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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是近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不论是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梁漱溟、钱穆、胡适、陈寅恪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受他的影响。胡适曾在《胡适留学日记》里写道：“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多万字，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方面。

以救国为“主宰”涤故更新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他说：“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但“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梁启超治学“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他一生都在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自己的学术理论，“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在日本，他广泛接触研究西方启蒙思想。美洲之行，他看到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贫富分化，转而研究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学说。游历欧洲大陆，他目睹一战后资本主义文明受到质疑，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旋即投身用西方科研方法整理国故，建设新国学。五四运动前后，他组织的共学社也曾大量翻译出版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社会主义的著作。因而，郑振铎评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惟务求国之独立。在梁启超多变的思想中，始终不变的是为救亡图存而治学的信念与责任。爱国主义是他一生追求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源泉。他认为为学要“立乎其大”、要有“头脑”和“主宰”，“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曾表明自己办事的宗旨未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方法则可以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

找着方法去自求与协作

梁启超认为，“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

要学会点石成金的方法。梁启超把做学问的方法称为“点石成金的指头”。他认为，做学问不仅要看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去自行探讨。如果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又能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那么，用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他注重和倡导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知读书之先后次第。他重学术源流、历史沿革得失、中外比较。为帮助留学生更好读书他写了《东籍月旦》，评价日本学说并用目录学的方法，将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认为“凡求学者，必先治普通学”。他曾列出青年学生无论文理都必读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若未读则“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西学书法》说明了读的先后缓急。他还主张求西学应选择，否则“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

第二，“读书莫要于笔记”。梁启超认为“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他说，笔记是围绕读书中的注意点抄录，抄书是提起注意和继续保存注意最好的方法。读第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换一个注意点，几遍之后可以同时注意几个点。而且“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如果勤于抄录就“可以渐进于著作之林”。虽然笨极了苦极了，但是真正做学问的人离不开这条路。

第三，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梁启超评价颜元时说，“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认为以实学代替虚学，以动学代替静学，以活学代替死学符合教育新思潮。他积极创办学会、学堂、报刊、译书局，规划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

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对于巨大庞杂的研究，梁启超主张联合有共同兴趣的学者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体系。因为，大量输入世界学说必须按其本来面目并有条理本末，方能供国人研究之用，“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整理旧史如“披沙拣金”不仅辛苦，而且“淘金之术”不精则会“取沙弃金”，要“联合国中有全学兴味的学者，备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他曾介绍梅文鼎既不“薄古法为不足观”，也不株守旧闻。他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勤“攻”并调之以趣味

梁启超说，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责任心和兴味做基础的。“‘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

读书就是攻书。梁启超一生求知欲强，好学成癖，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工作量惊人，即使在病中也著述不断。他认为学问之道没有现成饭可吃，要很好体会古人所说读书就是攻书的“攻”字。“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在求学治学的辛苦中锻炼自己的创造才能。在给孩子的信中他说“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同时，做学问“不必太求猛进”，如果像罐头，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让所熬的消化融洽而“实有诸己”。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他认为“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并把学问趣味多称为“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象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做学问的人，学业占了全部生活的主要部分，学业内容的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的充实扩大是成正比的。所以，宜在专门科学之外，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

贵专精又须以博涉为辅

梁启超认为“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且，学者读书少的时候，不真正明了自己适合做什么。在博涉中可以引起问题，发生趣味，确立深造和专攻的领域。

无涉猎则不能通。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则不能触类旁通。他提倡每天读的书应分为精熬类和涉览类。涉览主要用来训练眼快，博搜资料。对于一门学问，他主张求真求博求通。先要知道“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为什么如此。博是为了弄明白事物真相，要对同类和相关的资料进行贯穿比较，而且越多越好。通是要注意一门学问与其他学问以及自身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他说，“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显微镜生活”的毛病，镜里头的事物看得详细周备，镜外却完全不见。

无专精则不能成。周海粟曾问梁启超“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答曰“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治学要深厚，“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个人要以十之七八的功力用于专精，十之二三的功力用于涉猎。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一个渔夫同时撒一百张网是不可能捉到大鱼的。读修身书应以守约为主，博涉为辅。守约法即“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关键要饮得透，将其在心中、口中念到极熟，体验到极真切，遇到事就自然会运用，运用多了就成为自己的一种人格力了。而治史学则须“贵专精不贵杂博”。无论多大的天才和精力，包办全史是不可能的。要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的兴趣和准备研究，做到透彻周备。如还有余力，再做旁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