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常识” 挑战“边界” 探索“可能” ——关于村田纱耶香的短篇小说集《生命式》的讨论
2021年10月22日，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举办了“珞珈·友声”文学圆桌会。来自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警官学院的高校师生,围绕村田纱耶香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生命式》展开讨论，分享了各自阅读体验。
《生命式》一书的译者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魏晨。“珞珈·友声”文学圆桌会由魏晨老师发起，由叶李主持，这次专辑呈现的正是讨论的成果。
于投向荒诞的一瞥中想象新的世界
叶 李：
“所有伟大的事迹和伟大的思想都有荒诞的开头”，村田纱耶香的《生命式》虽难以伟大论之，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出色的文学书写对这个判断给出大致的印证。小说集开头的几篇，起笔即是匪夷所思、“离经叛道”的故事，葬礼变为分吃死者遗体、男女自由交合以期促进生命孕育的仪式，人体的皮肤、头发、骨骼转为制造家居日用品之物料，凡此种种，不可不谓之荒诞。从作家十几年来推出的短篇小说里精选代表性作品而成的这本小说集，有力地显示了真正具有洞察力的写作者往往是从敲碎常态生活平滑完整的表象、洞穿现实秩序和日常合理性筑构的掩体之下的荒谬开始，表达对于世界、世人乃至自身命运的最深关切。敏锐地发现生存处境中的荒诞，意识到现代性后果导致的可能将至的灾难已然以危机性因素的形态潜伏在现实生活之中，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于现实与世界的浓烈悲观情绪、强烈否定以及对于未来的拒绝，相反，发现与揭示其实是激发人们破除固化的发展主义思维、现代文明的“常理”去想象一个更具包容性、打破“常态偏执”而开出人类生活新境的未来的前提——至少，在《生命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探索，哪怕它未必凝定成了完整的观念系统或者成型的“远景规划”，但是作者通过女性细腻的笔触传递的情思、奇想，已经足够令人领悟到她所有大胆的书写都不是基于“冒犯”世界与俗常的冲动，而是归于更为庄重的目的——于投向荒诞的一瞥中想象新的世界，探问合理的生活、良好的生活、身与心相协调且自适的自我在未来能够被如何定义？
《生命式》里的不少篇目尤其是最具荒诞色彩的作品现实感强烈又“未来感”突出。读者分明能从离奇怪异的情节与故事里感受到现实问题对于作者的触动，这些问题不局限于日本社会而是人类所普遍面对的重要问题，比如老龄化社会、少子化危机、城市化对于乡村世界及与之相系的生活方式、乡土文明的吞噬、现代工业时间与劳动制度形成的霸权对人的异化、传统家庭形态难以维系、现代性的空间、时间对人的生命完整性的切割、对人的肉身性的抽空等等，实际上《生命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作者从经验性的感受、生活观察与对于现实问题的省思出发，以艺术化的方式对当前的“大问题”做出的回应。但作品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比较特别。小说情节在结构里产生的意义、关涉的主题与现实社会中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发展危机、生存困境形成映照、对应，然而故事发生的情境却是超离于现实逻辑、现实生活形态之外的“未来性生存图景”。作者由未来而质询现实，由现实而想象未来，从现实的问题、生活观察出发，却寓目于具有未来性的生活情境。小说情节指向的现实问题都能引发人的会心之悟，情节的组合起的生活形态却偏偏是对现实的日常生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荒诞不经的事件、行为按照现实中习以为常的逻辑纳入到日常生活的框架中被合理化，于是更大的荒诞就出现了——“正常就是唯一被允许的疯狂”。一个结果是，把看似正常的日常生活逻辑或今天认为合理的理念推到极致，并绝对地加以贯彻，荒诞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这种荒诞早已存在，只是我们需要“极端化”的场景作为透视镜来使其被看见。另一个结果则是，按照今天被奉为圭臬的原则、定见、常识毫无自省意识地走下去，人的生活极有可能被逼到生存的“死角”，为荒诞所囚禁。从来如此的生活如果不被重新打量，如果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反省以现代性的扩张为鹄的和惟进化论的“进步”思维是从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出路，那么人类的未来将会变得可疑。
村田纱耶香按普遍的生活逻辑把荒诞纳入日常的轨道里运行，又把常态化生活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有缺陷的部分推到极致而视为荒诞的有机组成，这种“双向照见”的写法体现了她创作的“相对论”特性。作家取消流行观念、主流生活之道的可靠性，悬置那些可以作为独断的依据的“标准”，从而模糊甚至抹去了合理与乖谬、正常与异态之间的界限。在城市文明的驯化之下，割断人与自然、乡土之生命联系的生活与试图把城市变为“我的村庄”，通过“品尝街道上的植物”恢复人对于自然的生理感觉的“自我革命”，到底何者才是荒谬、何者才是健全的生活呢？读《品尝街道》这样的故事，我们很自然地会生出反省，警惕抱着充满傲慢的文明生活的态度来断定绝对合理的常态生活。揭出正常与荒诞之间的“相对性”并非作家刻意反弹琵琶，而是“视角”转换的结果。我读《生命式》中的一些作品，会联想到《庄子》——这是我的“远取譬”。陈鼓应先生说庄子借《逍遥游》，“树立了一个新颖的价值位准，人的活动从自我中心的局限中超拔出来，从宇宙的巨视中去把握人的存在”（陈鼓应：《<逍遥游>：开放心灵与价值重估》）。村田纱耶香在《生命式》中的视角倒有几分共通性——超脱人类自我中心的局限而观照人的活动的意义，思考人类合理的存在方式、生活选择，以此为前提建立新的价值基准，把握人与万物的存在，在超出人类范围的更大的视域内重构人与物、城市与乡村、有机体与无机体、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消解固有的等级秩序以及文化观念、性别角色上的壁垒、隔膜乃至对峙，重构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有了重新在生活版图里放置的可能，或者说生活有了被重新创造的可能，这是未来“为我们而来”值得期待的部分。实际上，作家视角转换的第二个维度，就是跳出现实而观现实，“打通内在的重重隔阂，突破现实的种种限制网”（陈鼓应：《<逍遥游>：开放心灵与价值重估》），从未来来打量现实中的万有，人从狭窄的现世与当今之常识的拘囚中提升出来，置身于未来而审视现实中的破碎、扭曲、变形、阻隔，设想谋求改变的路径。超脱于人的自我中心的局限与现实的限制网，人获得的是开放的眼光、态度，人的性灵也在自我的开放中得以舒展和伸张。于是，开放引向打通，向内打通自己——诚实而郑重地面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从心所欲，欲望还原为清白而纯粹的人之本然，由生命深处流泻出的一股暖意不为任何外在的价值观念而绑架，身体的魔法就是生命的真纯（《魔法的身体》）。“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融合”，人与物之间的扞格、物我之间的区隔被解除，人与物都从常识笼罩下的“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被解放出来，“物与人”甚至可以作为平等的生命，在感觉上实现“互通”。作者常取将物“人化”而将人作为物的存在的写法，有些类似《庄子》中“物化”的意味，消泯主客体之间的分限，赋予“化通”的可能。《拼图》当中人类是灰色高楼蠕动的内脏，混凝土的巨型长方体不是什么容器，它就是把人类容纳、融化于自身之中的生命体。相比有着清醒的觉知能力、发达的理性意识和丰富的情绪感受而始终觉得自身缺乏血肉活气、缺乏肉身性的早苗，前者或许更像生命体，而早苗则以意识活跃却失去了肉身感的形象接近了对于今天被异化、机械化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整体隐喻。
《生命式》中的小说有理念的影子，但作家并没有把小说关进机械的理念先行打造的窄门，在写荒诞的时候，交织着轻盈、细腻的诗意，让人领略到一个女性轻柔地抚摸生命体的触感。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生命式》以荒诞与诗意、沉重与轻盈的交融形成了复调的特色。一方面，用分吃死者遗体的仪式和仪式上的自由交合来祈愿、推助生命的降生，生命的生产以强目的性为导向，纳入到社会的统一安排乃至仪式化的活动尽显荒诞——折射今天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的危机以及解除危机的迫切将会把人类逼到怎样的伦理困局之中。另一方面，对于仪式化的生命式的大胆虚构又有退回到“人类童年”原始信仰的人类学依据，浸染“复古”的野朴气息。况且参加了生命式、与他人一起分吃了好友山本遗体的女主人公池谷真保，承受着山本的美意，又将这美意传递给陌生人，携着陌生人赠予的精液，在天地之间，在海浪的抚摸之下感受将精液填入身体的充盈、美妙。生命与生命融在一起，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人沉浸在海天的无垠里祈祷生命的诞生，赋予生命的创造以无限的诗意和从远古记忆里走来的庄严。借着小说中复合的“声响”、“混搭”的调性，村田纱耶香在作品里回避了单向度的叙事，使自己的思考归于“相对论”，她没有让自己成为独断者、疯狂的现实叛逆者。向荒诞注入诗意承载了她对于未来的更丰富的想象——进化是一种可能，然而“退化”，退回到我们远古的信念、与自然万物不分离的状态也许是创造新的美丽世界的另一种可能。“退化”允许我们以更敏感的官能向世界和自己敞开，来自宇宙洪荒和生命本身的神秘所具有的诗意使世界更加轻盈而清透。这里有一个女性出于对“怎样才能良好地生活”的追问向世界奉献的美和关怀——它基于性别，又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囿限，更多地体现个人化的充满包容性的艺术创造以及个人对于人性内涵的深厚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田纱耶香的女性意识就不是限制性的，而是对于艺术动能、“社会学想象力”的释放，显示了女性意识的一种重要意义或许是以无穷的开放性恢复每个生命面向世界发声的特殊价值，与充满宰制力量的现代话语构成张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村田纱耶香小说集《生命式》的“后人类”解读
魏 晨
村田纱耶香是一位近年来在世界文坛备受关注的日本当代女作家。2003年，初入文坛的村田纱耶香便以处女作《哺乳》获选第46届群像新人文学奖优秀作品，此后屡屡斩获野间文学新人奖、三岛由纪夫奖等文学奖项。2016年，村田纱耶香凭借《人间便利店》以压倒性的优势问鼎日本纯文学领域最受瞩目的奖项芥川奖，从此开始为大众读者所熟知。《人间便利店》中，她塑造了一位大龄未婚、没有正式工，安于在便利店打工为生的女性主人公，在作品中表达了与主流社会所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士的生存状态和反抗思想。《人间便利店》无疑是近年来日本芥川奖获奖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以其新颖的设定、娴熟的笔法以及深刻的时代性和思想性而风靡日本，累计销量已高达102万册。这部作品也迅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2018年4月，简体中文版在国内上市，中文读者们开始了解这位独具个性的日本女作家。
其实，《人间便利店》在村田纱耶香的作品中当属“小众”，是村田文学中题材和内容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也相对“温和”的一部作品。在18年的创作生涯中，村田纱耶香创作了如《杀人出产》，《地球星人》等众多题材各异，内涵丰富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以其离奇甚至惊悚的设定、打破常识甚至超越伦理的情节和直指时代症结的主题而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甚至被戏称为“疯狂的村田”。由于村田纱耶香的作品，特别是长篇作品大部分都尚未被翻译引进大陆，所以我们很难窥见其文学世界的全貌。不过，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的短篇集《生命式》中收录了她18年创作生涯不同时期创作的12篇题材、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和全面地感受到村田文学世界独特的魅力。村田纱耶香的文学内涵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解读，她的作品中既有对于当代日本劳动、家庭等制度的审视和批判，也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身体欲望表达，而在此我将村田纱耶香置于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高度，尝试探讨小说集《生命式》中对于未来人类命运的“后人类”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迅猛地巨变。人与机器结合实现人体机能的扩张，而机器则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之下越发趋近于人类，甚至超越人类。人与机器的趋同甚至“转化”，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何以为“人”的问题。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便指出我们正面临着“后人类的困境”，需要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探讨“后人类”的路径多基于科学主义的近未来想象，例如，具有反式乌托邦意味的科幻作品反复探讨和追问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后人类”社会危机。除了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危机四伏，人类对于自身主体性认知也同样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人类首先要尝试解放禁锢在人类身份之下的固有观念，尝试站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后人类身体的所能和局限性必须成为我们政体和文明社会各个选区的集体讨论和决策的对象，要采取非中心论的态度，更要抛开普世主义这样的人文主义原则和人类中心论的假设。我们现在需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自己，来尝试新的思维基本规划，找到什么才是人类共同参照物的基本单位。”卡里·沃尔夫在What is Posthumanism？中指出除了人类之外，环境也可被看作一种生命形式（lifeform），面对后人类未来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人类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类在物质世界上的定位。在村田纱耶香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她驱使卓绝的文学想象力突破“后人类困境”的尝试。与硬核的科幻作品不同，村田纱耶香从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入手，加入超越当下人类社会伦理常识的设定，从而利用富有冲击力的陌生化手段，来摆脱惯常的人类视角，搅乱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
在《生命式》中，在葬礼上分食死者并进行繁殖的设定对既定的人类死亡与繁殖关系进行解构与重构，而在《美妙的材料》中将死去的人类的毛发、骨骼、皮肤都看做可以利用的材料，将人类的肉体去精神化。在故事中，“不浪费死去的人体并将其灵活利用，并且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肉体也会被回收利用，做成道具供人使用”被普遍认为是“美妙的事情”，模糊了人与其他生物、人与为人所用的“材料”之间的界限，最后女主人公感叹：“100年后，我们会变成怎样的道具呢？会变成椅子腿吗，还是毛衣呢？或者说，变成时钟的表针？作为道具的我们大概会比活着的时间更长久地被使用下去吧”，从而颠覆了人与器物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支配等级关系。而《拼图》更是尝试塑造了一个缺乏生物感知的女性，她将冰冷的水泥大厦看做自己的器官，在主人公身上，人体、有机物与水泥大厦、无机物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物质，而可以相互沟通、甚至相互转化，进而成为一个整体。《风之恋人》中，村田更是大胆地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窗帘，并用第一人称从一个窗帘的视角叙述了一个窗帘与人类的三角恋爱关系。《波奇》中被公司不断压榨的上班族宁可退化为兽，充当小学生的宠物，“社畜”不如“宠物”，儿童豢养成人，这种略带讽刺的设定是对当下日本职场不合理性的揭露。这些作品有意识地模糊了死亡—繁衍、人类—其他动物、有机物—无机物的边界，用这些近乎离奇与诡异的设定来反射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所谓“正常”的空洞与单薄。
米歇尔·福柯指出现代社会中，权力介入“性”这一私人领域，通过调节生育来维持统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政治”。科技迅猛发展后的“后人类”时代，生物科技将生命政治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19世纪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性与生育之间关系的紧密联系将迎来新的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脱离性行为和两性关系而实现生育从技术上早已不是难题。与此同时，老龄少子化是困扰当代日本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让被社会赋予生育使命的女性不得不率先开始思考人类繁衍的未来命题。日本女性文学研究者饭田祐子就指出“再生产、生殖的再配置”问题已成为当代日本女性作家共同关注的重要母题。性—家庭—生育的体系是否会发生本质的改变？在村田纱耶香的文学中，经常会出现追问三者的新存在样态以及三者之间新的组合关系的主题。《生命式》整个世界观的设定便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前提。在小说中，葬礼上分食死去的亲友并进行性交，怀孕后可到国家机构“中心”生子，生下的孩子被称作“中心孩儿”。这一设定构建了一个将性和生育从家庭私域中完全分离出来的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而在《双人家庭》中，菊子和芳枝并不存在血缘和性关系，但二人依托友情组成家庭，试管产子共同抚养度过一生。村田纱耶香打破了性—家庭—生育的固有模式，对现代约定俗成的家庭观进行了大胆的重构与超越。在描写少女对性的探索的《魔法的身体》中村田纱耶香让少女和青梅竹马的远亲在摆脱所有既存观念影响的情况下，自发地探索出仅属于两个人的性体验，让主人公说出：“我们的快乐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发现我们的快乐，不背叛快乐，我们也不背叛我们的身体”。让性的权力回归到个体，也赋予了人类创造新的身体体验的能力。
在我看来，村田纱耶香并不仅仅是站在国别、性别或是世代的单一视角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是站在了更高更远的位置上，她仿佛将自己置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之外，冷静而又不失温情地注视着人类这种生物的日常。时代迅猛发展，村田纱耶香不断地通过看似离经叛道的文学想象力，带领我们尝试思考当下社会中“约定俗成”的陷阱，进行属于“后人类”时代的反思。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颠覆 超越 重建
——简评村田纱耶香短篇小说集《生命式》
谭杉杉
生活于被指认为“新伤痕时代”的21世纪，由于科技狂飙带来的信息大爆炸，作家们获取写作材料的途径已十分便捷，很多作家已经完全不倾听自我内心的声音，也无视自我在现实社会中的挣扎和痛苦，而只是致力于描写“客观”的对象，他们笔下的人物，不过是一个个观念化的人。女性作家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将自身经验灌注于写作之中，她们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并用自己的经验为“她们”润色。将村田沙耶香放在日本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坐标之中，与青山七惠、川上弘美等作家相似，沙耶香的小说以女性为中心，从女性视角切入当代日本社会，努力对女性困境、无缘社会、边缘群体、生态恶化、现代社会中的物化和异化等社会问题作出回应。同时，沙耶香耶继承了源自紫式部的文学传统，重视细腻敏锐的感受，精于纤巧的语言，擅长用微妙的官能书写推动叙事。
一、去“女性性”的女性视角
青山七惠的转型之作《快乐》和《茧》仍然将女性置于性别二元对立冲突之中，女性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深陷男性权力逻辑，毕竟现代社会是被男性、被他们具有工业性质的父权制度建立起来的。这一逻辑圈定了女性的活动空间，约束着她们的行为规范，并且给她们拟定了成功的目标。比如《茧》里面的舞是一个职业女性，家庭模式是男主内女主外，女性工作赚钱，男性在家里做家务，小说以舞子对丈夫的家暴开始，但最后以身份翻转、丈夫对舞子一次非常严重的家暴结尾。女性往往将她们要对抗的对象仅仅视为具体的男性个体，比如父亲、丈夫，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一权力逻辑，因为她们自己在生活中同样践行这一逻辑，因此她们的反抗最终是无效的。而村田沙耶香写作《生命式》，是有意要颠覆日本文学中传统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由这类人物形象发展出来的性别结构模式。她在小说中试图跳出男/女的二元叙事框架，模糊性别界限，塑造了另类的人群，另类的女性，她们虽然无法彻底摆脱男性凝视，对“自我”充满困惑，但是已经在尝试着拒绝本质主义的刻板化印象。女性最重要的力量在于朝向世界做出另类的选择，比如芳子和菊枝组建了仅有女性的双人家庭，芳子和菊枝是朋友，又是终身伴侣，她们性格相反，并非同性恋人，却比世俗意义的“丈夫”更值得信赖。再如《魔法的身体》中琉璃和志穗对身体、对性欲的坦诚。官能叙事是日本文学的特质之一，也常伴随争议，但村田沙耶香笔下的性描写一点儿都不会使人感受到那种淫靡、耽溺、窥视。《魔法的身体》最后一部分描写了琉璃自慰，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本质主义的界定对自己身体的本能探索，非常美好，关乎“性”但又与“性”无关。沙耶香的尝试超越了性别桎梏，显现出一种包容且自由的女性凝视，借由这种凝视，从身体、家庭出发，读者得以看向主流社会当中种种边缘的弱小的另类的人群，看向曾经被指认为他者的被放逐在文明之外的人群。
二、二律背反荒诞中的伦理秩序重建
在康德的哲学概念中，二律背反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是却相互矛盾的现象。《生命式》中充斥着大量的二律背反，大家认为把人吃掉是正常，生命式后在公共场合做爱造人是正常，将孩子寄养是正常；“我”却认为不食人肉是正常，在私密场合做爱是正常，亲自抚养孩子是正常。联系日本当代社会高龄化、少子化的严峻现状来考量，“无缘社会”的难题在沙耶香的笔下以荒诞的生命式仪式得以解决。死亡孕育新生，吃人诞生新生命，一个反常态的”常态“社会就此诞生，伦理秩序亦得以重建。然而，生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延续，还是为了将无缘的社会重新纳入有缘的轨道？除了对正常/非正常的思考，沙耶香似乎也在提出新的问题：“仪式化”的生育究竟有无意义？毕竟日本社会当下的伦理困境绝不仅仅是拒绝生育造成的，因此也绝无可能仅靠生育解决。《美妙的材料》中直树认为将人的尸体处理后制造为物品是残酷，娜娜却认为任由人的尸体腐烂化灰才是残酷。将人的骨骼、头发做成家居品和装饰品，在将人视为“物”的前提下建立的社会还能否被视为“人”的社会？也就是说，从重建的目的出发，重建了“非人”的社会，与人类社会的消亡相比较，哪一种结局更荒谬呢？
三、余论
此外，我注意到一点，由于指认荒诞之后人物形象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和沙耶香自己对传统的认识彼此矛盾的，沙耶香只能为她笔下的主人公描绘出各种实际上并无可能的逃跑路径，来唤起人们对这种矛盾性的关注。最后导致荒诞的故事有一个温情的结尾，看上去反而不那么真实，因为虽然表现出对叙述传统的让步，但又有一种膈应的态度。直树被父亲的皮肤制成的婚纱感动进而对自己一直以来秉承的观念产生动摇的同时，娜娜心中所想却是：“现在还不是道具的直树握住我的手指。作为生物而非物质存在的须臾之间，我们分享着彼此的体温，生活着。我意识到这短暂的时光宛若转瞬而逝的珍贵幻影，便紧紧握住了直树纤细的手指。”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反思“常识” 挑战“边界” 探索“可能”
——关于村田纱耶香的短篇小说集《生命式》的讨论
“圆桌会”现场合影
王之远（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在《魔法的身体》中，作者通过琉璃和志穗两个“半成体”传达了成熟的真意，由世俗偏见构成的傲慢的“成熟观”也随之解体。作者试图破除附丽于情欲的世俗滤镜，将情欲还原为独属于个体之间的发明创造。纱耶香的笔下却并没有对“成长”本身的崇拜，她没有把“通过磨练获得成长”视作一种成功。相反，像其他篇章里体现出的那样，纱耶香一直致力于用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反抗“被社会时钟裹挟的成长”《魔法的身体》展现出了更为温和的叩问与关怀，这样真诚、平静的诘问也许更有力度地敲打了我们的精神壁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直面身心与自我赦免的可能性。
江莼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正常”何谓？单独追问这一概念是困难的，所以“异常”就变得必需。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正常的，那“正常”这一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人类应该是习惯了“强行制造‘异物’，从而确认所属集团的‘正常’”。村田纱耶香认为正常是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的，现代社会中，人类集团习惯性对“异物”的制造，这种行为作者表现出一种讽刺态度。这也表现出一种日本“村落”社会文化——即“以交际能力和被他人认可的有无来清楚划分阶层”，这种文化中，有着极强的“求同性”和“排他性”，这一特点在作品中《孵化》这一故事也有着充分体现。
黄雨柯（湖北警官学院）：《生命式》告诉我们：荒诞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活，多元的生活面来源于当下的真实，而这一切冲突与较量则是时间赋予生活的沉淀以及拖拽其向前发展的洪涛巨浪。
何叶涵（武汉大学文学院）：《生命式》中“会议室”的场景，椅子整齐排列，间隔相当，具有先天的秩序性和分割性，人们的交流近于一种程式化的、目的性极强的信息交流，而当吃饭这个行为被放置其中时，便隐藏着程式化、目的性的色彩，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进食。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式》的主人公池谷和《拼图》主人公早苗与都产生了截然不同但极为明显的隔膜——例如池谷对吃人肉这个话题的反应是“应付着笑了笑”，例如早苗的零情感对其他拥有喜怒哀乐、生命活力的“生命体”的羡慕。她们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个体，是一个畸零的碎片。
吴子俊（湖北警官学院）：以社会发展走向的一种怪诞，看似不正常但又及其合理的未来社会，启发我的是迎合与包容的反思，村田沙耶香以略显尖锐的方式聚焦于人类的存在，也引起了我对于“自我”与“他我”以及对于“合理”二字的思考。
程楚桐（武汉大学弘毅学堂）：村田纱耶香在人与物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当下，通过人与物视角的置换提供了重塑自我认识新的可能，《风之恋人》从窗帘“风太”的视角唤醒读者对于物件的复杂情感，这些物品承载了多少复杂的情绪与记忆，抚慰着人类的痛苦不安。《拼图》用诗意的笔调将人际关系描述为肉体与悬挂在肉体之外的内脏，用这种“互为表里”的想象抵抗人的碎片化。
官雪莹（武汉大学文学院）：关于《风之恋人》，我觉得窗帘很像人的皮肤，它和奈绪子男朋友纠缠的那种姿态很像一片皮肤在触摸你的身体，这个场景让我想起电影《青蛇》里面青蛇和白蛇在一起亲昵的感觉。
武娅瑄（湖北警官学院）：《美好的餐桌》中那句“为各自恶心的食物干杯！”听起来荒诞离奇，但实则意蕴深远。同样地，这本书给所有读者带来的感受更是如此。不强求、不封闭，用更加包容、和谐的心态看待这个社会的万事万物。
汪一帆（武汉大学文学院）：我以为这一部《生命式》的集子可以抽出一条隐晦的精神线索，即文本中隐含的作者，“我”这个现代城市人为弥合自身主体的分裂而进行的一场疗愈之旅。到了这场疗愈之旅的终点《孵化》，那一个十分符合我们对现代城市人的期待的“诅咒这个世界，憎恨这个世界”“怪物一样”的“小晴”，才现出了本相：那也只是“我”这一认知主体虚造的假货，曾经那诗人对城市的诅咒如今只化为一声无可奈何又心安理得的叹息；当晴香卸下自己各种人设的面具时，我们也揭开了现代城市人认知主体（主观理性）的面纱，发现底下唯有一片虚空。《生命式》的确是村田沙耶香等现代城市人的一场自我疗愈之旅，但行到终途再看，却发现只是“狂人”式的治愈罢了。
刘挪亚（武汉大学文学院）：我想从“生命式”的“式”字谈起。式，从工、弋声。把事做漂亮而有规矩是工之范式。像物高高挂起来为弋之范式。工、弋两范式叠加。将漂亮的规矩的法则的当做样板展示便是式之范式。《说文解字》云：式，法也。式在最初，往往与法度规则相系。可是“生命”一词岂能用“样板”“规矩”“范式”来衡量。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漂亮的样板与范式”，是否高高悬挂，被大众所认可和追逐呢？我想这或许是这个世界的疯狂之所在。生命断不可用统一标准来裁量。因此，正如我们所见：后来各种样式，方式的出现，体现出社会对个性化的包容与肯定。但即使，生命式的式，用后来的多彩性的含义来理解，依然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无奈与悲凉。因为少有人能抗住社会的“群起而攻之”，更没有人能够逃脱生命最终的消逝，但我们能把握住的，是除了生命消逝以外的一切。我们与“正常”绝非对立，只是不尽相同罢了。有人在追求着融入大众的路上，鲜少保留了生命的独特与多彩。但我们何尝又不是在面临这般抉择，在社会的一些潜移默化中成长。
吴晓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村田沙耶香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摆脱了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她笔下女性角色有关性的感受或体验摆脱了“色情”与“肉欲”，女性的身体是有快感的、觉醒的机体，而非迎合男性窥视欲的躯体。村田以一种诗意的笔触描写女性的性体验，描写女性对身体奥秘的发掘。借用志穗的话来形容，村田的描写是“纯洁无暇”的，在她的笔下女性的身体“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她打破了传统文学书写中“女性身体”的陈规，也打破了女性身体被“观看”的陈规；她笔下的女性也在身体觉醒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身体独特的“魔力”，在享受与陶醉中认识自我、构建自我、构建女性主体。总的来说，村田沙耶香摆脱男性欲望与男性中心的话语控制，以透明的滤镜描写女性、女性身体与女性性意识，一定程度上剥离了男性的凝视和色情幻想。她笔下的女性开始正视自己的性欲望、拒绝男性的性压迫与性暴力、探寻身体的奥秘，对于女性个人成长和自我认识的不断革新具有重大价值。
张仕博（湖北警官学院）：上野千鹤子《厌女》可以对应村田沙耶香作品中的三个方面：母亲对女儿的厌恶，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女性蔑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风之恋人》中，奈绪子和窗帘的爱恋；《魔法的身体》里，女性也有“梦遗”，通过自慰达到性的高潮；《双人家庭》里，非传统的家庭结构，她们不是女同性恋，却陪伴了彼此一生……我相信，这些叙事是村田有意为之，她故意弱化男性，不是制造一种性别对立，而是以一种轻松的笔触告诉我们，女性不应该再沦为“性的客体”，应独立而有权利地选择性、体验性的快感。女性被作为一个被大众化的少数派，她们会拿出怎样的武器，破出怎样的出口？这是一道没有答案的命题，但我能感受到村田为少数派的证明与救赎。
张博瑾（武汉大学文学院）：“生命式”其实是一个将人类的种群存续焦虑和个体的存在困惑纽结在一起的“装置”，它将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纠葛以及个体之自我与共同体的双重破碎暴露出来。结尾海边的集体交媾的场景具有极强的寓言性：象征着疯狂的“我”与代表着“正常”的“他们”在海边殊途同归，“我”意识到“我们”有着同样的前史，都曾作为哺乳动物从海洋走向陆地，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纪元；“我们”亦有着同样的未来，终将从陆地走向海洋，退回历史的起点化归虚无。“我”和“世界”都是一种发明，终将被历史的潮水修改面容，最终杳然无踪。正是这种悲剧命运的共通与共担取代了乐观主义的、自欺欺人的“食用生命，创造生命”，成为个人真正与共同体发生干系的契机。至此，一种“坦然的绝望”随着潮水翻涌之声悠然而起，而这正是《生命式》的美学意蕴所在。
杨心蕾（武汉大学弘毅学堂）：这本书的主色调，我觉得是红、白、灰。“红”与“白”是生命的主色调。书中每当谈及生命、人体相关的话题时，这两种色彩最为突出和常见。而“白”除了与生命的关联外，还有着纯洁、希望等寓意。“灰”是无生命物质的主色调。在《生命式》中，红与白已经可以被视为指代人体的符号，吃人肉的仪式现场就是一片红与白交织、相融的天地；灰在整部小说集里的出现无一不是与冰冷的物体、冷酷的心情和压抑的氛围相关联。当色彩从物质世界进入文学作品时，经过了作家的审美和创作，它就成为了作者思想感情的物化形态，成为了一种符号，主要起到比附、暗示某种有形的事物或无形的观念的作用。
杨舒兰（武汉大学弘毅学堂）：我在阅读《生命式》的过程中想起了与村田沙耶香在本国文学界地位相当的80代韩国作家金爱烂。她的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与《生命式》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她们都写出了现代人的疏离与困惑，呼应着这个时代弥漫在东亚年轻人群体中隐忍的彷徨——身处日韩这样财阀掌权、贫富悬殊、少子化焦虑弥漫的社会里，他们似乎无法动用自己的感觉去追问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否正常。当沙耶香将人体肢解、循环利用到角质层，模糊正常/不正常的边界，以调味后和商品化的人体来冒犯读者的感官时，当金爱烂以蟑螂和无处不在的虫子隐喻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时，她们都在试图调动读者的全部感官去感知一个事实：一个靠“正常”来遮蔽危机真实形态的社会是最疯狂的。金爱烂与纱耶香虽然关注到年轻一代普遍的敏感疏离和高度的个人主义，但她们并不用消极、批判的笔触审判他们或提供指导，而是选择指出“我为了成为普通人，要比别人加倍努力才行”。她们写出了现代人在同一种悬浮状态下相似的脆弱，这样的生活状态成为了重新连接人的自我与社会的索道。
钟宇晴（武汉大学文学院）：村田纱耶香作为当代女性作家，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强大的书写能力。《生命式》一书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些焦虑、孤独、扭曲，还有现代社会对人类的异化，都在作者深刻的洞见中得以细致体现。结合很多具体篇目，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比如，《巨大星星的时间》这一篇充满着童话的风格，却也让人感觉是一种透露着悲哀的隐喻。在小说的那个国度中，人类永远无法进入睡眠，这让人想到，好像我们一旦选择了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就再也难以停下来休息了，哪怕极为疲倦的时刻，我们想要选择片刻停歇，却总是难以实现。高速发展的代价是情感的钝化与淡漠，这何尝不是现代人被卷入快节奏生活后一种无法回头的无力感。最后小女孩对小男孩说：“我们一起晕倒吧”，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期待，可终究无法实现，于是也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现代人的无力感。《波奇》一篇中，在工作压力的摧残下，人变成呆滞的宠物，失去了作为人类的尊严，嘴里还一直喊着“liang dian zhiqian zuo wan”（两点之前做完），这也体现着现代高压社会对人的异化。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为甲虫，这种相似的、现代社会对人的极端异化，使人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充斥着绝望而悲哀的色彩。在书中，作者将这些深刻而真实的现代危机以一种极端的、荒诞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她的书写或许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知道这些“生之忧患”并不遥远，而这些作品的阅读，正是我们反思的契机。
颜嘉雨（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在我眼中的本书的特别之处，除却了一般意义上情节的出格甚至猎奇，最为可感、值得讨论的是其呼吁了一种审视“他者”的目光。其一是自我之中的“他者”——常常被忽视的潜意识。作者在序言中反复提到了自己在不同阶段运用“潜意识”进行写作，事实上在文中也体现了各个意识层面的潜意识：有的关乎情感判断，像在《美妙的材料》中主人公对“什么是‘残酷’”的自问,到底是把尸体火化还是制作成日常用品更残酷呢？有的关乎生活习惯，例如《巨大星星的时间》中关于“谁也不睡觉”的特殊作息惯例，《美好的餐桌》”每个人吃的东西代表它的文化“的饮食思考。另一种“他者”较为常见，是社会中的他者——社会中癖好特别的边缘化群体。有趣的是，作者在书中把现实中的“大众”和“小众”倒置，让多数读者作为社会主流中的一员体会了一次作为“他者”的感受。文中呈现出的对不接受主流观念人群的态度总体仍然是尊重的、友善的，主人公往往能够接受异质性，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必求同，《美好的餐桌》就呈现了“强迫别人接受这些是错误的观念”这样一种共识；同时，他们关注边缘性，尝试着偶尔因为种种感性因素向小众妥协。《品尝街道》里“我絮絮念着这些柔情的语句。这些记忆渐渐潜入小雪的身体。“小雪也乐于品尝野菜、亲近自然起来。这种对待”他者“的态度提醒着我，对异样、边缘的小众群体即使不欣赏，能否保持倾听的态度，即使不认同，能否温和展示自己的困惑？这种不必求同看起来有些冷淡且各不相似，但它关注主体间性，互不干涉、极其自然，抛掉了话语权和优越感，带着原始的可能性与真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