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创造民族思想学术的“通用语”
陈伯海，祖籍湖南长沙，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唐代文学、文学史学、中国文化史、中国诗学、哲学和美学等领域出版专著及编著二十余种，论文一百余篇，代表作有《唐诗学引论》《中国文化之路》《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等。论文《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专著《唐诗学引论》韩文版获韩国学术院奖。
陈伯海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专业，实际从事的领域则更为广泛，涉及古典诗歌、古代文论、文学史学、现当代文艺思想、中国文化、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以至美学理论等众多方面，且皆能表露自己的新见，有所发明创造。其背后是他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文化路向：坚持站在当代中国的基点上来反思传统和面向世界，争取传统与外来因子共同加入民族新文化的建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叶，陈伯海率先提出“唐诗学”的学术理念，并初步建立学科体系；同时倡扬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探究中国文学自传统至现代的演进轨迹与生成背景；他对古文论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及其基本理论构架进行现代阐释，力求“激活”传统以进入当代；他领衔编撰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上海文化通史》和七卷本《中国诗学史》等，亦均有开风气的意义。
21世纪，刚退休不久的陈伯海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他从理发店出来，听见有个声音在呼唤。那声音自称是上帝，问他想不想得到永生。“想要的话，明天中午十二点整再来这里，只要你同意我的条件……”
梦里一位朋友问他，如果条件是让你当魔鬼呢？
陈伯海不解。朋友继续说，凡人皆有死，能不死的除了上帝就是魔鬼。上帝只有一个，要永生的话，那只有当魔鬼了。“你在天性上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对于说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个清楚，对于看不惯的事象必要摆弄个顺畅，……上帝安排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与规范，你却要不断给予解构、颠覆，你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后来，上帝有意让他睡过了头。五年后，陈伯海落笔记下了这个梦。
16岁那年，把旧小说全卖掉了
陈伯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者，长于以理论解析文学与文学史，同时强调资料第一性，严谨细致，实事求是。他说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一开始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老一辈学者学殖深厚，后生活跃趋新，他则耽搁了一些时日，自感知识结构“驳杂不伦”、构建思想上也是“半生不熟”，但是，能终身读书求知，步步推进思考，享受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乐趣，也是深感幸运，更无怨无悔。
1935年，陈伯海在上海出生。父亲陈科美早年从湖南老家赴美留学，师从杜威攻读教育哲学，笃信“教育救国”，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母亲程雨文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陈伯海的中小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从识字开始，还“饱读”了几百本公案武侠小说——《彭公案》、《杨家将》、三国水浒、福尔摩斯、还珠楼主……小男孩没头没脑地看下去，如入自在天地。只是，16岁那年，他把旧小说全卖掉了。
那是1951年。这一年，在圣方济中学念高一的他参加了上海市学生代表大会，听了报告，特别是毛主席对青年人勉励的那一段，“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准备将一生献给中国富强的事业。陈伯海说，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志向，并且觉得要有知识。除了听从父母意见，读些新小说之外，他也开始读一批社会科学的书，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等等。
陈伯海也想当教师，1953年考大学的时候，填的都是师范。第一志愿华东师大，第二志愿北师大，第三志愿东北师大，而且都是中文历史教育这三个专业。如愿进入华东师大后，陈伯海开始大量阅读雅文学，以及过去较少接触的外国文学，对文学的爱好也逐渐由阅读作品转向了钻研理论，“有志于学”。
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汤”
1957年毕业后，陈伯海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外国文学室任助教。不久，他作为新出道的“国家干部”下放农村，1960年离开高校，到长宁区教育局报到。教育学院的工作是培训中学师资，于是陈伯海把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学理论，轮流教了一遍。1977—1979年，还奉调去北京参与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的重编。
待到1979年回到高教系统时，陈伯海已经44岁了。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他虽然身不在学界，却从未间断过读书写作。这时的陈伯海方才确定专业方向，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从唐诗入手，选了晚唐诗人李商隐与宋代诗家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个案研究。到1984年，开始为“唐诗学”作准备。他认为唐诗具有典范意义，承传一直未断，且论争激烈，如明清以后的宗唐宗宋之争，再加上唐诗研究的“选编注考点评论作”多种形态，足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他定下了唐诗学的结构，包括目录学、史料学、理论总结等，陆续编撰成8种专书，搭建学科体系。这项“基础建设工作”的质量有口皆碑，如工具书《唐诗汇评》1995年初版时即大受欢迎、一年加印3次，时至二十多年后，仍有读者评价“为书中所选之唐诗、所摘之唐诗精评而痴迷、倾倒”；理论纲要《唐诗学引论》成为多个学校的研究生参考用书，并获得韩国学者译介，译本荣膺韩国学术院奖。
与此同时起步的，还有他的文学史研究。他一直在思考文学的动因，反思“两极对立”的模式，酝酿归纳出“三对矛盾一串圆圈”的文学史原理，即“文艺与生活”“思维与形象”“承传与革新”三对矛盾，与“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方向。他想用一代文学来验证这个原理，而唐诗是相对完整的一代文学现象，或可拿来说明文艺的因果关系。
陈伯海一直记得初中国文老师李星枢说的：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汤”，不加特意修饰，想怎么说就怎么写，直白自然动人。还有“讲不清楚是因为没想清楚，想清楚了自能讲清楚，讲清楚了也才能写清楚”。他写理论文章时，老师的教言一直高悬头顶。
这位“对于说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个清楚，对于看不惯的事象必要摆弄个顺畅”的学者有着突出的工作能力。回到上师院中文系后，陈伯海经由马茂元先生推荐，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撰稿工作。其中《中国文学》卷的负责人是王元化。因为担纲起草大条目，同时擅长悉心协调，在专家产生分歧乃至争议时能为各方寻找共识、拟出体例，陈伯海被王元化先生认为颇具领导之才，于是将他借调到大百科出版社。几年的编纂工程结束后，王元化先生在工作鉴定上写：“这位同志早就该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了。”之后，更是推荐他来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从根底里讲，还是出于一种社会关怀”
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也与他长于理性思考，意图展现抽象规律的思维习惯有关。他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局限于具体作家作品考析的文学史研究，“就像走进一个长长的画廊，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幅幅的作家肖像……这样的展览当然也可显得琳琅满目，却又会留下一个缺憾，就是不知道其总的意向何在，归根结底要告诉观众一点什么。”
他坚信对文学史可以有一种总体把握，并能从中提炼美学原理——中国人是怎么审美的，中国人是怎么考虑文艺表现的。他陆续写成《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等文章，以及《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等著作。他为《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撰写的导言“自传统至现代”一文发表后，于1998年获评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由文学史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思考，让他又陆续撰成一个系列，结集成一本小书《中国文化之路》。他在其中提出了“文化即人化”的命题。
陈伯海在大学时期深受钱谷融先生的影响，他自陈这个命题就是从“文学是人学”套过来的，但是也有一点不同：“文学是人学”重在讲文学的表现功能，即文学要描写人、感染人，而“文化即人化”，重在讲文化的创造者是人，与“自然”相对的“文化”，其核心是人。他有感于在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新人”在“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之间存在两难，提出今天应以两相结合的“社会协作本位”为新人的立足点，从而构建民族新文化的核心理念。
“我之所以关注文化问题，从根底里讲，还是出于一种社会关怀，是要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我想，当时‘文化热’之所以那么热乎，其实际的推动力恐怕也在于此。但社会关怀不以直接的社会评论或政治评论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文化探讨为托底，自亦带有学理思考的成分在内，我也正是凭借这一学理上的思考来实现我的社会关怀。”陈伯海自述。
登香山的感悟
1977年去北京编教材的时候，陈伯海在香山住了许久。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和同伴走出香山饭店，沿着林苑的围墙往南走，至静翠湖。之后他再往上，向香山寺遗址攀行。沿路两侧青松古柏，寿达千年，让人顿生森严肃穆之感。
寺旁一条小路的山壁上，嵌着一座木头竹子搭成的小亭子，十分不起眼。但它所在的半山位置，又适足望远。陈伯海极喜爱这个亭子，还曾写过一首五言古诗，里面有一句：“半山未足歇，力攀方能高。”
1990年春夏之交，陈伯海欲再登香山，但到达时已过中午。因为怀有“半山亭情结”，他一开始还是按原来的路线走，上到阆风亭时，已知时间紧迫，便不再绕道能够一赏美景的玉华山庄，直接循南路上行，没想到很快登顶香炉峰。
他突然明白，要赶路上山，登上高胜处，就不能在风光之地流连。自此，他下定决心要辞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职务，以便尽快在研究之路上“迈开大步，攀涉险峰”。
66岁那年生日，陈伯海曾经写诗，中有：“扬帆学海恨无力，埋没书丛幸有头。志业半山何日歇，华年釉彩见时收。”华彩已经抛下，而半山亭留驻。
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
进入21世纪，陈伯海退而不休，仍在马不停蹄地做研究，不过重点从史转到论。他参与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认为“转换”一词涉及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文学史观讨论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是在事项层面力求还原，意义层面求得重构。也就是说，历史考据仍然必要，但必须认识到，现实意义是不断变化的——文学作品没有变，但是社会在变，文学作品跟社会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传统里许多已死的东西，不必激活，但传统里确有生命力的那些，仍可焕发意义。
在世纪之交的好几年时间里，陈伯海经常翻看中西马列的一些理论原著，并有感于海外汉学家推重的“天人合一”，思考有没有可能在其中做文艺理论上的沟通。他尝试着摸索了中国诗学的逻辑，指出中国诗学是以情志为本，所谓“诗言志”“诗缘情”，但情志是内在的，要变为诗，先要发动，所以中国诗学接着讲心感。之后，情志转为意象，意象便是诗性生命的形态。但中国诗学不以意象满足，还要意境，所谓“境生象外”，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这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的流程。
于是，他把中国诗学称为生命论诗学，此后撰成《回归生命本原》《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等著作，体现他的“新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惮辛劳且不避风险地从事哲思与审美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跟我在诗学研究中的取向实属一致，都是为要将中国学术传统中以生命活动为核心的理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与提升，使之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视野，而为当代思想文化所吸收。”
需要一种民族新话语，进入全球对话
“我是搞传统的，所以我后来的工作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陈伯海从事的这项“拣选翻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界人士的共同追求”——创造我们民族的当代新话语。
陈伯海认为，百多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界经历了“失语”“借语”“学语”再转向“创语”的过程，如今学科分野、取向多元，大家各说各话，迫切需要诞生一种“通用语”。这个“通用语”不求标准规范，而是相当于带有各地方音的普通话，南腔北调、各自底色还在，却对谈无阻。陈伯海说，待到这“通用语”渐趋成熟，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新文化真正成长起来之时，便可自信地进入全球对话。
那么，如何缔造这通用语？陈伯海说，“话语”是应“话题”的需要而产生的，传统“话语”的失落，导因于时代“话题”的转移，因此，不必伤感于那些失落的话语，只要开掘与把握住民族新“话题”，便能创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新“话语”。
开掘话题，“我们需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立足中华、放眼世界”。陈伯海说，在话题的召引之下，我们有源源不绝的话语资源，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我们一百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性化，三者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资源”。我们已经拥有了建造巴别塔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