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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笳吹弦诵在春城”——记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方向明  2022年09月07日07:50

2021年有一部纪实电影《九零后》,引起了我的关注。影片中出镜的并不是现在“90后”的年轻人,而是平均年龄9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有过一段在西南联大的青春时光。其中有物理学家杨振宁、作家马识途、翻译家杨苡和许渊冲等。

诗人袁可嘉也毕业于西南联大。1921年,他出生于姚北六塘袁家村(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崇寿镇),到2021年整整100岁,可惜他已于2008年离开人世。我在想,如果可嘉先生还健在,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会说些什么呢?或者他会说:“呒告好话,看我的书吧。”他的书很多,但提到自己的却不多。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1941年新生名单里,可以找到袁可嘉的信息:“袁可嘉,男,21岁,籍贯浙江余姚,外国语文学系”。

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是袁可嘉写于1992年的“自传”,这是作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附录”的自叙性文字,从出生写到1991年,文字克制而内敛。

为何选择去西南联大读书?他说:“这在我学习生活中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在距离上要近一些,但袁可嘉“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吸引他的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民主学术气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

踏入西南联大校门的袁可嘉,心情是愉快的:“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当时的联大拥有一批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如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外文系的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等。

1942年对于袁可嘉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学习兴趣从浪漫派转向了现代派。大一时,他还沉浸在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做他想了”。到了大二,他先后读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的校园里,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现代主义。

袁可嘉说:“西南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的,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道路。我有幸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沈从文、冯至和卞之琳等先生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但在1992年的《自传》里,他没有展开说这些先生给了他怎样的帮助。后来,在他2001年写的《我与现代派》长文中,则有了较为具体的叙述。当时,他已是80岁的老人,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几位恩师,笔端饱含深情。首先写的是引他走上文学路的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在中文系,我没上过他的课,但爱读他的作品,常去他家访谈。听他谈文坛掌故,论古今文学,说写作艺术,风趣横生,如坐春风。他为人的热诚,对学生的爱护,见识的高超,实在使我感动。我真正开始写作较晚,1946—1948年有过一个小小的高潮,发表了二十几首诗和二十几篇诗论,大部分都是经沈老审阅,登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的。他总是鼓励我写,默默地收下拙稿,一般不加修改,尽快发出。这对初出茅庐的学生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接着回忆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在联大时爱穿西服,身材高大壮实,说话舒缓和蔼,显出一副稳重恢宏的学者风度。我上过他讲授歌德、里尔克等课,大开眼界。1942年读到《十四行集》,给我极大振奋,好似目睹一颗彗星突现,照亮了新诗质变的天空。他用日常素材,以朴素含蓄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旷远的意境。这在新诗中是罕见的,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的一座高峰。

写到卞之琳先生时,更多了一些细节:

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引导启发,比较起来,方面更广,程度更深。1941年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久读到他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爱不释手,深觉现代敏感和古典风范的融合已到了精纯的高度,尤其其中的《慰劳信集》为我国多年来沉滞不前的政治社会抒情诗闯出了一条新路。

被西南联大的“现代风”熏染,袁可嘉开始走上了现代派道路,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始终围绕着现代派这个圆心,进行创作、翻译和研究。

袁可嘉的回忆性文字中少有“闲笔”,多涉及师长、学术和写作,而对于校园内外的生活细节,如衣食住行,闲暇时光,几乎读不到。同样出自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散文里经常写的是泡茶馆、跑警报,或者是旧书摊、白马庙,趣味横生,颇可玩味。这可能是因为两人的性情和文风不同吧,但我们难免心生好奇:袁可嘉昆明五年的大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终于在他的同窗好友杨天堂的回忆文章里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收录在西南联大50周年纪念文集《笳吹弦诵情弥切》(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版)一书里,题目就叫“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让我们随着“杨同学”的文字,“还原”一下联大学子袁可嘉的形象吧。

杨天堂与袁可嘉都是1941年秋入的学,一年级时,学习和生活都在联大租用的大西门内昆华中学,第二年他们搬到大西门外的新校舍,从此住同一宿舍,“面对面住了三年整”。新校舍从前门到后门修了一条宽三四米、长百余米的土路,教室、图书馆、大草坪在路东边,学生宿舍在路西边。宿舍都是一个模式的,泥墙草顶,长条形,像一个个仓库。宿舍两头有门,中间是通道,两边相对摆放架子床各十张,每床上下各一人,每四人为一组,开有一个插着几个木棍的窗子,每组都各自用旧布单遮住。这四人空间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小“城邦”。

杨天堂和袁可嘉住的是第25舍。由于一年级就熟识,又都是中文系的,袁可嘉、杨天堂、陈明逊、周礼全四人,组成了第25舍东门右手边第一个“城邦”。法学系的马逢华因为爱好文学,也常来宿舍闲谈。

“城邦”里几个人的个性分明:“陈明逊忠厚谨愿,笑容可掬,1945年夏毕业后不久就到美国去了。周礼全很聪明,长于逻辑推理,80年代以学者身份到美国访问。马逢华主攻经济,兼治文学,与冯至先生、沈从文先生来往,发表过长篇文学评论,解放(新中国成立)初到美国去了。马逢华性格活泼,我们几个喜欢说说笑笑。我们中间说话最少的是袁可嘉,读书最多的也是他。”

在杨天堂的印象中,袁可嘉在学习上颇有自己的风格。他的英语基础非常好,一般同学应付考试的忙碌与紧张,在他是没有的。他下课后,就从系里借回大量的原文书阅读,先是读作品,把拜伦、济慈、雪莱等名诗人的诗集都读完了,也喜欢惠特曼的诗。只要系图书室有的,都借来读,读书速度很快,厚厚一本,两三天、三四天就读完了。他掌握大量词汇,很少查词典,偶尔需要时,顺便拿别人的词典查一下就行。这也算是袁可嘉的一个“特立独行”吧。他写文章也快,大三时就开始写,借用别人一架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打到纸上,一篇篇文章就“出笼”了。杨天堂曾问过袁可嘉:你怎么掌握这么多词汇?袁可嘉说:高中时有一个好朋友,两人一起学,互相问答,加深印象,这样掌握得多而且牢。

杨天堂还写到了袁可嘉的性格。他说,在可嘉身上看不到庸俗世故的影子。他沉默寡言,好学深思,唯书是务,从不搞一般的世俗应酬。他深沉含蓄,修养之好,自我控制力之强,在同学中殊不多见。但他绝不是那种城府很深,搞阴谋诡计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人。杨天堂的评价是:“可嘉是典型的学人,非常质朴,一切都出于自然与本色。”

袁可嘉学习好,但并不骄傲。他有自己的见解,往往入木三分,所见深刻。他在表达观点时很简练,绝不长篇大论;在表现爱憎时,也很含蓄,不会偏激。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可嘉先生最早的照片,是他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当助教时拍的,上身穿深色西装,面湖而坐;在另一张照片中,着浅色格子西装,也是那个时期的。

袁可嘉的学费一直是他大哥袁可尚供给,由于通货膨胀,靠工资生活的人越来越困难,他大哥自己也困难,支援就越来越少。当时,很多联大同学在社会上做各种兼职,换点零用钱。袁可嘉觉得时间更宝贵,为了多读书,宁可生活苦一点,也不到外边兼差。政府的“贷金”交给伙食团,只供给午、晚两餐,早点要个人自己解决。新校舍门前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档:糯米饭、豆浆、鸡蛋、油煎蛋饼等,任由选择。据杨天堂回忆,袁可嘉有钱时吃一点,没钱就饿着肚子,照样读书。但有钱的时候少,挨饿则是经常的。他有一双旧皮鞋、一件旧蓝布大褂、一套旧西服,这些衣物维持了好几年。昆明四季如春,一条五斤重的被子常用不换,最后成了一团破棉絮。在同学的印象里,袁可嘉对艰苦的生活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袁可嘉性格坚强,感情深沉,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多愁善感的形迹。但是有一天,他却例外地没读书,情绪有些抑郁。杨天堂是个细心的人,他感觉到了,就问可嘉: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袁可嘉低声说:接到哥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是一位实业家,盐、米、船、店四业并举,却因日寇入侵遭难,盐船被击沉,人被绑票,最终在风雨飘摇中病逝。

袁可嘉在西南联大五年,比杨天堂他们多读了一年,直到1946年才毕业。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了一篇袁可嘉于1956年申请加入民盟时写的“自传”,其中提到多读一年的原因:“莎士比亚一科未通过。”但我还是有些疑惑,袁可嘉自制力强,学习能力出众,应该不至于“挂科”吧。我推想或许另有隐情。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了全面抗战期间育人三千的光荣任务,宣告解散,原属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师生纷纷返回北平和天津。袁可嘉和卞之琳先生及赵全章等同学,乘卡车经云贵高原,取道梧州、广州、香港,回到了浙东老家。10月间,经袁家骅老师推荐,袁可嘉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西南联大成就了青年诗人,袁可嘉终于“带着闪耀的青春归来”。也正是在1946年,袁可嘉写下了被视为代表作之一的《沉钟》。此诗借“沉钟”而遥有寄托,通过宏大的事物和辽远的时间渲染了一种广漠苍凉的情绪,而苍凉并不等同于消极悲观,此诗让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高昂的意志力,一种与外在制约力量抗争、催人奋发的意蕴: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