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福德》小镇的经济学
202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奥古斯特·尼莫发表《三本书读懂资本主义》，前两位作者分别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第三位则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第三位作者之所以令人颇感意外，是因为她本人在名著《玛丽·巴顿》“前言”部分曾坦承：“我对政治经济学和贸易理论一窍不通。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如果我的叙述附和了或是触犯了某种制度，那么无论赞成或反对，都并非出于本意。”很显然，此处的“一窍不通”既是小说家的自谦，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讽。据考证，小说家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了然于胸，也赞同上述经济学家对英国社会病的诊断，但对于他们提出的药方（“诉诸人们的自利之心”）并不认同——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克兰福德》中，盖斯凯尔夫人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表明了自己的经济学立场。
盖斯凯尔夫人
在所有7部长篇小说中，《克兰福德》（1853）是小说家最钟爱的一部。在写给评论家罗斯金的信中，盖斯凯尔夫人宣称此书是自己“唯一能反复阅读的。每当我生病，拿起《克兰福德》——我要说，就感到满心欢喜”。同时代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日后盖斯凯尔夫人受托为她撰写传记——在信中曾写道：“我读了两遍《克兰福德》，一遍读给自己听，一遍读给爸爸听。读起来真叫人愉快——生动、有力、精辟、敏锐，但和善而宽容。”勃朗特甚至建议大作家萨克雷“精研此书”，因为他的社会批判太过锋芒毕露，不像盖斯凯尔夫人这般绵里藏针。
克兰福德是一个闭塞的英国村庄，远离城市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也几乎与时代脱节，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用小说叙述者玛丽的话说，“自打我上次拜访小镇到现在，没有人出生，去世，或结婚。大家都住在原先的房子里，还是穿着那些精心呵护但款式老旧的衣服。”像众多的维多利亚小镇一样，当地居民以女性为主体——男人非必要不出现。小说的主角是一帮出身和教养良好、或单身或丧偶的中老年女性，其核心人物则是本镇前任教区长的小女儿马蒂小姐。马蒂小姐知书达礼，性情温婉，极富同情心，在姐姐詹金斯小姐去世后，她逐步成为妇女团体的召集人（和调解人）。
与奥斯丁小说情节相仿，马蒂小姐早年与一位平民出身的青年互生情愫，但专横的父亲却以门户不当为由棒打鸳鸯。同样不幸的还有她的弟弟彼得，父亲一向对他寄予厚望——指望他上牛津神学院，而后子承父业。某次调皮的彼得偷穿姊妹服装在花园玩耍，被父亲当众一顿暴打，愤而离家出走。詹金斯小姐作为长女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和凌厉的作风，她不顾友人劝阻，倾其所有购买村镇银行股票。若干年后，银行倒闭，马蒂小姐的生活由此也彻底改变。
作为村镇银行的股东，马蒂小姐本人深受其害，但她考虑更多的是广大的银行储户。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她决定出售房屋、变卖家产，将所得全部用于偿还银行欠债。妇女团体的友人目睹马蒂小姐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慷慨解囊舒缓她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出谋划策帮助她“生产自救”。经过一番改造，马蒂小姐的茶叶店开张。在她悉心经营下，小店生意日渐向好，成为该镇一大商业“亮点”。马蒂小姐不仅能够维持生计，而且薄有余力赈济穷人。在小说结尾，从殖民地发家致富的彼得归来，为小镇带来全新的商业理念，也预示着小镇将重获新生。
小说前半部分的关键词是“雅致经济”（elegant economy，或称“体面的节俭”）。年复一年，小镇居民衣食住行几乎一成不变——既是习惯使然，更多是经济因素制约，因为小镇无力发展工商业，大多数人只能像马蒂小姐一样依靠继承的遗产生活，这也逼迫她们处处精打细算——同时又不失体面。詹金斯小姐新购了一块地毯，每天一早便小心翼翼地铺上旧报纸（为确保闲聊八卦的“新鲜度”，她联合其他三四位夫人小姐集资订阅一份《纪事报》），以免阳光暴晒。她的服饰常年不变，据说只在极其隆重的场合才会添置一顶新帽。相比而言，马蒂小姐更为节俭，她奉持“蜡烛经济”——为了节省蜡烛，她在寒冬午后编织毛衣时总是将身体靠近炉火旁取暖。事实上，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光线极为暗淡、而她又不得不阅读“那些字迹不清的信件”时，她才会点燃蜡烛。与此同时，她要求房客玛丽学会“盲打”（毛线）——“像盲人一样习惯于在黑暗中劳作”，令后者叫苦不迭。
根据盖斯凯尔夫人在致罗斯金书信中的说法，克兰福德小镇祖上也曾经“阔过”，之所以到19世纪中期前后风光不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存在多种原因。首先，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商业迅猛发展的时代，此时海外殖民风潮也步入全盛期，二者皆需要大量人力。乡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社会失去活力（“失血”），自然也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广大男性青年离开乡村，进入伦敦、曼彻斯特等大都市谋求发展，造成乡村“空心化”，而留在乡村的老弱病残消费能力低下，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尤为严峻的是，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机能失调”，造成所谓单身女性过剩（即“剩女”）现象，这一方面加剧了老龄化趋势，一方面更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言，奉持雅致经济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有意铺张，实力也不允许。
早在《克兰福德》问世4年之前（即1849年），盖斯凯尔夫人已留意到这一现象。她曾在美国《萨廷联盟杂志》（Sartain’s Union Magazine）撰文，回顾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并预言小镇未来的生活——“没有未来”——文章题为《最后一代英格兰人》（“The Last Generation in England”）。照她的看法，假如有识之士对此严峻形势无动于衷，英国乡村必将走向没落和衰亡。据说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阅读本文后深受触动，曾计划以此为主题撰写一部《英国乡村生活史》。
在以马蒂小姐为代表的妇女团体看来，保养马车、购置礼服、举办大型宴会等“炫耀性消费”（范布伦语）殊无必要，因为“节俭即体面”。与这一雅致经济相反的是粗俗经济（能挣会花，或挣钱即花），似乎只有在挥霍浪费中才能找到一丝丝快感（而此后又难免感到空虚）。毫无疑问，诚如评论家所言，此处的雅致经济是小说家对主流政治经济学说“宏大叙事的戏仿式批判”：斯密在《国富论》中断言，“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我们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派经济学人也认为，“社会好比一架机器”，即便出现短暂的故障，只要加上一些“杠杆”或“调节器”，就能轻而易举加以修复。但在盖斯凯尔夫人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上述经济学家提出的治疗方案虽然简便易行——宛如“割韭菜”，然而却是以劳工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像她的友人罗斯金一样，盖斯凯尔夫人坚信当下政治经济学（卡莱尔称之为“沉闷的科学”）最大的症结在于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不可估量”的因素——即情感因素。而她在本书后半部分大力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出于同情之心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团结合作取代恶性竞争的新型经济模式。
马蒂小姐在一家杂货店听闻村镇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一位农民模样的顾客掏出该银行发行的5英镑钞票付账，却被当场拒付，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金磅换回那张5英镑钞票，因为她认为“穷人的汗水和小幸福更为重要”。回家以后，她坐立不安，“手里一闲，她就会想起那个拿着那张没用钞票的可怜人，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当友人指责村镇银行领导层必须担责时，她却辩解那些董事也和她这类受害者一样“值得同情”——那些董事管理不善，有负别人所托，“良心上一定很痛苦”。
马蒂小姐决定变卖家产帮助银行偿还欠债。她的这一义举也感动了周围亲友，尤其是妇女团体所有成员。她们自发募捐（每人捐出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帮她租赁房屋，并通过竞拍购得她原先的家具，供她无偿使用。玛丽的父亲是曼彻斯特一名成功的商人，玛丽劝说他担任马蒂小姐的理财顾问（当然是免费）。在热烈气氛烘托下，现任教区长也果断出手，买下马蒂小姐之父私人图书馆所有藏书——并极为客气地修书一封：“如蒙惠让将不胜庆幸。书价不论，当如数奉上。”
马蒂小姐的生计问题也成为众人关注的话题。经过反复权衡，大家最后决定将马蒂小姐的居所改造为一间茶叶店。这自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马蒂小姐却顾虑重重——因为镇上杂货店也兼营茶叶。“她觉得应该先和约翰逊老板打个招呼，于是便瞒着我到他铺子里去了一趟，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约翰逊老板，询问他这样是否有损于他的买卖。”玛丽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将马蒂小姐的这一举动斥为“胡闹”——“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地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一套在大都市曼彻斯特行不通的“生意经”，在克兰福德效果却好得出奇。“约翰逊老板不仅和蔼地打消了她的顾虑，说她经营茶叶对他全无妨碍，而且还不断把自己那里的顾客打发到马蒂小姐这边来”——同时宣称“他店里的茶叶都是一般货色，而马蒂小姐那里有各类精品”。
《克兰福德》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评论界颇受冷遇，有人将它贬称为“怀旧的乌托邦”，暗讽这种“舍己为人”的经济学在社会现实中根本无法存在。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似乎一夜之间，对茶叶生意“一窍不通”的马蒂小姐茶叶店成功开业，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这一则“二次创业”的故事确实代表了盖斯凯尔夫人的社会理想，即克兰福德居民自发对操控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发起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唯利是图，相互倾轧，以保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而克兰福德妇女团体却坚持认为，在此之上，经济活动还有更高的目标，即道义、良知及责任感。她们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冷酷无情的市场法则和外部竞争，如果她们不能结伴抱团，物质上相互帮助，精神上相互扶持，则势必要独自面对凄凉落寞的晚年。因此，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 而且是一种快乐”。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指出，“从幼时起，维多利亚人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财富和体面是一体之两面。”在本书中，盖斯凯尔夫人却通过对克兰福德雅致经济的描摹（与伦敦的过度消费形成鲜明对比），论证“体面的节俭”生活方式之可能性。在书中，她构建了一个即使失去财富也不会失去体面和尊严的偏远小镇：一个由妇女友谊组成的经济体系，它富于弹性和张力，并且能够承受外部世界的经济压力。综观全书，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对克兰福德小镇的守旧落伍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但与此同时，她更展示出一个未被外部经济力量玷污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克兰福德为维多利亚时代面临的经济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这一解决方案“更加重视人的因素而非金钱，更加重视友谊而非数字”。
小说结尾的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马蒂小姐竭力劝阻顾客购买本店绿茶，因为她相信“绿茶相当于慢性毒药”，但顾客执意购买，让她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很显然，马蒂小姐的暖心之举是对以自利为驱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讽。马蒂小姐将顾客的利益置于她个人的利益之上，表面看似乎违背了所谓商业法则，但事实上其目的在于以“合作制的社会道德取代竞争制的商业道德”，从而彻底颠覆古典政治经济学奉行的价值观。正如文学批评家尼莫所言，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倡导的新型经济学，并非“资本主义的角逐和自私”，而是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制，因为她深信“合作是高等物种生存的方式”——唯明乎此，方能读懂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