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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经世:晚清“保存国粹”与国语运动视野下的文论
来源:《浙江学刊》 | 时嘉琪  2021年07月28日07:35
关键词:学人读旧 国粹

提要:晚清国粹主义者的文论在“保存国粹”和国语运动的双重主题下呈现出鲜明的“经世”特征。他们的文论包括对“文”的界定和依此作出的文类划分,以及小学(字音、文字)两部分。为回应西学对中国文教传统的冲击,国粹主义者在西学新知的启发下提炼、发挥传统文论和小学义理,提出具有国族和时代特色的新文论,并以之对抗国语运动中“废除汉字”的号召。通过对国粹主义者的文论进行共时性考察,既可以观照其回应时代的“文教”需求的一面,也能够更好地分析不同论者的立论角度与共同的论旨,以避免单独分析特定论者观点时可能产生的偏颇。

关键词:文论;《国粹学报》;保存国粹;国语运动

一、引言

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新小说》第一期,径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关乎国民之人心、人格,也关乎一国之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和学艺,可“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此论一出,小说一门振起。[1]而刘师培1907年12月仿拟梁文标题所作的《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一文,却指斥稗官之文不可采信,而文中名士风流的桥段却足使士林“竞为放诞之行”。何以刘师培会鄙弃小说这一受西方及日本青睐的文学体裁,他是有意与梁启超立异,抑或有着自己的严合、完整的文论体系?

事实上,在1907年前后的国粹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新小说”一度陷入了消沉。[2]这一现象诚然可以作为国粹思潮影响于特定文类的症候,但仍需追问的是,以刘师培为核心的《国粹学报》诸君,是否共享着某种体系化的文论,来为彰显本国独特的文明形态以及实现文教、文化的理想,提供坚实的理论助力?若有,这种文论为何,国粹主义者又是如何建构这一文论的?

《国粹学报》

国粹主义者的文论乃是一种整合传统文论、小学与西学新知,同时呼应国语运动的极具时代特色的理论。[3]它包括论“文”和小学(字音和文字)两部分,前者是对“文”的定义以及据此进行的文类划分,后者又可分为声音与字形。与传统文论相比,晚清国粹主义者的文论所载的“道”并非天道,而是民族国家的理想。《国粹学报》自创刊伊始,便以强调“国”与“学”的依存关系为己任,“文”是“学”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文教本身也关系一国的治理和教化,故国粹主义者的文论与他们的国族想象息息相关。另外,文论中对字音和文字的讨论,能够回应晚清切音字运动和统一语音的呼吁。要之,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国粹主义和关涉民族国家建成的国语运动的双重视野下,国粹主义者的文论实是一种文教方案,显示出鲜明的 “经世”特征。[4]

二、论“文”与文类划分

《国粹学报》“文篇”栏目各篇都追溯了“文”的起源,以便对“文”重新定义,并依此对文类递兴进行了描述。文章共同的理论资源是陆机、刘勰、萧统、章实斋、阮元、段玉裁等人的文论,却祛尽文与道的关联,置换上“保存国粹”的时代主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们对“文”的定义的异见,与其说是存心论争,毋宁说是相互补充,尽可能开掘“文”的潜能,展示“文”所包摄的博大而深微的图景。此处所谓论“文”与划分文类,是国粹主义者文论系统的第一部分。

《国粹学报》“文篇”

刘师培《文章源始》根据“文”字“会采、错画、修饰”的本义介绍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涵变化。[5]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因语言传播不广,亦不能久留,故以结绳、书契辅助语言。彼时“字”训为饰,与“文”之训相同,故字即是“文”,换言之,书写系统乃是语言系统的修饰。然而囿于书写材料,文字使用范围有限,故学术授受依旧依赖口耳之传,为便于记诵,语言也需以韵文偶语的形式流传,亦可称为“文”。

中古以降,文训为章。章也有“采饰以显明”之义,则无论语言抑或书册,只要多参韵语,使文义明丽,皆可称为“文”,亦可名为“章”。东周时,语言系统中“言”与“语”分论:“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而“文”可作为动词,指修辞这一行为,如《左传》言:“言之无文,形而不远”;也可作为名词,依旧指韵文偶语的篇章。依此考察春秋时古书,刘师培得出了“文近于经,语近于史……犹后世之演稿”的结论。

西汉时,“文”与“语”各有其文类,赋颂箴铭属于“文”,论辩书疏属于“语”, “语”多为单行之语,无韵无偶。[6]至东汉,辩论之“语”也多排偶之词,且无论“文”“语”,句法益严,用词益繁,文辞益浅。魏晋六朝分“文”和“笔”,“文”依旧指偶文韵语,而“笔”为无韵单行之文,如记事、书札、章奏,与“语”类似却不尽相同。在唐代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前,骈文为文体之正宗。所谓古文运动正是以单行无韵之文代替偶词韵语之骈文,也就是以古人之“语”,六朝时之“笔”为文体正宗。

虽然刘师培也认可古文运动矫正六朝以来文章浮华之弊的价值,但他始终坚持“文”字“修饰、绘采”的本义,也就是以偶词韵语为文的真髓,以韵文为正宗。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秉承了从陆机、刘勰到阮元的韵文传统,视韵文为最高。[7]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的文论中始终保有着口语韵文的阐释空间。[8]他认为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已有谣谚这一文类,谣训为歌,即永言(吟咏),谚训为言,即直言。谣谚是先民依自然声律吟咏的韵文,故可视之为“文”。相较而言,章太炎“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则将口语语体排除于“文”之外。

论者喜谈章、刘二人文论的不同,认为前者重文字,后者重声音(韵文)。诚然,在《文学论略》一文中,章太炎不以韵文为文体正宗,他指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前者指向“文”的形质,后者只有“状其华美”之功。[9]然而,若据此认为章氏有意与刘师培立异,也不尽然。

首先,刘师培纵然有重韵文的价值偏向,但也没有否认古文运动和俗文学的意义,亦并非将散体文和戏曲、小说等文类逐出“文”之列,只是说它们不符合“文”字的原义和文体的正宗。

刘师培指出,因时世变迁,后世读书人将无韵之文(包括经史子书)都归于“文”,其结果是“文”益由雅而入于俗,由文而入于质。但他对这一现象本身并不反对,甚至借用斯宾塞的“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的理论论证其合理性。上古时因书写材料繁重且不易得,故行文“力求简至,崇用文言”,后世尤其是宋后,因为印刷的兴起,文词愈繁愈浅,至近代,俗语入文就更加寻常了,这一现象符合“进化之公理”,且通俗语言文学确实可以作为育民、觉民之助,而将俗语文学视为文运日下是俗儒的陋见。

只是,古代文词不可骤废,修词学不可不讲。古代的“文”是中国文章的源头,其文句简约而意味深长,宜应作为“国粹”予以保存,而育民、觉民的任务委以俗语文即可。所以他说“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㵸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10]是直言“俗”与“文”应当两判。可见,刘氏所以偏重韵文,是因为韵文保留了古语的声韵,是一种极独特的表情达意的文章体式,堪称中国文教传统的结晶,因此,惟有韵文一体可以作为国粹与外国文学竞短长。[11]

其次,章太炎也并非只重文字。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曾有“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的论断,而此处“文学”却是指相如、子云、六朝诸文学家、韩柳欧曾王苏、明时七子、清时王士祯、朱彝尊等人的,包含韵文在内的文学传统,可见章氏也认可韵文的地位。

事实上,章太炎反对的只是以某一固定文体为正宗的观念。他认为“文”的诸种体式,并无高下之分,只有雅俗之判。而“雅俗”并不是一种确定的评判规则,“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比如公牍之文虽需便俗,但如果行文准确简洁、浅白宜时,亦能称为雅。换言之,无论何种文体,只要适当、合度,达成行文的功效,都可视为文章典范,这也与他以不齐为齐的齐物论逻辑相合。[12]

章太炎之所以提出雅俗标准,是希望中国的文章能彰显其无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章氏以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合宜的体制,却并不认可日本从苏轼、吕祖谦处继承的有间架结构的时文,这既可视为他对东洋文体的抵制,也可作为其标举本国文体为正宗的反证。总之,章太炎与刘师培的文论虽侧重不同,但从强调本国的“文”的独特性来看,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再看章太炎对“文”的理解。章氏构思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文”的概念。他将“文”分为成句读和不成句读两类,成句读者谓之“文辞”,包括有韵文和无韵文;就不成句读者来说,表谱、地图等书写体式,虽不得称为“文辞”,却可统归于“文”。对于后者,他解释道,文字有二用,一为代替语言,因为语言于时间、空间都不能长存,故需以文字代之;另一方面,世事繁杂,语言不能表达的部分,则非书写(文字)不可条理,比如表谱、图画,这是书写形式不表达语言,同时也不可被替代的专职,即章太炎所谓的无句读之文。[13]

章太炎

章太炎所定义的“文”本身也是一种能够有效地以简驭繁的文体分类方式。在章氏的解说下,不仅韵文、古文,而且六经、诸子文皆可以合逻辑地纳入这一分类体系之中。比如《易》属于有韵文之下的“占繇类”,诸子文专属于无韵文之下“学说科”之“诸子类”。若如刘师培所言“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14]那么章氏的分类体系直可以统摄古往今来任何体式的文章。

文与六经、诸子文关联,是古典文论普遍持有的观点,[15]《文心雕龙》即有《宗经》《诸子》两篇,然而,刘勰虽列述诸子文的风格特色,却没有论及其文体对后世文章的影响,并且他之所以推重六经、诸子文,乃因其能说理见道。刘师培也认可文与经典的联系,却不再看重后者明道和载道的功能,他主要是以二者的关系作为文体分类的标准,以及谈论六经、诸子文的主旨对后世文章的影响。

刘氏认为,周时无文体之说,“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之外别有古文一体”。[16]比如,儒家《礼记》《中庸》是论体,而孟子驳许行等篇章是辩体,故“论说”这一文体出于儒家。并且,后世诗赋散文的情志和主题也深受诸子文的影响,正所谓“集部出于子部”。[17]例如,宋代讲学之风盛行,故宋代士人所作多为儒家之文;诗赋是集部最为典型的文体,出于行人之官,后行人流为纵横家,诗赋之学则为纵横家独擅。[18]

近世文运上升的文体——小说与曲剧——也有六经诸子的远源。因小说具有叙事性,故系出于史家。六朝以前的小说只是记言、记事,并没有喻诫的功能,因此与乐教无涉。六朝之后的传奇小说,因其劝喻,可谓兼具史与乐的文体、功能特性。曲剧则天然兼有二者的特性。曲剧以乐府诗为滥觞,乐府诗既有叙事性——春秋家之支派,本又为民歌,故也属乐教支派。而后曲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为八股文体所借鉴。

刘师培在同一篇文章中,曾谓乐府为诗词正流,此处谈到曲剧源于乐府,却又像有意使乐府与韵文正宗疏远。其理论依据是萧统《文选》以古诗十九首为韵文而排除乐府,并且毛奇龄曾言词曲用韵不严,方言里语皆能可入内。刘师培所以强调曲剧的乐教源流,只是因为看重曲剧喻诫群民的功用,这亦能证明刘师培分文章正流(韵文)与启蒙群民为两端。

各家文论中,田北湖对“文”的定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他将“文”作为反映一时代政治、伦理状况的标尺。田氏亦由“文”的定义谈起:“夫文者,聚灵府之能力,综万端之异名,藉以表见精神者也”。[19]也就是说,“文”是一个认知-表达的过程,即先动用观觉感知万物,辨识其中差异,再据此以命名。“名”是“文”的单位,能标识出具有不同形质和义理之物的区别,并表达人类思想情志。进一步说,“文”也是一群体、一国家的精神与文化征候。

田北湖认为,古时文与字相属,“文非字不表其意绪,字非文不尽其周旋”,“文”是人的精神情志,字是“文”的忠实表达。而后世却出于许多原因,尤其是在上者为驯民之便,随意点窜训诂,同时在下者力图容悦争相流传,使字义歪曲而“文”与字有别。比如,“臣”本为君之对名,只有辅佐之任,而无屈服之义,而后世帝王为归统权力,“臣”字始有屈服之义。由是,将字作为记录世变的物质材料,通过追索字的本义,亦即与此字相应的原初的“文”,即可知政教世态发生了何种改变。

此外,从文类递演也能见出世事变迁的动向。谣谚是太古未有文字时的文体,乃为声教之证。厥后文字生,文教秉守声教“使民和乐”的遗意,首先将谣谚落实为文字,直抒村妇孺子的心声,自然和韵,是韵文的范型,亦是记录一乡一邑风俗人情的“民史”。唐虞之时,出现了制礼定乐的专官,刊落里巷吟诵和私家著述而藏书秘府,由是民群愈益以识字著书为难事。但彼时史官仍记民事,所记堪称“君民比并”的“国史”。时至三代,史官专记一姓一代之政令法制,着意颂赞本朝帝王,而避免记录民间手工业者制造器具的内容,遂致民智日沦,史书沦为“君史”。田北湖更以民史对应共和政体,以国史对应立宪政体,以君史对应专制政体,并断言周为泯灭民史的肇始。周代以后,儒家以尊王为说,笔削史书,使原为记录民群的生活轨迹的历史湮没不闻。总之,田北湖以“文”为记录世相的载体,“文”的演替反映着政治体制和伦理教化的变革,表现出田氏对民生的关切和对民主政治的想往,另一方面,田氏直斥儒家尊王的理念,轻视民群的生活,压抑九流中为民群生活提供理念和物质便利的派别,实为攻儒之论。

不同于上述诸家的文类划分,金一以传注、典志、学说、文艺、博辩、稗乘六种为文学的体例,后世文学变化,乃是“仍其义,变其例”而已。[20]如经变为史,史变为本纪、列传,而后经史细锁的内容变为钟鼎金石图记。如此,金一虽不像章太炎一样提出了体系化的文体理论,但他所描述的文体之变,实亦包含了章氏所谓的无句读文。但金一对“文”的定义与章太炎不同,他认为文学是用以表达人类心灵本具的和所感受到的美的发明物。[21]

综览各家论“文”可知,国粹主义者借一“文”字各抒己意,或以韵文为文类正宗,或以合度为文体标准,或打破骈散之分,或标榜人心之美术,甚或以“文”寄托理想的政治制度,实是彰显了“文”所牵涉的议题的广度。而这百花齐放的“文”观,皆是为将“文”视为国粹提供论据。

三、声音:“因声求义”与国语运动

文论兼具小学乃是晚清文论的一大特色。《国粹学报》“文篇”这一栏目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对汉字形音义的介绍和讨论,比如整理音韵史,列明韵部,梳理字体的演变等等,这正是他们的文论包含文字的语音、字形的明证。

何以文论要兼括小学?首先,字是文的基础,“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22]识字是进入文的堂奥的第一部。更重要的是,具有国族特色的文被认为能够应对西学、西方拼音文字带来的冲击。因此国粹主义者们以小学为基,参与甚至推动了变革汉字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的核心乃是汉字之形、音、义的校准及变动,以便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进而应对中西学战,构建民族国家。为此,国粹主义者积极寻找、创制合适的切音符号,确定标准音,甚至简化字形,编纂新字典,而这些工作都需要调用小学的知识资源。

识字当先识音。事实上,“文字起于声音”,“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说法在晚清已颇为常见。而对于音声/语言的重视,正能为国粹主义者参与切音字运动和呼吁统一方言提供思想动力。

“文字起于声音”的观点有中西两个理论来源。从中学看,“宋元以后,特别是有清一代,声音在小学中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23]清代汉学家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黄承吉,或称声音在文字之先,或言“音近义通”。从西学看,晚清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的传入,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对语言的模仿等观点渐渐为士人所接受。章太炎参与翻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和岸本能武太《社会学》,都有类似的表述。前者言“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24]后者则以言语之发见为原人有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特以其声音为观念之符号云尔。必以此符号之声音,互相连续,以为有义之文句,然后得称曰言语”。[25]原人只有言语,没有文字,足证语言在文字之先。[26]

需注意的是,此处的“声音”当以字音、语音/语言、韵语分论,否则“文字起于声音”或“语言在文字之先”的说法便变得十分含混。“文字起于声音”,多指文字形义由字音而起,或者造字时,先有声旁后有形旁,字音相同,文字形义便切近;而“语言在文字之先”则倾向于表达语言对命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清代的“音近义通”说与西方“声音中心主义”的学说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

然而,正如王东杰所提示的,清代“音近义通”说乃是通过判定音声来追寻假借、转注的轨迹,以此来确定字义。这与西方将文字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不同。后者的观点至极处,很可能是“推翻六书原则去‘造’字”,即抛弃汉字形体,径直拼音。[27]这一点也可以解释章太炎与刘师培分析、运用“音”的方法的不同:章氏是在传统小学的范畴内,追溯汉字最初的音义,进而寻找改良汉字的方法,而刘师培立论每喜附会西方新说,将声义说接合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虽然二人偏重的理论径路不同,但却都重视“语音/语言”和“音韵”,惟章氏不看重韵语而已。

刘师培认为,人类初祖在没有掌握书写技能之前,便能以合于自然节律的音声表情达意,这种声音形式被称为“天籁”。“天籁”是时人专指与自然相和的人声的称谓。提倡切音字运动的沈学有云:“切音之道,实系天籁。机关开合,声即口出”。[28]桂植认为:“欲祛兹弊,宜博稽方言,反之天籁,增益新韵,用捄末流。”[29]陆绍明的《言音》则专门讨论了“天籁”的说法。[30]在陆氏看来,声音本不必区分天籁和人籁,二者本是一源,人本有的发音器官需受到外物触发才能发音。陆绍明运用生物学知识描述了人类声带、咽喉、肺部配合而形成语音的过程,而从猿人进化成人,则完成了无字之音渐变为有字之音的过程。

刘师培的《小学发微补》则更为详尽地展示了字音的生成的过程和汉字形声义之间的关系。关于字音的生成,刘氏以为“古人造字,既象物形定字形,复象物音定字音”。比如火焰上升时有“呼”音,故火字之音为呼果切。急湍相激有澌声,故水字之音为式轨切。刘氏据此得出如下结论:“惟以字音象物音,故音同之字形,义大抵相同。此声音文字之本原也。”[31]

刘师培

然而,摹拟物音成字音的文字本来不多,因此刘氏认为上古时期大多数文字皆符合“惟有字义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的规律。此处的“义”指的是“义象”而非“质体”(物本身),即先民只能根据观觉的触受来区别外物,比如先民先有对“圆实、中实”这一状态的感官印象,看到太阳的形态符合这一印象,才以近“实”之音(呼质切)称日;同理,先有对“半缺、缺乏”的印象,再以之对应月亮,故以近“缺”(鱼厥切)之音称月。先民的观觉所形成的印象,只能诉诸形容词和动词得到表达,故中国文字以动词形容词为始,名词对应“质体”,形成时间稍迟。因此,“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声,后有左旁之形。……及事物浩繁,乃以右旁之声为纲,而增益左旁之形,此以质体区别事物之始也”。[32]可以看出,刘师培所谓先民具有整合“义象”的“抽象能力”的说法,明显受到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启发。而如上节所论,刘师培对“音”最大的发挥是将韵文论证为国粹。从谣谚到诗歌到词赋,韵文因其方便记诵的特点,使声教广敷,此不俱论。[33]

对于章太炎来说,虽然他定义的“文”乃是书写于物质材料之上的文字之形迹——略同于《说文解字序》定义的“书”(“著于竹帛谓之书”),但在他的文论体系中,字音实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首先,章太炎信服并发挥了“音近义同”说,音与义是汉字的两个关键属性,故只要认同章氏注重汉字,就不能说其轻视声音。其次,章氏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将小学定义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又明言“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34]而音韵之学又是小学的入门,足见章氏的文论架构是以声音为基础的。

章太炎的音韵之学实是沿着清代汉学家的路子,以字音为机枢,创造性地解释“转注”,演示文字孳乳之法,一以寻求文字的本义,据本义造字及命名新见事物;一以厘定文字本初的字音,与方言取长益短,而为中国文字正音(如《新方言》)。他也认同“语言在文字之先”,想象过先民以语音命名“合于触受”之人事的图景。在“声音”方面,与刘师培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不像刘氏那样热衷韵语,而是认为过度的俪词会造成表象之病,虽然刘师培也同样对过当的修饰表示警惕。[35]

章太炎的《论语言文字之学》先介绍小学三门:形体、音声、训诂,再溯语言缘起。此文收入《国故论衡》时析为《语言缘起说》和《转注假借说》两篇,论证更为精详。《论语言文字之学》建立起了“义-音”与“音-形”的关系。章氏认为,文字用本义者少,而用引伸假借之义者多,引伸假借的准则是“声音相近”,此即义与音的关系。而引伸即是转注,假借与转注又属于六书中“用字”之例,而假借与转注的依凭依旧是字音,故文字的音与形也建立了关系。在此文中,章氏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假借,以为无论有无本字,“依声托事”都属于假借。最典型的无本字的情况与转注接近,即据一字之义生发众义,而后造出与此字音同音近而能表达新生之义的新字,有本字则类同于别字。[36]

《国故论衡》

但《转注假借说》的论说重心则变成了转注。《说文序》定义转注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章太炎不同意戴震、段玉裁和许瀚以同居一部(形旁相同),字义相近相同之字的互训来解释转注,章氏认为应当以声韵而不是字形部首区分类别,每一类中,当以初生字的字音为首,“经以同训,纬以声音”,以此来重释“转注”之义:[37]

“盖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䋣,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伸,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38]

他列举了几组《说文》中同部之字,论证它们均符合因声韵转注的规律。换句话说,他松解了《说文》同部字的形义关系,而点明同部字之间,甚至不拘于同部的字与字的音义关系。

另外,和《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的观点不同,章太炎不再以转注、假借为用字之则,而以之为造字之法。如此,假借和转注各自的功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假借不再包括无本字的情况,依据一字的音义而新造字乃是转注的专职,转注者,依双声、叠韵、同音而得转,[39]不拘于说文同部、相次之字,即不拘于形体。假借不再创制新字,反据已有之字互相借用,即可收节字之功;其次,将引伸等同于假借而非转注,引伸的内含也随之改变。从《论语言文字之学》所举字例来看,章氏是以字义的辗转引伸解释转注的,而到了《转注假借说》中转以音近、音同为引伸的要则。这是因为转注若是以字义的引伸为准,则极可能打破章太炎以音为类的框架,字音不能相转的字,也可能意义相同。故称“同意相受则然矣,而非建类一首,犹不得与之转注之名”。[40]

除了赋予字音以造字的功用以外,《语言缘起说》较《论语言文字之学》两篇也有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说。与刘师培相同,章太炎也认为有一部分语音是对物音的模仿,但绝大多数语音还是以德(即刘师培所称“义象”)表音。章氏认为, “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故物名必有由起”,[41]也就是说实在的事物与其属性(德)和可能的后果(业)之名相同。这确与刘氏语音起于义象之说相若。

但章氏以为,太古之时,语言惟以表实,德业之名为后起之物名,这是在刘师培因义象得音的论说之前又加上了表实的阶段。如此,章太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师培的逻辑漏洞:何以上古先民能以确定的音声命名他们的感官印象,比如,为何他们将“圆实”的感受定名为“实”而非其他?然而,章氏也如刘师培一样,认同在最初的文字表实阶段,先民对他们感到亲昵的人或物,会以发声词命名,而对先民因何命名他们感到异样的人事这一问题却付之阙如。实际上,他们二人都没有说明最初的命名(无论是对义象还是对实象)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具有随意性,抑或遵循某种发声规律?实际上,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也是为了补充声义说,因表实与表德、表业之名音声相近,“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42]

如果说章太炎对“音”的最大发现是发明了字音的造字功能,那么《新方言》[43]则可以视作章太炎音义说的实践,考察方言一方面能使指向同一物却有地域差异,甚至没有对应文字的语音追溯到语根,另一方面,随着语音的追本溯源,文字的本义也能得到彰显。厘清文字的原始音义,而后能造字、正音,应用无方,这正是为国语运动各项工作的展开奠定基础。事实上,订正文字本身也就是保存国粹。[44]

值得一提的是,“文篇”作者大都信服这样的观点:上古文字初兴时,只录先民语言便可成文,人人俱可解知,实为“言文一致”的时代。田北湖认为,造字是为记录语言之用,“古诚无文,但云集字,比类赋词顺流而作,非如后之刻意润色,空结奇字”。[45]刘师培屡次强调上古语言皆是韵文,古语无虚词即是其证。罗惇曧也说:“古人一字谓之一言,……足为文字与语言古昔不分之据”[46]这理想的言文一致时代也给了章太炎以启示,他希望通过考察方言探询文字原初的音义,以此为基,“编为典语,旁行通国”,[47]回到那个音义雅正的言文一致的时代。

由此可见,国粹主义者语境中的“言文一致”,乃是经过回溯性的正名,厘正政治性因素造成的字义的扭曲,达成文与字、音与义的和谐。这一方案对“文”和“言”都有极高的要求,即在学术性订正的基础上,恢复“文、言”的雅正本貌,再求二者的一致,这与“我手写我口”,径直以言为文的“言文一致”方案自然不同。

四、字形:“汉字贵形”与反对“万国新语”

晚清时,对声音的探究被视为改革汉字的门径,而改革汉字则是为了提高识字率,普及教育,进而增进国民的智识,增强国力。故而,思想界出现了推行切音符号和实行汉字拼音化两种改革方案。主张汉字拼音化的学者坚信表音文字在进化序列上优于表意文字,故汉字拼音化更有助于认识和学习西方。如此,具有表意功能的汉字字形之去取便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矫正这种激进的方案,国粹主义者以“字形乃是当之无愧的国粹”为由,坚定地予以回击。也正因此,字形在他们的文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48]

田北湖认为,文字与土地和人民一样,是建成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国家的精神由文字而显明。中国历史悠远,疆域阔大,种族杂居,风俗语言各异,而诵读书写仍能合辙的原因便是字形的统一。田氏特别表彰古人制字时配合偏旁,并且多置部首,留待后人造字时检用,如此,后世的器具、事物便可以援部首和造字规律得名,也就是说汉字能够因为形的嬗变而与时俱进。田北湖将字形的地位推得至高,他解释《说文序》中“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一句,认为文字字形、功用和呈现方式三者中字形最为重要,有字形“乃能字有所准,书有所的”。[49]因此,字形应当作为国粹而保存。

然而,田北湖虽认为宣扬废弃汉字字形的言论不可取,这不啻以夷变夏,但他也并不排除中国有可以使用万国新语的一天。但这样一天既然尚未来临,强以一种文字推行于世界,便处处见得窒碍。各国文字本来平等,就算是比较中西文字,汉字也优越于拼音文字:“言其体制,则连结者不若独立;言其义意,则拼音者不若形声之孳生,况运用词句变动位置,无中土之神妙简易”。[50]另一面,田北湖也不同意“死守有限之旧字,强以今物就古义”的腐儒之见。他认为世势要求变通,而古人造字也留下了补苴的生机,以新造字来对应新事物乃是理所应当。由此可知,田北湖是站在求新立异和墨守陈规者之间的,只可惜他的文字改良方案并不具体。

刘师培也竭力证明字形的有用,其理论背景照旧是西方社会学。刘氏认为斯宾塞学说成立的前提是民俗考察和考古学,但斯氏有时也不免附会之谈,若欲检验折衷,中土文字是一种标准,因为汉字的偏旁往往包含着上古民群的信息。比如“畜”字,许慎解为田畜,畜与蓄义同,为蓄积,而积与私都从禾,足证上古民私其财,始于农牧兴起以后。

在推明字形重要时,刘氏不惜贬低字音甚至字义的价值。他说中土文字所以珍贵,惟在字形。一方面汉字中有许多同音字,全靠字形标明区别,另一方面,字音同语音一样具有瞬时性,字形则能像古董器物一样保留其使用时的意义,也就是保留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田北湖一样,刘师培也为万国语的使用做了一个让步性假设,毋宁说是设计。他认为可以推行世界语,但要以《说文》作为底本,“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世界语之音,拟以世界语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51]即是说世界语也应采用汉字字形。

在刘师培看来,在斯宾塞学说所展现的原始社会中,哪怕“狉榛之族”也有礼俗,各个种族的先民的思想和活动相差不远,故斯宾塞关于上古的学说能为中国所用,而保留先民生活印记的汉字也能为社会学提供论据,这种种族之间泯除差别的图景同时也是刘氏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彼时不仅中西学术得以融合,从文字到社会、文化、习俗,都能回复到齐一的状态。[52]

相较而言,章太炎驳斥《新世纪》的名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并没有贬低音义的价值,在章氏应对《新世纪》诸君而提出的文字变革方案中,音形义并重。

章氏认为提倡万国新语者有两处谬论,一是用万国新语统一语言/语音,二是舍弃汉字之形,只用其音。对于前者,他指出欧洲语言与汉语语序的不同,声纽、韵部多寡不同,语言指向的器物也不同。即使要转变语言,也需要追溯到各自的语根,得出一种转变的体例,否则将失掉语言的精髓,以至“上不足以明学术,下不足以道情志”。对于后者,章氏指出汉字的特点乃是声繁而易别。汉字声韵的数量远大于西洋和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易别”自然是字形的功劳。何以日语从未弃用汉字字形,“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茫昧不足以为别”。日语尚且如此,汉语自当不弃字形。

章太炎提出两种切实的变革方案,一、为了能有拼音文字的速记效果,人人当知章草;二、当略知小篆。小篆保有字形本初所象之义——合音字母则不能因形知义,只是隶变之后,部首多已混淆,形与义的联系已然松解,是故认识小篆有助于识字。并且,章氏拟用小篆“径省之形”作为切音符号,[53]更增识字的速率,使之与拼音文字无别。总之,字形不可废。

五、结论

如果考虑到黄节论“文/质”,将“文”对应于文物制度,而“质”则是朴野的状态,又引西儒“有治术而后能群之”的说法,[54]以证“文”合于文明之进化,则“文”之义涵可谓广,功用可谓大矣。总之,国粹主义者的文论始终贯彻他们“保存国粹”的宗旨,极力证明中国的“文”与其他文字语言比起来有特出的价值,能够应对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击,并对建成民族国家有切实的效用。

具体而言,晚清国粹主义者的文论包括三个部分:其一、论“文”与划分文类。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定义的基础上,以经世的时代主题——民族国家的理想——取代了传统文以载道之形而上的“道”。无论是依旧以韵文为“文”的正宗(刘师培),还是对“文”所指涉的范畴有新的定义(章太炎),抑或以“文”为体察世变的征候(天北湖),晚清国粹主义者皆希冀以“文”为国粹来突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其二、推重“文”的音声。在西方社会起源说和清学“音近义通”的理论背景下,详察汉字的音声。刘师培借此更加巩固了其以韵文为“文”之正宗的理论,而章太炎则从提倡字音的“转注”出发,试图为统一语音和切音字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切音符号,这实是经世的具体举措;其三、强调汉字字形的价值。面对汉字拼音化的设想,国粹主义者起而强调汉字字形的价值,废除汉字字形在实际操作上的难度姑且不论,在学理上,汉字字形更有利于区分字义,并且,汉字已有的部首及其携带的意义足以通过新的组合表达新生的物事,因此,汉字的字形也具有价值。

诚然,国粹主义者的文论这一集合性概念并不能赅括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学人之间观念的不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时期观念的调整变化,很可能是因事生议的结果,这诚可视为他们从不同路径出发,服务于保存国粹和推动国语运动的共同目的的表征。

民族国家的建成与统一的民族语言密不可分,因此,设计和描述一种文教体系也与国族想象息息相关。国粹主义者的文论即体现出他们对时代主题的关切,亦可言,他们的文论即是对国语运动的直接参与。国粹主义者面对从文字到文化的“夷变”的焦虑,溯至文教源头,从语言文字开始,设计一套依托传统的文教变革之方,一面能保存、维护中华文明的菁华,助益学术,另一面能启迪民智,促进教育,增强国力。至此,“文”非载道而以经世,以“国粹”之姿,回应着晚清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参考文献

[1] 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2] 姜荣刚:《国粹主义思潮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之转向》,《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参见乔以钢、宋声泉:《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陈大康:《论近代小说观之变迁》,《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

[3] 此处国语运动采用王东杰的定义,即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和语言统一。见王东杰:《“文字国”传统下的中国的国语运动》,“‘近代言文一致•国语运动与东亚’国际学术会议”,东京大学,2019年7月26-27日,第55页。

[4] 涉及晚清文论这一议题的著作有:石井刚:《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小林武:《章太炎与明治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毛新青:《刘师培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5月;张为刚:《“名”的危机与“文”的重建——刘师培前期文学思想研究(1903—1906)》,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文章有: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李裕政,严程:《偏于字而忽于文:从阮元到刘师培、章太炎的文笔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8月第4期;贺昌盛:《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种路向》,《中州学刊》,017年8月第8期;陆胤:《晚晴文学论述中的口传性与书写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研究社会思想、运动的论著有: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4月第48卷。

[5] 《释名》释“文”:文者,会集众䌽,以成锦繍。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繍然也。《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易•乾卦文言疏》:文谓文饰。见《康熙字典》“文部”。

[6]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5月,第4期。

[7] 刘师培:《文章原始》,《国粹学报》1905年2月,第1期。

[8] 刘师培认为语音系统中亦有文的观点,实来有自:“至如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见《文心雕龙•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9] 章太炎:《文学论略》,《国粹学报》1906年10月,第21期。

[10]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2月,第1期。

[1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第1页。

[12] 石井刚认为,章太炎表现在“成均图”上的声转观念显示出了与刘师培“中心-周边”的声变理论不同的范式,即:“声转的关系并无可溯的一个中心,所有的韵部都在虚空的轴心周围沿着旁转和对转相互联结,且变换无穷。”章太炎以适当为文体典范的标准和刘师培以韵文为正宗,也正与这种逻辑相同。见石井刚:《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第111页。

[13] 章太炎:《文学论略》,《国粹学报》1906年11月,第22期。

[14]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4月,第3期。

[15] 将“文章源于六经诸子”这一说法发挥到极致的,是罗惇曧(1885—1924)的《文学源流》。这篇文章可谓对刘勰“宗经”“诸子”两篇的扩写,虽名为“文学源流”,视之为经学史、诸子学史也未尝不可。作者明言:“六经为学术奥府,不当仅以文论,然不溯六经,无以见闻之大,宗经之作,所以附诸彦和也。”可见罗氏看重的是六经的内容和道理。另外,罗惇曧持广义的“文”的概念,主张不分文史,不别骈散,颇作调停之说。

[16]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4月,第3期。

[17] 集部本应专收韵文,六朝时始分总集、专集,收入的仍多是“俪词韵语之文”,但唐宋以降,不仅区分文集和诗集,且收入文集的不尽是韵文。总之,古文运动之后,集部文章越来越偏离偶词韵语的正流故“文章之体至此大混淆”。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4月,第3期。

[18]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6月,第5期。

[19] 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国粹学报》1905年3月,第2期。

[20] 金一:《文学观》,《国粹学报》1907年8月,第32期。金一是近代诗人、学者金天翮(1874—1947)的笔名。

[21] 金一:《文学上之美术观》,《国粹学报》1907年5月,第28期。

[22]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国粹学报》1905年8月,第7期。

[23]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第183页。此书第四章“文字起于声音:汉语拼音化思想对‘因声求义’说的继承式颠覆”对“文字起于声音”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较为详细梳理,可作为参照。

[24] 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斯宾塞尔文集卷之一》,《昌言报》,1898年8月,第2期。

[25] [日]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社会学•卷上•第一章“原人状态”》,广智书局,1902年,第20页。

[26]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提示了这个理论来源,此点被他用以佐证“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

[27]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第213-214页。

[28] 沈学:《沈子新字书自叙》,《知新报》1898年9月,第66期。转引自: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第72页。

[29] 桂植:《文学新诂》,《国粹学报》1908年10月,第46期。

[30] 《言音》本为陆绍明《旧学魂》中一节,此文计划从音、图、字、文、经、纬、史等十方面讲旧学,终只载《言音》一节,初讲声音原理,继详列韵部。陆氏也以声音在文字之前,发明“声义说”。

[31]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国粹学报》1905年7月,第6期。

[32]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国粹学报》1905年8月,第7期。

[33]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3月,第2期。

[34] 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7年1月,第24期。

[35]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有《辨诗》一篇,专写韵文源流。在《文说•析字篇第一》中,刘师培列出用字不当的三种原因,一是专名异用,“民皆被发,仍述抽簪”,不顾现实的承袭旧语汇;一是名与实违,如“晴”字本指“雨始昼间,雨止日出”,而后世“日夕雨止”亦言晴;一是以辞害义,如明指事物的词,转以代词出之,或随意赋予他义,又如创造险语,颠倒、割裂本来的词序。“以辞害义”即是对不合理修辞的排距。见刘师培:《文说》,《国粹学报》1905年12月,第11期。

[36] 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7年1月,第24期。

[37] 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88页。

[38] 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第187页。

[39] 依据“成均图”和“纽目表”可得变转、旁转的声韵,皆可目为转注。

[40] 章太炎:《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疏证》,第204页。

[41] 章太炎:《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疏证》,第168页。

[42] 同上,第178页。

[43] 《新方言》连载于《国粹学报》第34到42期,1907年10月到1908年6月。

[44] 此外,田北湖论“文”虽然自字形始论,但他也认同“造字之始,根于语言”,文教之前有声教,谣谚即出现在未有文字之前,他以声教的时代为记录民史的共和政体时代。田北湖:《国定文字私议》,《国粹学报》1908年11月,第47期。

[45] 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国粹学报》1905年3月,第2期。

[46] 罗惇曧:《文学源流》,《国粹学报》1906年6月,第17期。

[47] 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民报》第17-24号封底广告,1907年10月-1908年10月,转引自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彭文总结道:“章太炎认为‘言文一致’也好,‘文言一致’也罢,这类文与言相合的理想,所要解决的都是言语(声音)与 文辞的关系问题。是否尊重语言的自然发生状态,并找到与言语相对的文辞来表达,是检验‘言文一致’真伪的标准。”

[48] 关于《国粹学报》与《新世纪》的论争的经过,可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9] 田北湖:《国家文字私议》,《国粹学报》1908年11月,第47期。

[50] 田北湖:《国家文字私议》,《国粹学报》1909年1月,第49期。

[51]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世界》,《国粹学报》1908年10月,第46期。

[52] 石井刚认为,刘师培“一元论”的思维方式贯穿了他的历史哲学,“他把历史的源头看作是人类历史终究要回归的理想,同时,将现在的问题都归结于从前的历史发展”,而“恢复人类本来的‘自然=天籁’的和谐就意味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万物齐同状态,即大同世界的实现”。石井刚:《齐物的哲学》,第99、114页。

[53] 章绛:《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粹学报》1908年6月,第42期。

[54] 黄节:《黄史风俗篇•文质》,《国粹学报》1905年5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