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持续高温一个多月后，南京终于在“处暑”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清晨打开露台的落地窗，暑气终于退了不止一丈远，温度降下来，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散着香橼、柠檬、迷迭香、白香岩和枯叶混合的淡淡味道。我是2010年秋开始装修南大和园房子的，因为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寓，所以只要和预算出入不大，都尽量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来。贴瓷砖的时候特意请泥瓦匠在露台砌了一个花坛和一个小水池，装修期间就哼哧哼哧一趟趟搬土上楼，开始打造我的空中花园。等到一年后入住时，柠檬、迷迭香、女贞、香橼、桂花、爬山虎、睡莲、紫茉莉，各种颜色的百日菊和月季已经栽下，仿佛一个个会开花会迎风飞舞的小小心愿，晨昏，四季，周而复始。

每天看着，感觉花草长得很慢很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十年过去，原先及膝的柠檬长到两米多高，一树沉甸甸的果实垂下来，压弯了枝条。而十年，也是“园丁”在大学培养博士的周期：四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如果能按时顺利毕业的话），从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对话到一篇书评一篇论文一个值得研究的选题，这个“苦读”的过程像极了师生共同浇灌一棵智慧的苗芽，守护它长大，直到瓜熟蒂落的一天。如果知识是鱼，导师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开展独立研究的能力。而在培养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导师自己也在接受挑战，不断进取、突破和沉淀。

和看花草一样，如果看我每天的日常，会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错觉，十年如一日，甚至二十年如一日，无非就是在阳台露台种种花，在厨房做做菜，在象牙塔里读书、教书、译书、写书……

我不是个爱做总结的人，总觉得生活最好的状态是“自然而然，安之若素”。2009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经过》时我比较兴奋比较澎湃，花了几天时间认认真真写过一个序，仿佛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流年飞光：“我原以为这十多年来，自己只是一味忙着翻译，看书，吞食别人的文字，殊不知，这深深浅浅的阅读同时也在雕刻我、改变我：独自经过一片书林，那条小小的、毛茸茸的书虫在不自觉中已经蜕变为一只寂寞飞舞的夜蛾，被月白色的灯光迷住，义无反顾。”我把阅读比作呼吸，把翻译比作如鱼饮水，我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也便有了我的温度。我还把自己形容成“那只有着红色触须的寄居蟹，栖身在不同作者的语言外壳里，用别人的故事伪装自己。我在沙地上留下仓促的足印，在潮水涨落过后就全然不见了痕迹”。如果偷懒，这样的总结复制粘贴过来放在今天，马马虎虎也说得过去。曾经有一个诗人朋友调侃说，《经过》这个书名你可以一劳永逸地用下去，之后的书就叫《又经过》《再经过》《还经过》。而我后来出版的几本随笔集的书名似乎都有点“一劳永逸”的嫌疑，《闲来翻书》（2010）之后可以《又翻书》《再翻书》《还翻书》，《转身，相遇》（2013）之后也可以《又相遇》《再相遇》，《一种文学生活》（2018）之后还是《同一种文学生活》……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读书、翻书、写书已然成了我固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西弗每天推巨石上山。

一晃十年，但仔细想想，变化还是有的。

以前做翻译，基本上都是出版社拿了书找过来，但现在译者看到好书也可以写一个选题报告推荐给出版社，出版社选题通过买了版权之后再委托给译者翻译。龚苏萝·德·圣埃克絮佩里的《玫瑰的回忆》是我成功推荐的第一个选题，2002年我的中译本在译文出版社出版，2015年海天出版社再版。之后我又顺利推荐出版了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2008，2013年再版）《薛定谔之猫》（2014）《一种幸福的宿命》（2021），塞居尔伯爵夫人的《苏菲的烦恼》（2016）《小淑女》（2017）《苏菲的假期》（2020）《新童话》（2020），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2019）和《孕育》（还在苦译中）……自己做选题的好处是可以聚焦自己关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更好地把翻译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还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感悟有机地融合到教学实践中去。十几年来，我指导的硕博士生在读期间基本上每人都有译著出版，其中不乏和论文选题密切相关的作品，有的同学甚至已经开垦出一小块生机勃勃的学术“自留地”。各种线上线下的读书分享会、翻译工作坊、中外学术讲座、研讨会和论坛让师生极大地拓宽了视野，亲历文学交流和对话的现场，有时不仅仅作为听众，还要作为参与者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我没有翻译中国文学，但对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法国译者、学者和出版人相对比较熟悉，时不时地会给他们介绍一些我认识的中国作家或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毕竟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生活了近30年，我认识不少南京本地的作家和诗人（当然也有外地的），在先锋书店、奇点书集、可一书店时不时也会应邀参加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分享会或中法（外）作家交流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十年让我对“世界-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文学让我们走向世界，也让我们回归自身。

在国家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口号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走出去”。国家社科基金从2010年开始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2019年我和商务印书馆联合申报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整个项目进展得行云流水。法国译者马霆一听合作翻译的邀约就满口答应，说他之前就读过《乡土中国》，非常喜欢，这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及其本色，语言活泼，很值得译介到法国。当时他在阅读过程中就做了一些笔记，并暗自琢磨术语和关键词应该怎么翻译才忠实妥帖。很快我们的法译本出炉，顺利通过法国专家的双盲审，得到很高的评价，著名汉学家和人类学家庄雪婵为法国读者写了长序，介绍费老的学术背景和他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法文版《乡土中国》于2021年7月由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出版社出版，很快登陆法国各大书店和网站。今年6月，我收到出版社社长的邮件，说在OpenEdition（法国人文社科领域权威的电子出版物综合性网站）上推出了这本书的电子书。两年来我也主持或参加了多个外译项目的答辩会，其中就有我指导过的博士王明睿申报的《何以良渚》和曹冬雪申报的《宅兹中国》。

最后想说的一点变化是，今年夏初，为了参加几个好朋友攒的一个“亦诗亦画”的展览，我重新拿起画笔画了几幅水粉画，其中一幅画的是露台的绣球，配了一圈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1900-1945）写给小朋友的一首红绣球蓝绣球的诗。这位二战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后来病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诗人说过两句令我难忘的话，一句是：“应该自由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另一句是：“作为人类一员，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持自我，而且是众生皆我。”

我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样写诗，在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