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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启蒙与学术摆渡：对出版家张元济角色定位的新认识

张元济（1867-1959）具有多种身份角色，集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于一身。但是，张元济的身份与角色又决不仅限于这些。对张元济更多的角色身份做进一步的探论，既是实事求是之所必要，也有助于张元济研究和出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思想启蒙者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有一批启蒙思想家应运而生。

启蒙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学校教育启蒙，二是社会思想启蒙。这样的两条途径，张元济都曾经历。当然，其学校教育途径这一方面世人注意得比较多，但也未能从学校教育的启蒙角度来探求。

其一，教育启蒙的途径。

当时中国的新式学堂与新式教育正处在发萌阶段，张元济既看准了新形势，也迅速适应了这一种新形势，并以一己之力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新形势的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教育启蒙者。

他的学校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他所选择的启蒙武器和严复等一样，是传导西学，把西方知识与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以西学传布来“开启民智”。在他于1896年前后创办的通艺学堂里就做了这样的设计与安排。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张元济从事教育启蒙的通艺学堂被迫停办。张元济将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造册移交给了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前身）。张元济从京城来到上海，最初是在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从事的是译书与教育，在他代理主持公学的一段时间里，创立了特班，请蔡元培为教习，教学也是以西学为主，并规定学生“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通艺与南洋两个学堂，前后加起来有七年左右，张元济是以教育者的身份从事教育启蒙工作的。在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都走出一批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突出的优秀人物，以后者为例便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1902年从南洋公学辞职之前，张元济在《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答友人问学堂书》，他提出“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使人明白”就是启蒙，他的启蒙不只是知识的启蒙，他更看重的是健康人格的启蒙。就这篇文章而言，更重要的是，文中比较全面地表达了他的中西教育观与中西文化观，极富有启蒙意义。我们要重新认识张元济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启蒙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启蒙意义。

至于后来张元济进入商务编辑新式教科书，则是在更大范围里的教育启蒙，让一个时代的儿童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觉悟的时代新人。

其二，社会启蒙的途径。

在学校教育启蒙的同时，张元济对于社会启蒙工作也给予了重视，投入了相当精力，具体的工作就是出版报刊图书。先说报刊。早在维新时期，张元济就认识到办报办刊的重要性，曾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鼓励说“从报入手最为中肯”“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1901年他与蔡元培等筹办《外交报》，并于翌年1月4日正式出刊。这是一份旬刊，是中国第一份有关外交事务和国际知识的专门刊物。他们商定的办刊主旨是“裨益时局，开启民智”。在当时，国人的外交和国际知识是非常缺乏的。在创刊号上张元济写的《外交报叙例》，严复读过后写了《与〈外交报〉主人书》，与张元济就叙例文中提出的“文明排外”的观点展开讨论。这份以张元济为主的刊物办了10年之久，一直到1911年才停刊，确实是一份启蒙的刊物，在引导民众了解世界了解国情方面，不能低估这份刊物的思想启蒙方面的意义。

再说译书。几乎与办《外交报》同时，张元济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他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主持译书，并以译书院名义出版译书达数十种，这些书尤其是严复所译《原富》，并未局限于学校之内，早就走出了学堂而走向社会，因为这些译书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也就是新式学校与新式教学的需要，各省各地的学校与兵馆都纷纷订购，一时间洛阳纸贵。张元济为严复、蔡元培等启蒙思想者的译著出版和思想传播做了大量铺路的工作，是清末民初这一个启蒙群体的合作者。这样一些体现当时国外最新社会思潮的译著，是当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渊源，影响了中国一代乃至数代人的思想。至于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更大规模的翻译出版事业，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作用更是不可忽略的。

不仅如此，张元济也是中国最早认识到出版工作对于社会进步重要性的思想家。他在1904年8月14日给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短短一句话，内涵极为丰富。第一，张元济看到了教科书的重要性。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作为第一重点，这不仅是商务立业之本，是营业的衣食来源，在张元济看来，更是尽国民的义务，通过出版来开启民智，站位很高。第二，张元济将做出版与做官做了一番对比，在一个以官为本的社会里，张元济选择了能做实际事务的职业。张元济的这番话，是在清廷撤销了对他的处分重新启用他的时候说的，这是很难得的。第三，在20世纪，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读书人除了仕途以外，多了一种新的人生选择、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张元济以自己的选择，向社会作了一种新的昭示。

张元济绍介西学的努力，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张元济是从民族振兴出发，借用西学的武器进行思想的批判和社会的重建。他作为启蒙思想者的最大特点，即他的启蒙活动主要是通过实务来进行的。如同有学者指出的，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旨在“谋求中国的现代化”的不少主张，“似乎还不如张菊生等之主张之有实效”。（周谷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特点，具有某种隐藏性，他的出版文化的巨大业绩把他的启蒙者的身份给遮盖了，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他还有启蒙者的身份。

作为学者的张元济

张元济不以文章著，但他又应当是一位学者，而不能仅仅以版本目录学家视之。第一，他有深湛的旧学根底，广博的新学知识。如茅盾说的，他“不但是最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第二，他在1948年能够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年龄最长者，列名人文组中国文学学科，同组的还有胡适、余嘉锡、杨树达。第三，他有优秀的学术著作。前两条不打算多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似乎并没有引导人们往张元济是一位学者这方面去思考去认知。

说张元济是一位学者，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

其一，张元济以他卓越的出版工作体现了难以企及的学术水准。

人们说张元济有四大事功，中小学教科书、工具书、西学输导、古籍出版四位一体，在这四个方面，张元济都取得了后人难以跨越的成就。在这四个工作领域中，张元济都具有第一流的学术眼光。尤其是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他以抢救古籍珍本为使命，他的认识之高超越时代。他曾对好友傅增湘谈到这是一种文化责任：“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多一分效力。吾辈寅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以这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坚持数十年，倾注毕生精力和心血，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续古逸丛书》和《百纳本二十四史》，其搜求之难，规模之大，校勘之精，价值之高，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

其二，张元济的著作是重要的学术成果。

关于张元济的著作，现在有《张元济全集》可作依据，去除张元济的那些以工作为主的日记（它另有价值），他的书信、序跋和文章都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从他的著作看，张元济在古籍校勘、版本目录等方面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他提出了“古书非校不可读”的学术观点。他的学术成果也很重要，如与古籍版本学者傅增湘讨论有关古籍版本与校勘的往来书信，总计622件达30万字，今人已整理成《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出版。1938年72岁时，他整理《校史随笔》出版，这是汇集为百纳本所做校勘记的《衲史校勘记》中的小部分文字。胡适当年曾说：“惟先生的校勘记，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刊于每一史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不止百倍。”（1930年3月27日致张元济）古籍学者王绍曾评价说，从校勘的成果看，张元济的作用远在清代大学者王鸣盛、钱大昕之上。新中国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以百纳本为底本，且商借去张元济《衲史校勘记》稿本，多以张元济校勘记作为取舍的标准。可惜这部稿本也因此损失了三分之一。从“一·二八”之后即开始，持续几十年，到晚年整理完毕的《涵芬楼烬余书录》，顾廷龙这样的大专家都是高度认可的。90岁后，张元济将平生所撰古籍序跋200篇辑成《涉园序跋集录》（顾廷龙编），这些都是他古籍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92岁时，张元济被选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民国的院士、新中国的委员，应该是对他在学术与业绩两方面的高度认可。

对于张元济作为学者的评价，当世国学家张舜徽最为到位。看他如何评价张元济，“虽其一生无他著行世，然观其所为群书题跋，固可考见其学问博赡，识见高远，固近世一大通儒也”，又说“往者览其《校史随笔》及《涉园序跋集录》，固已歆慕而敬重之。近年商务印书馆复整理其《书札》《日记》《诗文》《与傅增湘论书尺牍》诸种，陆续出版，余皆一一得而读之，益叹其用功之勤，汲古之深。而一生精力所瘁，尤在版本、目录、校勘之考订。此等学问，张氏实不废大家。其密处，为并世诸儒所不及。良以夙夜匪懈，勤于访书、校书、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所见者广，用心至专，故能诣精造微，独步当世”。语见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此书早岁蒙舜微先生见赠，也曾读过并写有评论在《光明日报》与香港《大公报》发表，但对这一段内容未曾十分留意，只因当年个人学术重心不在此。近见范军先生著作，引用后张对前张的评论写为一文，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两段文字也在引用之中，特为欣赏，正好转录到本文。

学术摆渡人

学术摆渡人，是我设计的一个概念。张元济很适合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茫茫书海苦无舟，张元济就是书海摆渡人。

张元济书写过的一副旧联广为流传，其句曰：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要读书，先得有书，张元济一生做的就是有书的工作。他“故向书林努力来”，一生与书结缘。他与书的结缘是多维的，不仅是自己与书结缘，而且要让更多的人与书结缘。为此，他把出版事业，做成了学术摆渡人的工作。

从晚清到民国，虽然国家遭遇多灾之难，但中国的学术文化反倒呈现出一个高峰，有不同的学术方家成批地涌现，张元济是其中最有特点的一位。这就是他的学术摆渡人角色，他完美地充任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张元济的出版职业生涯里，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件工作最具有学术摆渡人的性质，是他作为学术摆渡人的两大标志。

其一，以出版作为学术津梁。

张元济的事业与功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百纳本二十四史》的编纂。说起来，这项工作并非张元济的职务行为，这是张元济从商务退休后才正式开始的一件工作，好在张元济在任时已将纳史各种底本基本筹措齐备，退休后方能全力进行校勘，故说是其职业的延续，也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总结。出版工作可以成为学术津梁，通过张元济的这一项工作得到最好最充分的体现。

从1926年退休开始，张元济用十年之功，完成此项艰难的校印工作，在抗战爆发前全部出版。《百纳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主要是为学术的，阅读对象不是一般大众读者。它的出版，目标所指是要纠乾隆武英殿版廿四史（简称殿本）之失，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张元济本人对这一项工作也很看重，他在一封信中说：“差足存正史之真籍，以为研习乙部之助。”尽管这是谦说，从中也透露出一种自信。胡适称：“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估量。”蔡元培等更称：“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可纪念的一件事。”后世张舜徽更认定，“从此全史出现了最标准的版本”。

其二，以图书馆搭建学术殿堂。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张元济创办了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张元济有心做此事，最早的渊源还在于张元济的家学。张的祖上是文化世家，曾建有涉园藏书，江浙一带学者尝至其所借书校雠，这成为张元济家学的一种渊源，为张元济一生情之所系。所以，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要办成一个私家的藏书楼。作为一种尝试，张元济早在作京官时就创办过通艺学堂，在学堂章程中就有关于图书馆的规定：非学堂人员均可随时入馆观览借阅。到后来，更幸有商务印书馆的平台，他做成了此事，这就是涵芬楼（1909）与东方图书馆（1926）。这个藏书场所有三大意义：其一，它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人员的资料室，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私家图书馆。其二，它所珍藏的图书十分珍贵，除善本多之外，地方志齐全更是其长。其所珍藏的许多书，成为商务整理古籍的底本。其三，它开创了对外人开放的制度，据当时的统计，每年约有三四万人去观览借阅。有这三条，真正是嘉惠学林无穷。可惜的是，东方图书馆不幸毁于日军炮火。之后张元济又启动东方图书馆重建工作，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战时，张元济留居上海，又发起筹建合众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捐赠给市政府，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组成部分。

其三，以借赠充任学术月老。

除上述两项之外，张元济还有一种学术摆渡人的角色，这一层人们还不太重视或者未特别重视。他乐于做他人与书的桥梁，也就是为人找书，做书与人的月老。早在戊戌变法之未兴，张元济就做过特殊的找书的事，这就是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托，为光绪皇帝找书，每次送书都会具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这样的字样。他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部是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后来这样的找书借书事例许多，只取以下两例，借窥全斑。

梁启超从热衷政治转向从事学术研究时，常常向张元济或通过张元济向东方图书馆借找图书。他在写有名的《清儒学案》时，就曾向张元济借抄古籍图书，提出“最好将涵芬楼所藏清人文集及笔记钞一目录见示，其有难得之本尚拟托人雇人抄写”。对于梁提出的要求，张元济都会及时办理。梁去世前数月曾考虑撰写《辛稼轩年谱》，苦于资料短缺，写信托张元济访购《辛稼轩诗文集》。张在来信上批道“请先向东方图书馆一查”“如均无有，即托拔翁函向贞壮先生处借来，托编译所请人代钞，不可草率”。数日后，张元济给梁启超复函，告知书已借到。据有学者查证，这是两人间的最后一次通信。

胡适也向张元济借过书。胡适《白话文学史》是在上海居住时写成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我开始写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先生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是胡适向张元济借书最多的一段日子。胡适曾记述：“那时我在张菊生先生的对门，时常向他借书，有时候还借到他自己用硃笔细校的史书。”1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写得更明白：“承赐借《旧唐书》，先生的校注极有用处，如李白一传，殿本脱二十六字，正是极重要之文，少此二十六字，此传遂不可读。今人论李白，多据新本，其实《新唐书》远不如旧本之可行。倘非先生用宋本校补之本，我竟不知此传的本来面目了。”张元济将自己正在校补的纳史，借给了胡适参读。胡适做《水经注》研究，大约缘起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其时，张元济欲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纳入商务的《续古逸丛书》序列加以影印。张曾建议傅增湘来做这一个悬案，不料胡适知道后全揽了过去，并请张元济多方为他借调各种《水经注》版本，学界众所周知，《水经注》研究成了胡适后半生最重要的一件工作。

张元济自己也是向他人借书的。比如，他很早的时候就曾设法借得其九世祖张惟赤（号称螺浮公）为京官时的奏议《入告编》，“开卷庄诵，乃知吾螺浮公立朝大节”“益晓然于致君泽民之道，而懔然于吾父诏以诵习之意”。1911年，张元济还将此收入《海盐张氏涉园丛刻》。

张元济也深深地知道古来就有借书之难。20世纪的头十年，他曾两次试图参观皕宋楼藏书，被以诸多理由拒绝。皕宋楼是清末陆心源的三座藏书楼中的一个，因藏有200种宋版书而得名。张的要求还仅仅是参观，都未获允，借阅就更难了。张元济在《四部丛刊》这部大型古籍丛书出版过程中，也有亲身的体验。据茅盾回忆，张元济在古籍出版过程曾试图借阅浏览一些珍本，都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张元济在借书这件事上有意志、有恒心、有声望、有人脉，也有办法，有此几条，他往往能够打开借书的路子。比如有学者就说，由于他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才使得大量善本从各种图书馆借出付印。举几个例子，张元济编印《涵芬楼秘笈》就想办法借了别家的藏书作底本。1918年9月18日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信里就写道：“汲古抄本《雪庵字要》弟在京日已还与孝先，但乞借我印入《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更是广借才得以完成的。有人做过统计，《四部丛刊》借用国内外52家公司藏书，仅整部的图书就达277种，占全部总数的60%。“巨大的母本借用组织工作保证了《四部丛刊》既有一定的系统性，又用很好底本。这是菊老开创性影印古籍的巨大贡献。” （汪家熔所著《张元济》）张元济借书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书，借是为了做更大规模的学术摆渡。应该是有鉴于借书之难和有志于嘉惠学林，东方图书馆建成后，张元济决定全部藏书向公众开放。

除了借书给人，张元济还时常赠书给他人。年轻的汪精卫因从事革命而流亡海外时，张元济还特别赠与他各种中国书籍以图示其阅读参考。张元济捐赠的图书也难以计数。举其要者如，将孤岛所购得的《翁心存日记》稿本25册，捐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翁心存为翁同龢之父。又1953年4月6日致郑振铎信，提出献书给国家，“家藏元儒谢先生应芳手书佛经六种，书法极精，历六百年金纸如新。藏之私邸，决非长策，合亦献归国家”。

张元济曾有诗句“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化身千百亿”的理解，可以是多方面的，既是指张元济本人恨不能化身千百亿，为学林广作摆渡人，也是指将一本珍贵好书通过校印出版化为千万亿本，成为天下公器，提供给学者使用。总而言之，这两句诗正是张元济作为学术摆渡人的最好写照。

（本文作者：王建辉，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