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戈宝权（1913-2000）先生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外交家、翻译家，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世界文学》编委。他曾多年从事普希金、谢甫琴科、奥斯特罗夫斯基、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和东欧地区许多经典作家的研究以及翻译介绍，成就远播海外。他从事的中外文化关系研究，特别是“鲁迅与外国文学”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在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里，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研究员从亲身接触和见闻出发回顾了戈宝权先生在研究鲁迅与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以详实可感的事例和书信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对待大小事都很认真严谨、性格平易、古道热肠的学者形象。戈宝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展现在我的眼前。先生是我的恩师，更是我在鲁迅研究工作上的启蒙老师。想起和戈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不禁使我回想起许多年轻时的往事。

精通多国语言，甚至世界语，他也可以翻译

记得1956年7月我刚从部队转业到鲁迅博物馆。一到博物馆就面临艰巨的建馆任务：陈列展览要在9月份完成；文物征集和资料收集工作要抓紧；访问和调研工作也要进行，时间非常紧迫。总之，工作头绪多，难度大。为了使陈列展览能按时完成，领导上将陈列任务分片包干，把鲁迅生平展的纪念部分交给葛坪同志和我负责。我在部队只是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对鲁迅生平，特别是鲁迅逝世20年来的纪念活动，知之甚少，尤其是国际上纪念鲁迅的活动知道得就更少了。为此，我十分焦急。当时博物馆的领导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把我们带到中苏友协找到戈先生，向戈先生述说了我们的难处，戈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要全力协助。不几天戈先生就亲自到博物馆来，将他收集到的苏联和有关国家历年来纪念鲁迅活动的照片和有关的材料交给我们，并帮助我们翻译出来，充实了陈列。

博物馆在纪念部分的陈列中还要求摆出鲁迅著作的各种外文版本及国外研究鲁迅的各种专著。这里面有十几种文字，二三百册。这对我们来说就更难了，我除了认识一点英文和日文中的几个“汉字”外，其他如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朝鲜文、越南文、世界语等都是一字不识。面对这些书籍如何陈列，真是束手无策。还是戈先生一本一本地帮我们翻译，每本都夹上他写的小条，有时不只翻译书名，还把书中的主要篇名也一同译出，有的还对作者和译者作简单的介绍。令我们惊讶的是，戈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甚至世界语，他也可以翻译。

在戈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很好地完成了鲁迅博物馆建馆的首次展览任务。这个展览当时曾得到各界的好评。

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外国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和博学，唯独没有学者的架子。我们在工作中遇到解决不了的业务问题都去找他，他从未拒绝过，也从未表示厌烦，而且每请必到。无论严寒或酷暑，他都是严格遵守时间，按时赴约。来时总是衣着整齐端庄，手里还拿着一根文明棍，颇有绅士的风度。他对我们这些博物馆的普通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架子。

我们无论问他什么问题，戈先生都兴致勃勃地为我们想方设法来解决，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中午常常和我们一起在馆里食堂吃饭。那时的伙食很一般，经常是煮白菜、炒豆芽之类，他从不挑剔，和我们一起吃得很香，并且从不忘记附上粮票和钱。为弄清一个问题，他常常是吃了饭稍事休息又继续干。

澄清罗曼·罗兰，是否给鲁迅直接写过信

戈先生对待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对待一些问题他都必须查到底才肯罢休，因而我们也常请他帮我们鉴定一些文物。

记得一次我们在整理许广平送来的友人致鲁迅的书信时，由于我们对这些写信人士的情况以及他们与鲁迅的关系不太了解，就请戈先生给予指导与确认。在这批书信中，有一封敬隐渔给鲁迅的信，我们不知其人，只把它当成一般的信件。而戈先生对于这封信的发现却喜出望外。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发现这封信时，戈先生那时的神态，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如获至宝。原来这封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和物证，可以解开鲁迅研究界半个世纪未解开的疑团。

从戈先生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在“罗曼·罗兰评鲁迅”的问题上曾引起了很多误会。在1926年时曾传说：“敬隐渔回国时，罗曼·罗兰请他带一封信托创造社代转给鲁迅，其中就有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后来这封信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到鲁迅生前曾对他说过：“罗氏写了一封信给我托创造社转，而我并没有收到。”许寿裳先生的回忆告知人们鲁迅对这件事的关切与遗憾。这样在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上似乎又增加了一件说不清的问题。

1947年8月30日郭沫若也曾在他的《一封信的问题》一文中（该文收入《天地玄黄》文集中）对许寿裳先生在文中所说的问题作了解释和辨正，并且说：“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怀疑的态度，当然我并不怀疑鲁迅先生，而是有点怀疑敬隐渔其人。”事隔数十年后的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新雨集》中载有叶灵凤先生写的《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谈到这几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戈先生的钻研精神令我由衷敬佩，他不只是仔细地研究了这封敬隐渔致鲁迅的信，还查阅与此有关的鲁迅日记、书信、藏书；同时还搜集了50年来关于罗曼·罗兰写信给鲁迅一事的有关文章。凡文章作者仍健在的，戈先生均与他们直接取得联系，了解当年的具体情况；戈先生还通过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去向法国图书馆查询。

记得是7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某日，我7时半左右就到博物馆了。一进大门，远远地就看到戈先生，他已站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外了，急切地等着我。原来，他是想告诉我他的一个重大收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已将发表敬隐渔翻译的鲁迅《阿Q正传》的那期《欧罗巴》杂志寄来了。”并带给我们一份复印件。此后每当他查询有所收获时，都欣喜地前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与他共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由于戈先生掌握了全面情况，并对此事作了全面分析，因而能对这件事做出正确的、让人们信服的结论，澄清了五十年前的一场误会。戈先生的结论是：罗曼·罗兰并没有直接写过信给鲁迅，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是在给敬隐渔的信中写的，并没有公开发表过。从当年在法国和敬隐渔一起留学的孙福熙的回忆，和见过罗曼·罗兰写给敬隐渔信的林如稷（当时仍在世）的回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评语的内容正如敬隐渔致鲁迅信中所述：

“鲁迅先生：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与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像遂留在记忆里了……’（原文寄与创造社了）。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载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

这样，戈先生就为鲁迅研究界澄清了一桩历史公案。戈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并说：“根据几年来努力查询的结果，至少把五十年来没有弄清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罗曼·罗兰是否写过信给鲁迅，和罗曼·罗兰如何评论《阿Q正传》的问题，比较澄清了一些了。”

再有，关于《阿Q正传》的最早译本是王希礼的俄译本呢，还是梁社乾的英译本？在戈先生论证以前，人们均误以为王希礼的俄译本为最早的译本（为1929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笔者注）。戈先生研究了世界各国各种文字的《阿Q正传》译文后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梁社乾用英文翻译《阿Q正传》，无论从翻译还是从出版时间上都比敬隐渔的法译本和王希礼的俄译本为早，因此应该说，最先译成欧洲文字的《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就是梁社乾的译本（为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注）。至于说翻译鲁迅作品最多的国家，根据大量的资料证明，是日本而不是苏联。”

建议出版注录翔实、准确的鲁迅藏书目录

戈先生不只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难题，还常常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1958年我们编辑了一本《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出版后送给戈先生一套。戈先生看过书以后，除了称赞和肯定了我们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给我们以鼓励外，还认真地提出书中的错漏。其中有一条意见，确实使我们大吃了一惊。它暴露出我们编辑工作上的一大笑话：我们把法国路易著的《美的性生活》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编入“生理卫生”类了。这不是由于我们偶尔的疏忽，而是因为我们在书籍分类工作上犯了错误：没有仔细查看书籍内容，却仅凭着看书名就分类了。这一错误在出版工作上称为“硬伤”，反映出我们工作态度的不严肃，确实是不可原谅的，应深刻地吸取教训。

戈先生建议我们重新出版一本注录翔实、准确的鲁迅藏书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一本可以作为依据的工具书。除了应纠正类似前书中的谬误外，还应加上鲁迅与该本藏书的关系，如鲁迅日记、著作、书信等处提及概述的情况和评论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过去很多年我们曾为重编这本翔实的目录而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增加各种注录外，我们还把外文书目（包括日、德、英、法、世界语等等）请冯至先生和一些专家帮助译成中文，并做好了出版工作的准备。我们的老馆长王士菁先生也和戈先生一样，建议重编一本藏书目录。但因种种原因，这个出版计划至今仍未能实现。1994年冬戈先生在北京养病，我和王士菁先生一起去看望他。他虽在病中，仍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还嘱咐我们要全力做好这本藏书目录的出版工作。现在我已退休三十余年了，期盼后继的鲁迅研究工作者来完成吧！

戈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无论谁向他提出学术上的什么问题，他都不辞劳苦地为别人查找、解答。这些问题一般都难度较大、费时费力，而戈先生却从不推辞。

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保存了一份1975年戈先生为鲁迅《而已集》注释组在注释《鲁迅全集》过程中提出问题的解答稿，整整16页。我记得为解答他们这些问题，戈先生除了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外，还在鲁迅博物馆查了整整两天的鲁迅藏书。例如，为查出印度的一个比喻，他将鲁迅藏的几十种佛经都翻遍。因而戈先生提供的材料翔实准确，为人们所信服。这份材料戈先生除了给注释组的同志外，还抄了一份给博物馆留作资料。当时我国的复印机还极不普遍。戈先生是用稿纸另抄了一份——16页手稿。戈先生眼睛不好，但却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了实在让人感动。在给我们的那份材料前面，还附了一封信：

鲁迅博物馆：

今年5月上旬，广州中山大学鲁迅著作《而已集》编注组的李伟江和章崇东同志来访问我，询问《而已集》中的一些注释问题。经查阅多种辞书，我写成《关于本间久雄》《关于瓦浪斯基》《关于梭波里》《关于印度的一个比喻》《关于辛克莱》等资料六种，现各抄一份，供你处参考。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75年7月21日

那时戈先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仍不知疲倦地做一些为别人的工作添砖加瓦的事，做得是那样认真、那样执着。我认为在这些细致之处正反映了戈先生的精神、戈先生的为人。

我从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比较中，清楚地看到了戈先生的辛劳已被吸收在新的注释条目中了，欣慰之余，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这种默默奉献的实例，在戈先生是太多、太多了！

被聘为鲁迅研究室顾问，为鲁迅研究尽全力

1975年11月，为振兴鲁迅研究事业，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得到毛主席的赞成。鲁迅博物馆重新隶属国家文物局，并成立了鲁迅研究室，戈先生被聘为鲁迅研究室顾问。这使戈先生在鲁迅研究上有更好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按照毛主席的批示，鲁迅研究的重要任务得到了明确：争取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时把“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在这些任务中，戈先生尽了他的全力，给予指导并促成其实现。

为编好《鲁迅年谱》，戈先生和另六位顾问一起，提了很多建议，并给予许多帮助。在研究室研究人员的努力下，这部《鲁迅年谱》当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并成为具有一定权威的鲁迅研究专著。

对于《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戈先生更予以很大的帮助。为出版好这部书，首要的工作是开展好鲁迅手稿的征集工作——将散存于各处的鲁迅手稿收集并编入此书。戈先生主动承担向国外征集鲁迅手稿的任务。我记得戈先生曾积极建议向国外大使馆发函征集散存于国外的手稿。这个信函稿，也是戈先生亲自拟的。后来通过国家文物局，由外交部发往各相关国家的大使馆。

在这封信的启动下，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77年4月捷克大使馆通过信使带回来的，他们给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一封密信，随信还带来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保存的鲁迅给他的两封信和鲁迅为普实克译《呐喊》写的《序言》原稿。

捷克大使馆在写给王冶秋的信中谈到：大使馆在接到外交部转发的征集鲁迅手稿的信以后，他们曾在我国驻捷克大使馆邀请捷著名汉学家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席间谈及征集鲁迅手稿，准备出版《鲁迅手稿全集》之事。这些汉学家得知此事时都非常高兴，表示要尽力支持。此时正值中捷关系紧张，而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普实克老人不顾这些，亲自带着他珍藏多年的三件（5页）鲁迅手稿，步履蹒跚地来到大使馆，热忱地表示，要将手稿无偿捐赠给中国鲁迅博物馆。此后从日本也频频传来捐赠鲁迅手稿的佳音。这正是戈先生倡议向国外开展征集工作的收获。

1981年为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戈先生忙得不可开交。国内、国外的纪念活动及学术讨论会都邀请他参加。1985年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鲁迅博物馆请他编辑一本《拈花集》，他更是全力投入。这本《拈花集》是鲁迅生前拟编而未编的苏联版画集，今天编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其中的版画作者大部分已不在世了，要对每位作者一一作出介绍，必须通过苏联有关方面调查了解。为此，戈先生很费了一番周折。但在戈先生的努力和鲁迅研究室李允经先生的协助下，这本版画集终于在纪念日前夕编辑出版了。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戈先生不顾汗流浃背，赶着写出了17位版画家的传略并把120幅版画作品核对和编排好，一起送到博物馆，并附了一封信：

李允经、叶淑穗两同志：

你们好！

这几天“战高温”，终于将《鲁迅与苏联版画艺术》一文和17位苏联木刻画家的传略写好。现送上，请你们仔细审阅，再把意见告诉我。

《拈花集》样本一本和借用的各书也一并送还，请查收为感！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85年7月23日

信虽简略，可此中的甘苦却是一言难尽的！

几十年来戈先生不只为外国文学更为鲁迅事业艰苦奋斗着，而对我们这些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我们敬重他，并且尊他为可以信赖的师长。我们每每有困难或需要支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戈先生。

1982年我们六位同志合编了一本《鲁迅与世界》，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这是我们出的第一本书。而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未出过书的，在鲁迅研究界仅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徒弟，要将这本书推销出去，是有一定困难的。在此时我们唯一想到的就是戈先生能帮我们。于是就大胆地找到百忙中的戈先生，请他给这本书写一篇介绍。戈先生欣然接受，他挤出时间很快为我们写了一篇介绍——《喜看〈鲁迅与世界〉画册》，并附了一封信：

叶淑穗同志：

你好！

我从昆明、桂林、长沙等地访问和讲学回到北京后，就忙得不可开交。先为《新文学史料》赶写了《和茅盾同志相处的日子》的续稿，又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校了一大本的《谢甫琴科诗选》，最近还要到青岛去休养。因此，在行前把你们约请写的文章赶出来。

承你惠赠《鲁迅与世界》画册一本，非常感激！请你代向这本画册的编者孙瑛、陈漱渝、彭小玲、王燕芝、韩霭丽等其他同志问好，感谢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本画册真是“先得我心”。但我觉得这本画册的墨色太淡，加入黑色（或深蓝色）印，也许要比淡棕色为好。颜色深一些，看时既清楚，也可从画册上复制。还有外国翻译介绍鲁迅作品的国家和文字，据我最近应王永昌同志之请写的文章中所作的统计，约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种语言文字，我想这本画册如有再版的机会，可稍加改动。

又这本画册你们是否还有多余的，如能再给我几本，我可代你们寄到日本、法国和美国等国去。

文章共写了近两千字，请你们先审阅一下，然后再送《人民日报》编辑部。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82年5月27日

戈先生在那篇介绍和这封信中，除了肯定出版这本画册的意义外，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弥足珍贵。可惜那篇介绍的文章当时未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再送给别的报刊时，又因延误时间，未能刊出，以致使该稿一直搁置至今，愧对先生，多年来本人深感内疚。

戈宝权先生的一生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的事迹早已载入国家史册。本人所诉虽是先生生活中的点滴，却也能鲜活地展现先生的崇高品德。谨以此表达学生对先生的感恩和追思。

作者简介：叶淑穗，女，出生于1931年，原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曾担任鲁迅博物馆文物组组长，著有《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鲁迅文物经手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