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4年10月，袁鹰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从小就打下很好的文学底子。1934年，10岁的袁鹰随全家迁往杭州，插班考入杭州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校的国文课本全是白话文、新诗、寓言等，教国文的金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晚年，袁鹰回忆起这位老师时说：“金老师很注重鼓励我们课外阅读，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养成这个好习惯。他把课外阅读作为国文作业来布置，有时指定一两本书作为全班的共同阅读书。他要我课外阅读最早的书，就是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和冰心的《寄小读者》。”

1938年初春，袁鹰的父亲决定举家迁居上海。到了上海租界，袁鹰一家在曹家渡的一个弄堂里安顿下来。在这块土地上，袁鹰萌发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在上海期间，袁鹰就读于无锡师范初中部和扬州中学，最喜欢去福州路文化街，穿梭在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店。这些书店有大量进步书籍，开架出售，可以站在那里看。就这样，袁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开明版的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等书籍，都是每天下课后站在书店里读完的。

有一段时间，袁鹰对话剧剧本产生兴趣，他就有计划地从申报图书馆陆续将田汉、夏衍、于伶、陈白尘的剧作通读了一遍。后来有段时间迷上散文，袁鹰又读何其芳、李广田等作品，有些名篇几乎可以整段背诵。

1940年8月，袁鹰写了一篇人物速写，是讲一位弄堂小学的校长。这篇题为《师母》的千字文写就后，袁鹰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裴苓”，然后寄到《申报》的“自由谈”副刊。20多天后，这篇短文发表了，带领袁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也让他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中毕业前，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大部分学校停了课，袁鹰就和几个同学借了一间小学教室，利用晚上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最多时，学校接收了100多个小孩。他们根据孩子们文化程度的高低编班，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袁鹰当时负责教六年级，他的班上有十来个孩子。

1943年秋，高中毕业的袁鹰考入华东大学教育系。两年后，教育系并入由杭州迁至上海续办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在之江大学建立了支部，发展革命力量，传播进步思想。在这里，袁鹰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找到了理想和信仰，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组织分配的学生活动，编学生刊物《莘莘》《新生代》《联声》。

抗战胜利后，袁鹰由地下党员顾家熙介绍，到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编辑。这是一份民间报纸，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浓。袁鹰一边上大学，一边完成采编任务。自此开启了在新闻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人生涯。不久，袁鹰经党组织安排到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联合晚报》编副刊，从《联合晚报》时期开始，袁鹰便一直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亦师亦友关系。

上海解放后，袁鹰再度调动工作，参加了《解放日报》的筹备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恽逸群，袁鹰对这位才华横溢、平易近人、宽宏大量的领导十分敬重，也深受影响，他始终牢记恽逸群的教导：“我们办党报要密切联系群众，党报工作人员不要党气逼人。”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袁鹰几十年办报的座右铭。

1952年，袁鹰调《人民日报》工作，先后担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并出任过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

袁鹰的副刊思想颇得夏衍的教诲，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袁鹰就在上海认识了夏衍，夏衍后来担任文化部领导后，袁鹰仍然经常向夏衍请教，夏衍便经常用“做厨子”的比喻来教袁鹰如何编副刊，做厨子应该适应主人们的各种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不同的菜肴，不能偷工减料，以劣充好，党报的副刊也应适应多方面的读者需要，要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人民日报》开辟了杂文专栏，并广泛邀请著名作家撰写贴近生活、短小精悍的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实现内容多样化，从而使报纸面目一新。在袁鹰的具体负责下，副刊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为适应广大读者进一步活跃思想的普遍愿望，副刊部的编辑们都想约请几位有丰富阅历和写作经验的前辈开辟一个专栏。为了保证文章的高质量，袁鹰热情邀请了五位他熟悉而且尊敬的文学前辈：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为专栏写稿。在袁鹰的努力下，五位大作家欣然应允，写起了“小杂文”。在开篇之作《“长短相较”说》中，就明确要提倡学习，提倡长短相较，取长补短。

那时，副刊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荧屏、剧评……版面需要什么袁鹰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署名更是变化多端。

几十年来，经袁鹰编发的稿件见诸报端的有数万篇。他编报从无门户之见和“高低”之分：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一般的青年作者，包括来自基层的投稿者，所有人的文章他都尽心尽力，非常热情。

袁鹰对待来稿总是认真细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30多年里，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袁鹰始终把如何为读者服务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作为自己的追求。在他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里，让我们回归曾经的峥嵘岁月。

在从事报纸副刊工作的同时，袁鹰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许多作品都荣获大奖。1953年发表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获全国第一届优秀少年儿童文学奖。1960年发表的诗《刘文学》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1983年出版的《秋水》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1985年3月荣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领袖之星”勋章。

熟识的朋友都说袁鹰是脚踏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两栖”人。袁鹰感慨：“半个多世纪的两栖生涯，一面为他人缝制嫁衣，一面为自己裁剪衫裤，忙忙碌碌，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我至今不悔，还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它是生活给我的厚爱，使我的人生道路虽然平坦却不单调，而且还算充实。”

袁鹰的文学成就，赢得了文艺界的认同。在1979年召开的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上，袁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在第四届、第五届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成为作家团体中的领导成员之一。

1987年，离休后的袁鹰仍先后担任《散文世界》主编，《人民文学》《儿童文学》等刊物的编委。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深情感人的忆战友、忆往事的散文和富于哲理和文采的随笔。

从1952年奉调北京后，袁鹰就一直生活在北京，但他对上海始终有一份很深的眷恋。儿童文学作家简平在《看望袁鹰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会问我一些上海的事情，比如哪个地方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比如他上海的作家朋友有哪些新著。有一回，他问我，你知道西门路那一带的情况吗？ 我说现改叫自忠路了，但我很长时间没去过那里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的夫人吴芸红正在编一部有关1946年中共地下党创办《新少年报》的书稿，而《新少年报》社就设在当年的西门路上。那时候，袁鹰自己也在上海的进步报纸《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当记者、编辑，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投身民主进步事业，迎接上海解放，所以，他对上海的“红色遗址”很感兴趣。

一次，简平特地给袁鹰带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编辑的“红色足迹”系列第一辑《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里面写了78处上海革命遗址的故事。

袁鹰很兴奋，立刻戴上老花眼镜看了起来，这本厚达500页的书沉沉的，但他却捧在手里，将整个目录读了一遍，然后对简平说：“你给了我一份我最想要的礼物，这本书太好了，里面写到的这些地方大都熟悉，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上海。”临走时，袁鹰还对简平提出一个请求，每一辑“红色足迹”出版后一定要给他，他说他会从中唤起自己对上海的更多记忆，简平立刻答应了他。

晚年，袁鹰每天不忘看书看报看杂志，《人民日报》《中华儿女》等报刊是他常看的。

一次，袁鹰游览成都宝光寺。寺中的1塔、5殿、16院让他十分感叹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历史悠远。在该寺主殿大雄宝殿，袁鹰看到这么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细细品来，他悟出了其中的禅机。在他看来，“了犹未了”实在蕴涵着朴素的真理。“了”是相对的、暂时的，“未了”才是绝对的、永恒的。对于他，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安下心来，利用未了的剩余时光，继续做未了的事。”得益于这副楹联的启发，晚年袁鹰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

袁鹰一直住在人民日报社的宿舍里，房子简朴却清静，他非常关注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情况。在一次出版座谈会上，袁鹰对在座的青年作家语重心长地说：“文学创作始终是个寂寞的事业，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是敲锣打鼓、披红挂绿的场合中走出来的，我希望青年作家能守住这份寂寞，专心写作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