始至终共享着自己的艺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