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路是唯一的路 ——关于《雾中河》及其他
李晁,1986年10月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天涯》《书城》《上海文化》等刊发表小说、随笔、评论数十万字,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创作与评论》年度作品奖、《滇池》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双子星”奖等。
郭 爽:我很高兴能读到你的新作《雾中河》(“雾水”系列),看到发生在“雾水”这一布景里的人和事。大河、雾、山,水电站、拱形坝、特大桥、铁路,还有形形色色讨生活的人,这里面的意象和景观,是我也着迷的,自己写作时也经常用到的,能深深共鸣并理解其中岩层般质地的。很高兴能这么聊聊。实际上,我们曾一起路过雾水的原型地。应该是《山花》组织的一次活动,车从贵阳开出去,路过一座特大桥时,你随口说,你小时候的家属区就在桥下面。我赶紧从窗户看出去,再回头看看你。这个动作差不多就是现在我读完这批小说的感受:我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是怎么来的,是你心里的结晶、身体里的化学反应,是独属于你的。我喜欢你在创作谈里说的那句“是时候了”,是啊,不是这个原因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很多时候在经历、在想,但也在不经意地等。就像《雾中河》里几次出现的风,人只能等待风。现在这一系列小说写了十几个,也应该要结集了,对你来说,是某种阶段性的完成吗?我们可以从空间开始,毕竟,这个空间布景是如此清晰,有着现在虚拟与现实日益弥平、混淆的当下所没有的某种感官性的视觉和触感,是一种童年视域、人类天真经验里的重新观看。你在带读者看什么?怎么看?
李 晁:从头说吧,“雾水”系列的萌芽是在6年前,是2017年我写《午夜电影》时确立的,“雾水”这地名,其实10年前就用过一次,只是不被当时的自己在意,再度想起来,是单单觉得这名字还不错,写完才萌发想法,还可以这样写下去,加上这几年书写得比较密集,就形成了“雾水”这么一个场域,成为容纳人物的空间。它与我之前的小说不同,它有着坚实的存在,是现实里的一个微微变形的空间,但其中有坚硬的物质实体,比如你提到的大坝、特大桥、河流等等,这些事物几乎贯穿了这个系列的小说,等于一种暗示,它总是在那里。它们的存在能造成一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影响,并不是每个小说都会把这些事物完整地呈现,但它们总散落在各个小说中,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有些还成为比较重要的坐标。比如《家庭相册》里的特大桥,它的存在就超过了一般的泛泛介绍,或隐或显地具有一种指向性的内容,它以自己的物质存在,又片刻地高于生活,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本身也有变化。我想勾勒出“雾水”这样一种以自然和人造景观为依托的空间,我希望在一个系列作品里,把空间明确下来,让它们发挥一种人事纠葛之外的作用,犹如一个旁观者,物也可以成为旁观者。我在《雾中河》的创作谈里写过一笔,“进入之法,除了依托这样的环境进行虚构,别无他途,因为我早已错失认识‘他们’(人物)的机会,这是另一种重返的尝试,让当下的成人之眼去回应当初的童年印象,让浅薄的印象成长为鲜活的肉体,这仿佛是艺术的回溯,从印象到具象。”这里还可以多说一句,当我在虚构人物时,首先能确定下来的是对空间的呈现,因为空间在我看来,也具有一种品格,这种品格是与在地人物紧密相连的。
郭 爽:《午夜电影》写出来的时候我也看了,现在还记得其中的氛围。在那个小说中,叙事者是故事的目击者,但似乎对那个环境和环境中的人和事并不完全确定,也或者是叙事技巧,但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却造成了影响,也形成了小说本身。现在我再走进“雾水”,是通过《雾中河》和《家庭相册》了,历史、地理、人情,时间与空间本身,织成晶体,细节真切动人,处处见功夫。这样写,尤其《雾中河》,出场人物众多,是费力气的,也考验作者在心中对这些人、这些事思量了多少。说什么不说什么,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散点透视般让人处处可流连、处处可细勘,感觉作者也在一次次神游或者说梦回那个半梦的时空。你在其中搭建了一些超时空的几乎是象征的物件,比如特大桥这样的“超级工程”,相对于古老的自然地貌、民风人心,它让空间具有了抽象的表征,桥连接了外面的世界和曾经的世界,是时空的通道。《家庭相册》里开篇不久就有一句“裴阳也曾离开雾水好些年,到广东讨生活,哪想染上毒瘾”。曾经离开雾水的年轻人如今回来了,断指立誓、戒毒重生。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回来后建设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也可以问:人是如何一次次整合、重塑记忆,形成连贯的叙事以追索自我的?
李 晁:你看出了这些隐含的联系,比如空间与人物的连接。人物的经历也有空间性,有的被详细讲述,有些被隐藏起来,但通过文本却可以勾连起一种较为完整的经历,显现的部分依托讲述变为可见,隐藏的部分通过线索可以盛放想象,它们都有各自的作用。在短篇小说里,人物大多被这样完成,它们互相依靠,既是实在的,也邀请阅读的目光展开自我的填充。比如《家庭相册》里的裴阳,他在外的闯荡时空被一笔带过,小说主要讲述他回归后的生活,也逐渐让从前的日子展露自我的面貌,而这一切正是他离开的原因。我以为小说的一点复杂是,前后的状态都会在人物身上发生作用和关联,这是需要读者细察的事物,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潜意识在推动讲述,讲述的过程自带一种圆融与自洽,它(叙述)没有超出生活给出的情理,人事的发酵,大多是在生活的维度里的。《雾中河》里的人物多,在我写作时,是没有预计的,写起来就是人找人的状态,最终钩织成一张人际网络,每个人都在自我的位置上与他人碰撞。这种状态的讲述,在我是比较愉悦的,一篇小说的自然与生硬与否,写作本身会给出答案,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不协调的事物与强硬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会让人物在其中质疑、反抗。在雾水系列里,《雾中河》是一篇我较为偏爱的小说,这样的作品对我是有难度的,不是写作过程中的难度,而是完成之后,发现了与我其他小说迥异的面貌,它有着克制的情感,讲述事件也带着更为冷峻的姿态,我希望能写出不同人物带来的不同感受。
郭 爽:关于“物”作为见证,作为无声的目击者,在《雾中河》中,说到这条河,出现了几次形容其“无辜”。还有这样的句子:“老五也不恼,还是那句,快走吧,天就晏了。”“人走后,老五又是一个人,河面刮起一阵不寻常的大风,吹得船顶的广告牌嘎吱作响,有什么东西从头顶簌簌飞过,直到风停,梦里的那个声音才又清晰起来,莫停哟,快走快走。”这些地方看得人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在喊人走?人要走去哪儿?死亡的意象提示着某种终点,又或是人的觉知。老五这样的人物,你在他身上寄托了许多不止于此时此地、一时一地的东西,想听你说说。
李 晁:很高兴你能发现这些我也在意的小段落。写下这样的内容,也是一种感召,因了它们,小说才在大部分坚实的讲述中有了一个个可片刻抽离的空间,它们是全篇追求真实性中小小的虚无之地,好比我们喜欢拿来概括事物的“阴阳面”。我试着解释一下,这类“虚”的事物是人身上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来源于人物实际面临的境况,也就是说,“虚”来自于“实”,是“实”带来的影响的涣散形态,它不大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它制造出的情绪却比实际行为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它也像是小说里的雾,遮盖了实体,形成笼罩之感,发挥着它的暗影响。还有一层,我们打量实际的行为,看上去有着明确性,但实际上,行为本身的发生也可能是模糊的,它并没有特别的焦点,就是说“实”的发生,也可能来自于“虚”的感召,两者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他们是共生而缠绕的,只不过行为的具体性,会带来明确的后果。我希望在小说无数具体的行为中,包含一点点不那么明确的状态,应该说,它们看似不明确,但总预先透露出一丝丝未来前景。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因果,而是人的存在,有种种不被明确的地方,他们被什么牵引,效果上可能是简单的,但内因却可能是复杂的。
郭 爽:作者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小说完结,但小说里的人会继续过下去,小说里的世界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实存与永续,应和着你说的虚实相交,这大概是虚构可以观照现实、又可以带人超乎现实的奇妙能量。“雾水”系列读来让人心安、引人沉思,我想跟它与“雾水”这个空间的紧密嵌合相关,它不是从书本或者观念而来的,而是从带着人声、血气、泥土、水雾,从具体细微的生命经验而来的。你是读书很多、很勤的人,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给这些人物、故事以更形而上的框架,但是你没有;涉及作者观念的部分,像我上一个问题里提到的,在这一系列小说里交给了“物”来呈现,来无声地带出。这里面我感觉到对人与物的尊重,对未知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小说观念的选择吗?还是你个人的审美倾向?这种小说美学背后有静定之气,但我觉得不是对这个嘈杂时代的被动反应,而是有你的理念在其中。想起你常拍黑白照片,黑白照片过滤了色彩,保留下光线、阴影与物的轮廓与细节。你的构图与你的小说写作有无相通之处?
李 晁: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不让故事更具形而上的特质,一方面是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目前瞄准的状态有关系,我希望能老老实实地去写几个与人相关的故事,写出我印象里和实际接触层面对人的理解。我小说里的人物都话不多,这是实在的,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稍大一些的社会范畴。我接触的人,是比较内敛的,或者说惯于沉默,沉默大体是我最熟悉的人的状态。我在小说的创作谈里也提到了,这一状态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人的心理面貌。这里面有可堪回味的地方,事实上也让我着迷,我们是怎么靠着抑制交流而完成交流的,那从嘴里吐出来的有限信息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论精准与模糊都是一种作用。而随着年岁增长,我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语,说话最多最洋溢的,反而是我认识的作家群体或者说知识群体,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作家在表达上更好,或者说他们更喜欢表达吗?可难道写作还不能替代平时的言说?问题有些好玩,这里暂不展开。回到写作本身,我希望能写出一些真实可感的内容,而甚于用一种俯瞰的姿态,将它们打造成形而上的事物,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自己就是那些人物中的一员,是同命相连的,写到人物时他们仿佛也在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写成别的样子。我对具有代表性或高度提炼化的人物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因为他们可能走向符号化,成为可以代表某一类人的“大人物”。所以我喜欢格拉克谈奈瓦尔,“我重读奈瓦尔……重新又找到了他的迷人之处:简单真心的友善接待,一种飘忽不定兄长般的隐秘的愉快,从不强令你做什么,总是随时准备着被遗忘。”这最后一句,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还有我的人物,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特质。说到拍照,在我是玩的心态,观看这一行为,是带来发现的,发现美,进而捕捉,可一想到捕捉,其实已晚了,所以重要的还在于观看,如何观看,这比照片的结果更重要。
郭 爽: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一条未走的路》里写道:“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写作的这些年里,你也曾看到过这样的两条岔路吧?或者,如今写小说,已经是无数条的岔路、无数种可能了。现在对你来说,写下去,是想走向哪里?会期待什么?
李 晁:是阅读开启了视野,视野一宽,路就多了,但经过这些年练习写作,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是哪一条。在这上面,作家都是固执的人,哪怕周围有许多声音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事实上也不存在如何提升,而该紧盯作品,让它本身表现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我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不展望未来,是害怕、不自信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好,我只希望目光低一点,走好脚下的路,因为脚下的路是唯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