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春天创造了花城，花城歌唱着春天。”

花城出版社（以下简称“花城”）诞生在一九八一年春天，它有花一样美丽的名字，至今整整四十年了，经几代花城人砥砺拼搏，已长成葳蕤大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我是在一九八二年七月调入的，至二〇〇二年退休，把整整二十载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出版事业，有幸经历了创业期的风风雨雨，此情可待成追忆……我想，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盈，岁月才满溢诗意。怀念过去，是因为见证了花城的坎坷艰辛历程，见证了在创业期全社一条心、踔厉风发的精神。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花城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对花城也爱得深沉。

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花城能在短短几年就蜚声海内外？我回答：因为我们拥有花城人精神。它包括三个内涵：一是敢为天下先；二是发愤图强开创新局面；三是把读者放在心上。毛泽东有句言简意赅的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人无精神不立，社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血性，一种不甘平庸的品性。

一

“敢为天下先”是花城出版社最突出的特色。花城人敢于在全国出版界开先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出版社办刊物当时鲜见，花城是走在出版界的前头。建社之初就办了大型文学期刊《花城》《随笔》，还有《旅伴》《译海》《青年诗坛》《历史文学》等，我刚入社任职的艺术编辑室也创办了一份《影视世界》，发行量很大。室主任谭子艺带着我们七个人兼当记者、编辑。所以我曾采访过白杨、李连杰、潘虹、朱时茂、唐国强、斯琴高娃、严顺开等影星。出版社办杂志的好处是扩大了知名度，尤其是后来被称为文学杂志“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和被人们赞誉为“北有《读书》，南有《随笔》”的《随笔》，为花城赢得声誉。一九九三年我代表社赴新、马、泰参加书展，目睹当地华人喜欢购买《随笔》与《花城》。代理商林恩和经理热情地对我说：“每期我进的《花城》和《随笔》都售罄，多是教师和学生买。他们都知道有个花城出版社呢……”我诚恳地说：“你们功不可没呀，请以后再进多点吧。”回国后我还常向他们推荐花城版新书。当时，我向有关负责人提了两条建议：“趁现在形势大好，能否把《随笔》从双月刊办成月刊，创造条件再办个《随笔》海外版和青年版。”一个杂志为出版社打出一个江山，并不是空想……我对《花城》《随笔》充满感情，退休二十年，我仍一直在阅读《随笔》《花城》。

出版社办杂志另一个好处是容易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一批有潜力的作者，从而为出书策划更多好选题。我就曾从来稿的作者中找到这样的机遇，其他杂志也不少，尤其是《花城》杂志撷英采华，不少优秀长篇都是从来稿中发现。《随笔》的老主编黄伟经也为多名作者结集出版散文集，挥洒文翰，蔚为大观。

黄伟经

敢开风气之先还体现在大胆引进境外名家作品和与境外出版社合作两方面。花城人思想解放，老领导苏晨气贯长虹，主动联系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香江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均十二卷的《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关于出版《沈从文文集》详情，见拙文《我与文学名家的尺牍情谊》）。后来花城又出版达数十本之多的《海外文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全国首家与境外合作出版的单位，饮了“头啖汤”。还专门设立对外合作编辑室。室主任徐庆宜与同事竭尽心力打开“南风窗”，出版了李辉英、阮朗、陈浩泉等多位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形成了多个高潮，尤其是掀起了“琼瑶热”。一位香港知名作家给花城来信，称赞道：“你们够胆、够识、够魄力！”

敢开风气之先又体现在出版了一些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图书和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比如戴厚英的《人啊，人》，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岑桑、杜渐坤收到书稿，阅读后大为称赞。但当时作者在上海属争议人物，岑桑面对巨大压力，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终于让这部关心人的命运，洋溢温馨人情味的小说出版。出版后各种声音如风暴般袭来，但作品表达了人民心声，大受读者欢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五日，我应邀参加“广东文学名家岑桑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对岑桑当年拍板出版《人啊，人》给予好评！时间是检验石，四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狂风暴雨，更证明花城人在开风气之先中是勇于站出来的弄潮儿！

二

如果把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这头五年作为花城的创业初期，那花城人筚路蓝缕的发愤开创新局精神是值得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的。建社之初，工作条件艰苦，与其他出版社同在大沙头一幢旧楼里，大家挤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后来才在天台加盖了一座棚架房。但通道里、书桌旁堆满了层层书稿，狭窄得常令来访者挂破了衣角。一位来自北京的作家称赞道：“想不到你们是在夹缝里创出了一片天地。不简单！”

花城人有强烈事业心，凭着对党的出版事业一片赤诚，勤恳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少编辑常年走南闯北，广辟稿源，为抢好稿常常马不停蹄。当年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靠的是勤写信。不少编辑日夜伏案，看稿改稿，呕心沥血。那时都把作者比作衣食父母，因为抢到好稿，才能出版好书。有位编辑为作者买一张火车票而通宵去排队。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就像鱼与水。有的作者住不起旅店，老领导李士非爱惜人才，多次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住，其实他的家也不大。岑桑多次请戴厚英来广州时住在他家，并由几个编辑轮流照顾。今年九十四岁的岑桑最近对我说：“当年戴厚英真诚地把我们当成亲人。”

发愤开创新局的精神还体现在刻苦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为了赢得作者、读者尊重，打铁必须自身硬。编辑发愤写作的气氛蔚然成风，有六成编辑是作家、诗人、翻译家、摄影家、美术家、音乐家等。有不少人都出版了自己的一部乃至多部作品，有的还获省级大奖，在社会有较高知名度。用“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八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李士非

强将手下无弱兵，当年每个编辑室发愤开创新局面，如全国仅有的诗歌编辑室就是在花城，罗沙、杨光治、鞠英等人是从出版诗歌的评释赏析本开始，打开诗歌市场。如《野诗谈趣》《中国当代抒情诗赏析》《新诗选读105首》等，印数有的高达十多万册，当别人跟风出版大而厚的精装诗赏析版本时，他们来个“反潮流”，出版了二十多种只有手掌大的《花城袖珍诗丛》。以后又掀起了“席慕蓉热”“汪国真热”……为此，杨光治从一九九三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当年领导给甘愿艰苦拼搏的同事以舒展才能的平台。我和不少人都有沦肌浃髓的体会。我入社三年，社长王曼便调我任总编室主任。三年后社长范汉生、副社长陈俊年又要我挑文化编辑室重担。我与同事们殚精竭虑，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理念在三年时间策划出版几十种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书，如中大生物教授江静波写的长篇小说《师姐》以及《广州菜三百款》《写信指南》《林墉奇谈》《杯里春秋》等，不少多次重印，赢利几十万元。《情思妙语》还荣获全国“金钥匙”奖。《羊城晚报》少有地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以“突出地方特色的花城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为题做了报道。我们编辑室两次被评为先进集体。一九九〇年中共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九九一年又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评为“优秀党员知识分子”。可能压力大，一心孜孜汲汲沉埋于开创局面，我得了胃病，入院治疗了两周……

敢为天下先和发愤创新局精神是要付出和承受不同压力的，比如我室出版轰动出版界的“人生文丛”，我就曾承受鲜为人知的压力。一九九一年春，发行科科长朱讯传来“散文书开始热”的信息后，我们当即想：民国一大批名家的散文是弥足珍重的中华文化一部分，当时没有大量出版。于是我拍板先编五种，由博览群书、擅长编书的高手林贤治主编，由细针密缕的余红梅任责任编辑，我负责写书评和与报社联系召开推介会。美术编辑室主任苏家杰精心画出每位大师漫画像做封面。书出版时，刚好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隆重举行。“人生文丛”一摆上就被读者抢购，一车售完，又运去一车。书市结束时，“人生文丛”被评为书市“十大畅销书”之一，令我热泪盈眶。但不久，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又被人跟风，大量《××人生》充斥市场。还有，突然一场风暴袭来，一位广东文坛权威在北京一份中央级报纸发文，盛气凌人指责我们：“为什么出版周作人这些资产阶级作家的文集？要把青年引向何处？”

花城出版社早年出版的诗歌相关图书

一天，省出版局副局长叫我到办公室，商量如何写好上报“检查书”。我是“始作俑者”，难推其责。但我坚信出版这些大师融抒情、议论、叙事于一炉的美文何罪之有！不但无错，反而重开读民国名家名作之风！后来检查之事不了了之。林贤治又继续编至二十本。此时我已调至社长室（关于出版“人生文丛”故事详见2015年12月30日《南方都市报》和2020年12月《华夏》刊登的拙文《故人入我梦》）。

花城人发愤开创新局面精神和各个部门、每位编辑的业绩在花城成立十周年编印的《花发十年红》中已图文并茂、多姿多彩展现了。当时的领导曾言：“只要你肯干，一定给机会让你发光！”范汉生见我写了不少书评和有关粤版书的论文，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在广东书评学会成立时，推举我任秘书长，鼓励我更好开展粤版图书的书评工作，让人有清风入怀之感，所以我们永远感恩花城的创业者和先驱们！

三

图书是精神食粮但又是商品，花城从创业之初仅靠十多万元起家，虽是事业单位但按照企业管理，要自负盈亏。为此花城人十分重视图书市场。当时发行的主渠道是新华书店，所以我们十分注重双方的合作关系。我在《故人入我梦》一文中也讲了不少与新华书店同甘苦共患难的故事。

花城人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一心想着读者”。当年每到年底多到外地找个地方，集中精神开制订明年出书计划的选题会，在会上往往通过激烈争辩，来确定选题。而最重要依据是看读者、看市场。通过争得面红耳热，好选题便脱颖而出了……

我们平时关心时政、搜集读者的关注点。比如在一九九一年初夏，社会有关港澳回归的话题越来越多了，但缺乏一本介绍港澳的工具书。社长范汉生与我商量，决心填补这个空白。组织了几十位学者专家，三年磨一书，终于把《港澳大百科全书》编辑出来。由范汉生任总编辑，我与李联海任策划，仅我一个人任责任编辑，一部二百二十万字书稿，我夜以继日地把它逐字逐句审定好。只因为一心想着读者急需要这本书！书出版后在一九九四年南国书香节中大受欢迎，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境内外读者好评如潮，一位香港读者说：“过去一顶顶世界之最的桂冠缀满香港太平山顶，但遗憾的是缺少了一本港澳的工具书，现在正要过渡而有船来，这部全书做到了，想查什么，七千条目一目了然……”《港澳大百科全书》荣获了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广东省优秀图书奖，一九九四年更荣获出版界的最高奖——中国图书奖。我社的《钱锺书论学文选》《沈从文文集》《世界诗库》也先后获此殊荣。

《钱锺书论学文选》封面

一心想着读者，除了经常开读者调查会外还举办沟通会。一九八六年一月花城建社五周年时举办过一次盛况空前活动。一月十九日是周日，春意浓浓，百花争艳。花城在全市最大的北京路新华书店举办了庆祝花城成立五周年暨作家、编辑签名售书活动。只见读者挤得水泄不通，争购花城版书刊，接连几次险些挤垮了柜台。书店经理兴奋地说：“搞唔掂，搞唔掂（粤语是弄不了、受不了之意），‘文革’后第一次搞这样的签名售书活动真是别开生面呀。”

不少读者是一大早从郊区赶来的，一到书柜前便争购自己喜爱的书，有不少人拥到恭候在桌前的作家身旁请求签名。有位读者凝视着作家胸前的红绸激动地说：“书香有痕，我读过您的书……”一个小姑娘挤进人群问我：“写《青春之歌》的杨沫来了吗？”我用手指指那位胖胖的戴眼镜的女士。她马上转身跑去购买了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挤上队伍恭敬地请她签名。后来杨沫朗声对我说：“我签到手都发麻了。”一位中年妇女走到岑桑面前说：“岑桑同志，我的孩子嚷着要来见作家伯伯，但他明天要考试。他一再要我请您签名。”岑桑十分感动，挥笔写下“追求每天进步”六个苍劲有力的字，表达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

一位五十开外的老读者看到这热烈场面，心情激动地对我们说：“我是贵社忠实读者，今天我不但有幸见到二十多位蜚声文坛的作家，还见到了贵社的社长、总编和那么多编辑，真是荣幸啊！”一位姑娘与《浪潮》编辑部的副主任陈文彬侃侃而谈，姑娘长期当临工饱尝生活甘苦，她想写一本以临工为题材的小说，请教老陈。老陈鼓励她把书写出来，并欢迎她有空到花城做客，姑娘粲然而笑……

读者来自四面八方和各个阶层，连平县一位照相个体户一早就到了书店。他恭请十多位作家、编辑签了名便匆匆离开书店，不一会又转回来，把刚才签满了名的复印件送给我们，原来他自掏腰包去外面复印了几份，上面端正地写下一行字：“感谢作家、编辑们的签名留念。照相个体户吴友伟。”

活动一直持续到午饭，刘逸生、黄雨、鸥外鸥几位老作家一直不停地签名，社长让他们先撤，但出门口前，因忘了取下胸前的红绸带，被眼尖的读者发现，又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我之所以忘不了三十五年前这次活动，是因为它生动地体现了花城人创业期与读者、作者的鱼水情。我们出版人神圣的职责正是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四十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愿发扬花城人精神，继续蕴中华灵气铸文艺精品，扬南国特色创花城品牌。花城将更加美不胜收，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