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八月的一天，后浪（图书策划机构）的人打电话说要给我寄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两年前我给这套书写过一篇序。第二天，我收到了书，六大卷，总共14部小说，11部长篇，3部中篇，洋洋洒洒440万字。硬护封，布面精装，黑紫两色，配以与内容相关的人物形象，妥妥的典藏版。作者是法国人巴尔扎克，享誉近二百年的小说家，给他出典藏版，值；小说翻译者是傅雷，我国已故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译笔精到，给他出典藏版，值。因此这是双重的典藏版，是向作者和译者致敬。

说起典藏版，似乎还有一种豪华版。我手上有法国版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法国迪亚娜·德·塞里埃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书470页，共收诗164首。硬护封，护封的面和底皆以名画装饰，书本身红色布面精装，道林纸，每首诗都配有一幅与诗意相关的名画，作者是德拉克罗瓦、库尔贝、居伊、罗丹、塞尚等。该书开本很大，长34公分，宽25公分，可谓豪华矣，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完全配得上。豪华版与典藏版最大的区别不在版本与装饰的不同，而在针对的对象有别，例如眼下的《人间喜剧》。一本书的针对对象是作者和译者，这是不多见的。因此，我看到这套《人间喜剧》，心中不免涌起了又惊又喜的感觉。作者不必说，译者也得到了平等对待。

《人间喜剧》这套书共有两篇序言，《序一》由我撰写，《序二》的作者是小说家叶兆言先生。我写的序言主要介绍巴尔扎克，重点说明他首先是一位洞观者，然后才是一位观察者，两者缺一不可，但先后有别，可是这一现象似乎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洞观在先，观察在后，当然只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表示了看问题立场的不同。简而言之，所谓洞观者，说的就是具有第二视力的人，而巴尔扎克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够通过洞观的能力透过纷繁现象看到本质，如阿尔贝·贝甘指出的那样：“巴尔扎克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甚至他们的生理特征，其异乎寻常的现实强度都得力于一种隐秘的热情，在点燃这些创造物之前就已经在小说家的心中燃烧了。”他笔下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萎靡，衰落，混乱，但一听到“金钱”这个词，其人物就浑身充满了力气，两眼放光，像饿虎扑食一样。巴尔扎克关于细节的描绘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但是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拴住“真正的读者”，也就是“具有使命感”的读者吗？阿尔贝·贝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能。他们身在巴尔扎克创造的世界之中，面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存在于从细节的阴影中浮现出来的、由他的幻觉决定的“真实的世界”之中。这一切，唯有第二视力能够看到。例如《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这个人物，正如波德莱尔所说：“他（指巴尔扎克——笔者注）的所有人物都具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与真实世界的戏剧向我们展示的相比，他的《人间喜剧》中的所有演员，从处在高峰的贵族到居于底层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更顽强，在斗争中都更积极和更狡猾，在苦难中都更耐心，在享乐中都更贪婪，在牺牲精神方面都更彻底。”这里的“更”字，表明了超出所显示的部分，皆具有“梦幻的色彩”，惟有第二视力才能尽收眼底。第二视力其实就是想象力，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朝着理想境界的飞升之能力。取材于粗鄙的社会现实，而使“所有故事都染上了梦幻的色彩”，这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与一般通俗小说的最大区别。

巴尔扎克的观察和洞观所及的细节和幻觉关联到法国学术界的一个“著名的难题”，即巴尔扎克的文体：有一个流传极广、甚至根深蒂固的说法，即巴尔扎克“写得不好”，他被指责“文笔粗糙”“叙事拖拉”“描写臃肿”“不尚剪裁”等等。实际上，在巴尔扎克看来，绝对的创造，纯粹的模仿，都不能使精神的世界化为肉身，即得到体现，必须通过第二视力透视万象纷呈的世俗世界，才能表现不可见的深层。“世俗”与“不可见”，两者不可偏废。巴尔扎克的艺术正是适应了这种既描绘现实生活又体现人间理想的要求，而这是讲究均衡的古典艺术不能满足的。阿尔贝·贝甘指出：“巴尔扎克，其学习是匆忙的，不受古典的匀称的影响，例如十八世纪的抽象倾向，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早在福楼拜就发出了诅咒，他不追求‘美的风格’的和谐，也不受‘崇高’的篇章的诱惑，如果那样的话，他肯定会跌进晦涩难懂和虚伪的高贵的泥坑。但是，他跟随他的最好的灵感，屈从而不是制造语言的暗示，根据叙事的变化选择他的表现。对他来说，风格绝不是先在于小说的浮夸的模式，强加在他所写好的每一页上。巴尔扎克的风格不在孤立的文章中，不在一个句子中，不在句子的完美中：它是由章节的关系形成的，是由总体节奏快慢形成的，是由语调和词汇的变化形成的，而这一切都由时间和行动来决定。”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法国古典主义的均衡、适度和崇高等因素来评价巴尔扎克的写作，或者说，繁复、芜杂、沉重等等正是巴尔扎克的风格的力量所在。阿尔贝·贝甘的看法在我国得到了响应，李健吾先生在1948年的《拉杂说福楼拜》一文中写道，福楼拜“嫌巴尔扎克文字不好，可是对我一个外国人，我觉得巴尔扎克文章挺好”。傅雷先生让巴尔扎克的译本为几代中国读者所接受，想必他的看法与李健吾先生相去不远。他所译的巴尔扎克文笔生动，描绘细腻，用词丰富，有一种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势。

叶兆言先生在《序二》中写道：“傅雷的译本像高山大海一样让我深深着迷。在语言文字方面，傅雷是我受惠的恩师。巴尔扎克的语言魅力，只有通过傅译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是傅雷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巴尔扎克。”叶兆言先生是作家，但是他以普通读者身份接触巴尔扎克小说，因而得出不同寻常的阅读经验。所谓普通读者，即英国作家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一文中所言之读者，她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没有那么高的教养，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所以，普通读者是那种为了快乐而阅读的读者，不是那种为了释难决疑或者钻牛角尖而高高在上的教师爷。然而，叶兆言先生是一位小说家，是“具有使命感”的读者，除了获得阅读愉悦，又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借鉴甚至学习的态度，从而有了不同寻常的阅读经验。对于巴尔扎克的小说，他从“爱不释手”，到“真正迷恋”，到“满脑子海明威福克纳萨特加缪”，认为“老掉牙的巴尔扎克”“已经完全过时”，再到重新发现巴尔扎克而感到了“一种全新的刺激”“一种新的热情”，从痴迷到放弃，再到重燃激情，这种经验发生在一位作家身上，实际上是“普通读者”的经验和“具有使命感”的读者的经验之相互促进与融合。所谓翻译腔，有些是应该加以保护的，例如傅雷先生所说，“采用西方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语法变化”，使译文“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里的“创造中国语言”，其中有优秀翻译家的贡献。

叶兆言先生自认“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他。我相信他的这番话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心里话。他说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实际上包含了傅雷对译文的基本要求，即“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兼筹并顾”，也就是“传神与达意”“铢两悉称”。他的表达直率且令人感动：“其实，说到巴尔扎克的影响，还不如直接了当说傅雷的培养更好，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把傅雷译本当作自己的语文教材，傅雷实际上就是我的语文教师。”这一方面说明，傅雷的翻译是“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另一方面，译文必须是“创造中国语言，加多语法变化”后的结果。古今中外的语言精华皆为我所用，这是发展我们现今语言的必由之路，单独的某种特色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才可能成为一种语言的优势，否则过犹不及，例如成语或者所谓四字句的使用。杨绛先生说过：“有些汉语常用的四字句如‘风和日暖’、‘理直气壮’等。这些词儿因为用熟了，多少带些固定性，应用时就得小心。因为翻译西方文字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半合适，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适，用上也不合适。”因此，无论成语或四字句有多少优点，在翻译中使用还是要慎重。译界有不少人认为，傅雷翻译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成语或四字句，故他的译文读起来音韵和谐，铿锵悦耳。这是以偏概全，我们不能以傅雷译文中对成语和四字句的偏好就将其说成傅译的特点。四字句或与傅雷本人的行文特点有关，而成语其实是很少见的，如李健吾先生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在巴尔扎克，一切显示出他的才情汪洋，千言万语，宛如怒涛奔腾，一放而出。”傅雷说：“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只要笔锋常带感情，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傅雷的译文能够传达巴尔扎克的语言魅力，多半靠他对巴氏作品的理解和热情，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与成语和四字句的多寡无关。欣赏、学习乃至于借鉴傅雷的翻译，如果仅着眼于成语或四字句的使用，那就仅涉及皮毛而已。

一套书，两篇序言，执笔者不同，一个是法国文学研究者，一个是从事创作活动的小说家，各司其职，重点自然有异，此书的编者用意可谓深矣。我虽然年纪有一把，读书却不多，尤其对于译界了解甚少，若论一个穷尽毕生之力让一个外国作家驰名中华大地的译者，我只知道中国人是通过朱生豪、李青崖、李健吾、汝龙、傅雷等的翻译才认识和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亚、莫泊桑、福楼拜、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美妙与深刻。莎士比亚、莫泊桑、福楼拜、契诃夫等作家自然是值得出致敬版，朱生豪、李青崖、李健吾、汝龙以及我不知道的诸君，是否也值得呢？我认为，值得。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劳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母语的词汇、句式和结构，也为我们的作家提供了不竭的学习的园地。好的译本不仅可以成为作家们借鉴的对象，还可以为他们提供“语文教材”，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创造和改善现代汉语，应该有也必须有翻译家的贡献。至于何时能出现一个或几个如傅雷一样视名利如敝屣、倾心尽力于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化、将翻译当作艺术融入振兴民族文化的伟大事业中的翻译家，则是一件不可预见而可遇不可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