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开篇的话

循着这条文脉，领略辽宁文艺最鲜活的样子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九一八”事变90周年。于此之际，回望历史，100年前和90年前的这两次大事件，对辽宁文艺而言，正是一个篇章的开端。

辽宁是文化大省、文艺大省，艺术门类丰富，创作资源丰厚，自上世纪以来，各艺术门类均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品、优秀人才，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群体、文艺流派，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

所有这些成就的叙事原点，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酝酿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触发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国仇家恨。

从那时起，东北作家群崛起，在延安的大熔炉中淬火新生。再次回到故土的文艺工作者，让革命文艺的种子遍撒辽宁大地，让现实主义精神这条血脉，贯穿于辽宁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70余年历程，成就了辽宁文艺深具地域文化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大工业精神等鲜明特征。

沿着这条辽宁文艺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和总结成就，提炼辽宁文艺的独特气质，着眼点仍在当下，让今天的文艺创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增强文化自信中，更好地打造和传播新时代辽宁文化形象。

我们采用了重回文艺现场的方式，与几十年里那些历久弥新的优秀作品、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有影响力的文艺群体、文艺现象、文艺思潮、艺术流派再次相遇。这现场，或是文艺家们的创作灵感来源地，或是已故艺术家的故居、纪念馆，更可能是他们正生活于其中的火热当下。在现场，很容易与他们产生时空交汇，可以想象自己也是这里的主人，在书房里、在田野里、在历史里，用他们的视角去看彼时的风景。

循着这条文脉，让我们跟着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回“故乡”，领略文艺最初最鲜活的样子。

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东北有一群年轻的作家，他们大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同时也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目睹了国土沦丧的过程。他们无法接受当亡国奴的命运，纷纷流亡到关内。

“九一八”不仅改变了东北的历史和命运，也改变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道路，他们将自己的创作融入社会剧变的洪流中，纷纷拿起笔，书写在故乡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东北作家群。他们是由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全国抗战文学的桥梁。他们的创作，以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预告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给东北文学和辽宁文学注入了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基因。

刚毅雄健磊落的地域精神塑造了东北作家群的文化品格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绵尽的远山……”这段文字出自东北作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开篇。

驱车从锦州市内一路向西北，热闹渐行渐远。当喧嚣的城乡接合部也被车轮甩在身后，大片大片裸露的缺乏水分滋养的土地开始闯进眼帘。远处，青山连绵。

随着车子渐渐驶近萧军的故乡——锦州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八月的乡村》中所描写的田野、远山、树林等元素越发多起来。

淹没在村里民宅之中的萧军故居既普通又独特。说其普通，是因为经过修葺后的故居仍然保留着当年辽西民宅的格局、特征与风貌；说其独特，则是因为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变迁，村里的大多数民宅已经多次翻新，越来越趋于现代气派，唯有这座故居修旧如旧。

在岁月长河中，萧军故居的建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东北作家群”的坐标意义——淹没在众多群体之中，但又因为具备时代特征、地域特色而独树一帜。

幼年丧母，再加之父亲暴戾，如此的成长环境让萧军形成了直率刚劲、敢于反抗的个性。在萧军故居的展厅里，悬挂着萧军青年时期的照片，那时的萧军，眼神凌厉，棱角分明的脸上，写满了不驯与反抗。

“厨房间的边缘钉着一圈狗皮，为的是遮风，因为北方的冬季，就是门缝一隙空，那风吹进来，也会使一天烧三十斤煤的火炉失去热力。”在《混沌》中，骆宾基寥寥数语，就写出了数九寒天里的东北生活的与众不同，以及寒风的野蛮与威力。

东北，幅员辽阔，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交错聚集的区域，在这片白山黑水的广袤大地上，渔猎、游牧、农耕文化相互交织。尤其是不少远古少数民族诞生在这里，他们的彪悍与果敢，既源自这片土地，又反过来对东北文化进行了渐进改造。

如果说远古历史文化成就了东北人文化性格的主色调，那么从晚清至近代，这片沃土惨遭列强蹂躏，这样的大环境，则锤炼出了东北人执着刚毅、雄健磊落、不屈不挠的地域精神。这样的文化品格与地域精神，已经融汇在东北作家群每一位作家的血脉与基因中，也呈现在作家们的文字里。

东北作家群带给文坛全新的场面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百转千回，总有一条幽径，通向这里，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昔日的鲁迅故居，今天的鲁迅博物馆。

“刘军、悄吟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选小说，昨夜交卷了，还欠一篇序，期限还宽，已约叶定一个日期，我们可以谈谈。他定出后，会来通知你们的。

悄吟太太的一个短篇，我寄给《太白》去了，回信说就可以登出来。那篇《搭客》，其实比《职业》做得好（活泼而不单调），上月送到 《东方杂志》，还是托熟人拿去的，不久却就给我一封官式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书店的派势……”

这是我们在鲁迅博物馆中读到的1935年3月1日鲁迅写给萧军、萧红的信。博物馆内，收藏着鲁迅致104位亲友的1140封书信，其中致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的信函有53封。这些书信，写于1935年初至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文采熠熠、辞趣翩翩的珍贵手迹，饱含着鲁迅先生与东北作家之间深厚的情谊。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作家陆续到达关内，大致活跃于南北两边。集中于上海的有萧红、萧军、李辉英、穆木天、舒群、高兰、罗烽、白朗、骆宾基、孔罗菰、林珏、耶林等。而北边活跃于北平（今北京）的有端木蕻良、马加、杨晦、于毅夫、丘琴、师田手、刘澍德等。

1932年，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同时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日救亡的小说《最后一课》。其后数年，作家萧军、萧红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舒群写出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写出了以沦陷后的沈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骆宾基写出了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了《登基前后》；端木蕻良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等等。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带给关内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令国人为之震动，引起文坛的瞩目。特别是在当时作为全国进步文化活动中心的上海，他们感受到了上海左联作家们的呵护与关爱，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提携。

鲁迅提炼出东北作家群的共有特质和意义

1934年冬，萧红、萧军逃离青岛，来到上海，从此和鲁迅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交往。鲁迅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译稿，看“二萧”小说初稿，改错字，向报刊推荐，为两位无名青年的新著作序。

1935年12月，鲁迅自己出钱，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纳入“奴隶丛书”系列出版。有人说这是“鲁迅伟大的心与东北文学之心从此建立了伟大而直接的联结”。鲁迅于“二萧”的意义，自然不止于为新著作序和出版，鲁迅对他们的创作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鼓励。敏锐的鲁迅用寥寥数语便捕捉到他们作品的闪光和可贵之处，对于尚处创作起步阶段的“二萧”而言，是极大的肯定。鲁迅不仅奠定了“二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东北文学入关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东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意义的生成。

今人品读萧红的文学作品，会沉迷于她独有的诗化气质，这种敢于打破传统障壁的精神气质，投射在文学作品上，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鲁迅一直所称颂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惨烈。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称赞萧红刻画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中，他预言：“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萧红与萧军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便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不加粉饰、无所顾忌的姿态，不加雕琢、随心而至的文字，把残酷、冷漠的场景画面，铺展到读者眼前，这让鲁迅视为知音。鲁迅在两篇序中的文字不仅是对“二萧”作品艺术特质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现代文学的某些共有特质和意义，第一次准确、系统地提炼出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