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吴福辉:最是诚恳一书生
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计蕾  2022年01月17日09:09

原标题:最是诚恳一书生——怀念吴福辉老师

2021年1月15日早晨,一上班就收到李洱发来的一条微信:“季红真早上发来微信如下:噩耗,我爸今天早晨在家中突然去世,医生初步诊断是心脏病发作。万分悲痛。文学馆方面我没有联系的方式,看能否告知。”看完脑子嗡地一下,第一反应是又有一位文学馆的老同志去世了(就在不久前,去年9月9日,馆里的退休职工李家平先生因脑梗去世),是谁?李洱也一头雾水不知道。我赶紧给季红真老师打电话去问,才知道竟是吴福辉老师儿子发的微信,吴老师今晨在加拿大病逝了。简直不能相信,我元旦那天还给吴老师发了祝福短信,他也回复我新年平安快乐。这消息不是真的吧?!令人难过的是,当办公室同志和吴老师儿子吴声雷通过电话之后,确认了这个事实。由于吴老师远在万里之遥,我们连告别仪式都无法举行,这份悲伤无处托放,我不晓得如何是好,就那么愣怔着。接受不幸是需要时间的。

我1989年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就认识了吴福辉老师,到2019年他移居加拿大,算起来整整30年。可能是熟悉的缘故,并不觉得有那么久,仿佛不过十几年的样子,吴老师从我一开始见到他,到他前年去加拿大,好像就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听他一开口就是浓重的东北口音,但吴老师骨子里却是个上海人,对上海有着解不开的浓浓情结,更是开创了海派文学研究的新路。他出生于上海,长在一个中产市民家庭,童年的生活富足无忧,在那里读到小学六年级才随父亲的工作变动举家迁往东北鞍山,一直到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王瑶先生的高足,在东北待了将近30年。在东北的成长经历,让吴老师成了南人北相,在饮食与穿戴上也是糅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虽说在北方生活的时间更长,但南方的细致不曾为北方的粗犷抹去。吴老师爱吃甜食,穿着干净整洁,常常是一条牛仔裤配一件休闲西服(肘部带一块椭圆形补丁的那种),一点点小讲究,配着好听的男中音,一派潇洒风度。他在饭桌上喜欢给我们讲上海的掌故,石库门,亭子间,南货店,海派文化,张爱玲,爱文义路,虹口公园,良友画报,用的是一口东北腔,让人感觉反差有点儿大,听起来很有意思。搬到新馆后有一年,我很惊讶地发现吴老师还烫了头发,不是那种夸张的,只是有一点点波纹,却蛮有味道。吴老师是个爱美的人哩。

虽然在万寿寺时期吴老师就已经是文学馆副馆长,分管学术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工作,但一点没有架子,我们也不用职务头衔称呼他,都是叫他吴老师。我刚来文学馆就被分配做征集工作,之后做文学展览,没有在他直接领导下,但却从他那里受益匪浅。1998年我刚调入展览部做文案,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文学馆新馆的大型陈列《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布展大纲和展览脚本。当时我接到这个重任不知如何下手,要展示100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涉及那么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既要展示全貌,也要突出重点,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过同类型的文学史展,对我这样的新手真可谓“麻了爪”。好在那时展览部主任唐文一已经做过多次作家展览,有较丰富的办展经验。他指导我先通读几个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掌握全貌,再走下一步。那一年多,我恶补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唐弢与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现代文学部分,以及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在《三十年》一书中,吴老师他们“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王瑶先生语)。且不说钱理群和温儒敏先生,书中吴老师对茅盾、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评述深得我心,在后来的展览解说词中,对这几位作家的介绍,有的地方就直接引用了吴老师的文字。并且《三十年》一书中的“本章年表”太有用了,对我们查找资料、选择展品简直是超级省力的指南,因为在展览中展示的作家作品都要用初版本,单篇文章也要用最初发表的报刊内文,“本章年表”为我们省去了大量查找核实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吴老师与杨犁馆长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我手边少不了的工具书,他们真是造福后人,我直想给这些先生们鞠个躬哩!我和唐文一合写的展览脚本几经修改,四易其稿,还请了吴老师和北大、清华及社科院文研所的专家学者审读,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在学术上予以支持。2001年夏天,我们完成的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展》获得了国家文物局评选的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舒乙馆长带着我去杭州领的奖,回来吴老师满面笑容地向展览部表示祝贺,我说吴老师,这功劳簿上可有您的一份,我可是抄了不少《三十年》呢。吴老师笑着说那要请我吃顿饭才成啊。令我愧疚的是后来那顿饭也没吃,一直欠着。2016年,温儒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文中介绍说这本书30年间印刷了50多次,印数达150万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学术成就!

吴老师著述丰厚,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诸作引领风气,影响深远。他送我的《石斋语痕》和《石斋语痕二集》,都是很好读的学术散文。比起大部头的文学史研究来,这些两三千、四五千字的学术散文,常常是笔端带着感情的文字,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是“追求文采却不允矫饰,笔调在松动些的论文和活泼不过分的散文之间”,既是“微型的学术史片断,是文学史大厦的一粒小的泥石”,也是展现他人生经历与学术经历的朵朵浪花。吴老师在《我们这一拨儿人》一文中为他们这代学人画了一张群像,他们有“阳光的性格”,却因时代的缘故,均受过革命的洗礼,在生活的熔炉里,体悟了人情世故,这样给他们“增加了看事情的下层立场和民间立场”,吴老师认为这个对于人文学者尤其重要。并且“因为知道自己知识结构是有缺欠的,到了老年,他们还大半具有再学习的兴趣,保持着因探索知识而长久快乐的人格特征。”这些话也是吴老师活脱脱为自己画的一幅自画像。他做的学问那才是扎扎实实的学问,那对现代文学史料的熟稔程度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真是承前启后,泽被未来啊!

2016年,吴老师把自己心爱的藏书整理出4000多册捐赠给文学馆。2019年2月份,吴老师又给我打电话,说还有一批书刊三四千本要捐给馆里,他说“馆里”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家里”的口气。等我下一周准备了80个箱子要去的时候,吴老师却因为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说是肠胃不好,先在友谊医院,后又转到中日友好医院治疗。我和馆领导要去看望他,他不让。我很后悔没有坚持,以为上了年纪肠胃出点小毛病是常有的事,应该没有多大碍。一个多月后吴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是出院回家了,你们可以来搬书了。我们到了潘家园他家一看,吴老师瘦了快二十斤,也不复原先中气十足的嗓音,虽然大家开玩笑说吴老师瘦出了仙气,我暗暗吃了一惊,心里很难过。吴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还和原来一样乐观爽朗,指着家里到处都是的书说哪些是给馆里的,哪些是馆里已有他想捐赠给他鞍山母校的。吴老师做事真是细致,他说因他和严家炎先生的书有很多相同的,严先生的书已先捐给了文学馆,他的重复的就筛出来,免得馆里复本量太多将来涨库,不如把书捐到别处发挥更大的效用。在大家装书的时候,吴老师把我拉到一旁,拿出一个大牛皮纸袋说,这是我珍藏的一部分作家书信,有241封(之后他又找出了19封名家书信给文学馆),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我已经筛掉了,只把钱锺书、杨绛、沙汀、艾芜、卞之琳、吴组缃、萧乾、唐弢、王元化、施蛰存、汪曾祺等老作家的信留下来,这些都是和我的研究相关的,也是重要的文学史料,你要放在馆里保存好。我开玩笑说您把这些名家的信拿出去拍卖吧,能买一套房子了。吴老师说,咱能干那事嘛!现在的人和我们那时候的不一样了,1982年钱锺书先生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是寄到鞍山的,信皮上署着钱锺书的名字,要是搁现在可能就到不了我手里了,还是那时候人纯朴。

吴老师家里除了书外,最多的还有石头,书案上、台架上、书橱里尽是石头,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喜欢石头,因其坚实,同时不乏圆润,正合王瑶先生所持做人宜外圆内方之说。”所以给他的书房起名“小石居”,“于是坐拥石头城,读写我文学,此为我的幸运,岂有他哉。”在商业大潮下,吴老师自顾自地专心致致地走他的学术之路,他的坚守是让人敬佩的。

在馆里,吴老师和周明老馆长曾有一间合用的办公室,里边堆满了书刊报。他多次从东南三环的潘家园跑到靠近北四环的馆里来,一边挑选他认为应当留给馆里的书,一边还把要捐赠的照片为我们标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好便于我们登记编目。周明先生开玩笑说,老吴,你别那么急,不能把事情一下子都做完了,慢慢来,要不然事完了人也该去见马克思了。吴老师说我得赶紧弄,想到的事就要做完,不然心里不踏实。他们像老哥俩儿那样打趣,开着玩笑,脸上是笑意盈盈的。记得吴老师在《慧星随笔系列总序》里引了冯至先生的一段话:“他们仿佛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迫不及待地要为人类做出一点贡献……”那时他心里就有预感么?为了他心爱的学术研究,为了他奉献了半辈子的文学馆,想做的事就要赶紧去做。

捐完书后,我和吴老师说想给他拍一个口述历史音像资料片,在他去加拿大之前。他先是谦虚地推脱,说我没有什么值得显摆的,不够格儿。我说主要是想请您讲讲咱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史,因为您是文学馆最早的筹建者,最早的一批文学馆人,1981年您就来了,从文学馆草创时期的筚路蓝缕,到建新馆的过程,您全程参与了,现在老一代馆领导杨犁馆长、刘麟副馆长已经故去,舒乙馆长病重,对这段历史您不讲还有谁能讲啊。不单请您,还要请周明馆长谈,我想把咱文学馆30多年的发展史留一个详实的记录。吴老师听完点点头说这倒是应当。于是2019年8月31日和9月1日,我们用了两个大半天拍了一部吴福辉先生口述历史资料片《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片长3个半小时。为此,吴老师认认真真地做了功课,由他的学生尹诗做采访提纲,通过师生问答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馆历史以及他的学术道路,由此让我知道了更多文学馆成立之初的曲折和吴老师自己的故事。我很庆幸我们录制了这部片子,这也许是吴老师最后的影像了。

2020年5月27日,吴老师把他写的一篇长文《百年翩跹》用微信发给我看,读完这篇记述他们吴氏一支家族的百年历史,我很感慨,给吴老师回复了一条说:“读完文章,感慨不已!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都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无法疏离。您要是有精力,把这一百年的家族史都能写成一部长篇了。”吴老师回复说:“谢谢表扬!能写一天就写一天,有个先写百篇回忆的计划哩!” 然而,再也不能看到了。

人生就是这样,常常对身边的人和事不够珍惜,总想着反正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最后却想不到就这样把机会失掉了。如果时间能回头,我很想做一个吴老师课的旁听生,多听听他讲现代文学课,听他从文学讲到社会,从文学讲到人生,那将会有多少收益呢。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不能了。

吴老师,愿您在天堂里,继续保持您那饱满的书生气,继续做您的文学研究。您的著作也会继续指导我们走学术的正路。

2021年3月10日 于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