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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 黄德海 作家出版社

谈及学者金克木的人生经历，最令人津津乐道者，自然是他虽只有小学文凭，却坚持勤奋自学、转益多师，不仅掌握梵文、巴利文、乌尔都语、印地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而且还在文学、哲学、历史学，甚至天文学、逻辑学、数学等领域内皆有造诣，最终成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教授。

但仅就学历一项而言，金克木的传奇性还不够突出，毕竟如沈从文、钱穆、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低学历的“大师”。金克木在中国现代学人中的独特之处其实在于治学兴趣的广博与宏阔，堪称名副其实的杂家。如果套用以赛亚·伯林将知识分子划为“狐狸与刺猬”两种类型的著名区分，金克木无疑属于多知的狐狸。

这么讲并非要否认金克木的专业修养，他在印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自有公论，只是这门学问过于艰深晦涩，普通人难以企及，更缺乏知晓的欲望。季羡林是金克木在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老同事，与季先生的遭遇有些类似，金克木晚年虽然文集出版的速度和数量惊人，但在大众视域中更多被作为“国学大师”和“智慧老人”的角色，很少有人会去深究他的学术脉络。金克木2000年逝世，11年后始有八卷本的《金克木集》问世，这才为众人全面了解金克木的“杂学”提供了较为齐备的资料。

多年来，文学评论家黄德海致力于金克木文章的搜寻研读，继2006年首次编辑出版的金克木谈读书治学的文集《书读完了》成为畅销书后，他在今年金克木诞辰110周年之际，又推出了一本类似年谱性质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内容主要是从金克木的文章和他人写金克木的文章中摘抄出关于读书治学的相关段落，兼及其与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言论（美中不足是缺少像一般年谱那样的人名索引）。另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黄德海在书中用仿宋字体标示出了未收入《金克木集》的文章篇目和出处，包括许多金克木在1950年代所写的各种材料，为历史存真留档。

金克木19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由于时代和经济原因没能正式成为大学生，只能默默混迹于大学课堂，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经常逛书店和图书馆。金克木结婚时，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就打趣说，金克木是靠在北大“偷听”成为学者的，因此希望北大要保存好允许青年人“偷听”的制度。正是早期这种相对自由的学习经历，为金克木此后采撷众长打下了基础。

1930年代初，金克木业余写作新诗，并向《现代》杂志投稿，后经主编施蛰存的介绍，结识了一位惺惺相惜的挚友徐迟：“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从下午谈到晚上，还请我吃一顿饭。以后他南下回东吴大学，见面只此一次，做了几年通信朋友。……我们一谈话，处处是共同题目，共同兴趣，又处处是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从中国到外国，从现代到古代，从文学、科学到哲学、宗教，无所不谈，无处不是矛盾对立。”（《少年徐迟》）

青年金克木对于知识的庞杂兴趣已经在这次跟徐迟的会面中显露，由此反观徐迟在1978年发表的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人公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其中体现出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也是青年时期兴趣的延续。金克木与徐迟的鸿雁传书，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他游学印度期间。

凡是自学成才者，一般都需要极高的天赋和悟性，金克木也不例外。关于金克木如何从文学创作转向印度哲学研究，他本人已经在《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一文中交代清楚：其实并无远大志向，也是因缘际会使然。更早一些，藏学家于道泉就劝金克木一起学习梵文，曾被他明确拒绝；抗战时期，金克木在昆明见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送了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版的恺撒《高卢战记》，当时图书资料稀缺，金克木就边读边学，自修了拉丁语和罗马史。

1946年回国后，金克木受聘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讲授梵文和印度哲学史。在武大，金克木与外文系的周熙良、历史系的唐长孺、中文系的程千帆、沈祖棻伉俪交好。上课之余，几人经常在珞珈山下散步闲谈：“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珞珈山下四人行》）如此纯粹的知识交往，不仅令学问精进，也让友谊长存，1948年金克木转到北大工作后，唐长孺还把妹妹唐季雍介绍给金克木，促使两人成婚。

新中国成立后，金克木加入九三学社，积极参与推广世界语的各种活动。1960年到1965年，金克木与季羡林合作，在北大招收了首批梵文巴利文本科生，培养出黄宝生、郭良鋆、蒋忠新、韩廷杰等一批得意弟子。进入晚年，金克木开始写作大量散文和忆旧文，其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篇数最多。这些文章论题涵盖天文宇宙、数理逻辑、卜筮卦象、历史哲学等等，语言自由洒脱、会通文理，不仅为他在大众层面赢得声望，更为他毕生积累的“杂学”提供了展示的窗口。

尽管金克木的学问汪洋恣肆，但在阅读时也要避免盲从和迷信。众友人评价金克木时都使用了“智者”一词，证明金克木庞杂知识系统的底色还是偏于玄奥思辨的哲学。例如他谈历史，更多是“六经注我”的宏观视角，而且很多观点明显带有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遗迹，放在今日学科细分的语境下不免陈旧，这点是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