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江

他是一位103岁的世纪老人，是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的见证者；他是太行山上以笔参与抗日的新闻战士；他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与“铁道飞虎”赵亨德并肩作战的侦察英雄；他是执著于太行山题材的书写者；他是长篇小说《太行风云》的作者——作家刘江。

我如约来到位于汾河岸边的汾东公寓，在刘老的书房“不尽室”，见到了正在练习书法的先生。刘老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是会客和练习书法的时间。初次见面的寒暄，有力的握手，都让我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苍颜白发、目光矍铄、说话铿锵、思维敏捷的老人已经103岁高龄。得知我在作协工作，刘老很高兴：“王东满、周宗奇、张石山，他们都还好吧？很想念这些老朋友啊。”不等我提问，刘老已经打开了话匣子。

作为一名有着8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谈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刘江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凝练了中华民族百年前先烈们写就的英雄革命史，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光辉复兴史，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永远学习的一册教科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工作者更要不忘初心，永怀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为时代放歌，为人民代言。”

“参加革命于我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最初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都是来自我的老师，所以起初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老师，但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

1918年出生在太行山和顺县温源村的刘江从小聪颖好学，博闻强记，但是随着日军侵华、家庭破产，14岁辍学的刘江种过地、放过羊、当过杂役……尝尽了人生的艰辛。1936年，当战火烧到三晋大地，18岁的刘江毅然参加了抗日组织“牺盟会”，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十一二岁上学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比如班超、岳飞、戚继光，也给我们讲时局、讲日本法西斯在华的暴行，例如比‘九一八’更早的‘济南惨案’，每每讲到那些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同胞，老师和学生都哭作一团。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点燃了我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也成为我人生的榜样。年少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但是1937年太原失守，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随着晋冀特委机关转入太行山，被分配到新创立的战地快报《胜利报》工作，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曾这样评价敌后的新闻工作：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而且报纸“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太行山上条件艰苦，在敌后办报纸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刚创立的《胜利报》只有一台曾经用来印名片的老旧石印机。每次记者交回新闻稿，都需要先由报社的缮写员手工写一份报纸，再印刷。而刘江最早在报社从事的就是缮写工作，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油光纸上用毛笔写下与今天报纸差不多大小的字体，写错一个字就要重写，手还不能挨纸，否则上版印出来就是一片黑。在太行山找一张平整桌子都困难，写这样一份四个版面的报纸，需要包括刘江在内的四五个同志，三个昼夜轮班倒才能完成。如果遇到敌人“扫荡”，他们还要带着印刷设备，边打突围，边出报纸，在战火和硝烟中把第一手的战地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一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那些代表着民族脊梁的精神血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书写。”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胜利报》停办，并入《晋冀豫日报》，再后来《晋冀豫日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刘江也从一名缮写员、校对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地记者。每每回想起那些血与火的经历，刘老总是不能忘记那40多位永远留在太行山上的新闻烈士，不能忘记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1942年5月，在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当时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所在地。我们收到了日军又要来‘扫荡’的消息。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把大型印刷机器埋了起来，带了一部电台和一部铅印机，准备一边战斗，一边出报。没想到这次敌人派出了3万多日伪军围剿太行根据地，并出动多架飞机配合轮番轰炸，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当时《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一共有差不多100人，我们化整为零，分成三队突围。敌机擦着山头疯狂轰炸，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不停扫射。大家被迫穿行在太行山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有些同志没能躲过敌人的枪炮，有些同志失足跌下悬崖摔死了。我小时候放过羊，当时又是报社战斗队队长，带着一队人顺着一个下坡路一路突围，到了山下已经是第二天。过了好几天，我们才知道社长何云同志带领的那一队与敌军正面遭遇，何云同志不幸牺牲。在那次战斗中，包括何云在内，我们失去了40多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抱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来到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讲初心，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理想，就是信念，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以笔为枪，用血肉之躯践行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太行山巍峨高大，漳河水奔流其间。今天，在漳河水畔的一道无名山梁之上竖立着一座独立纪念碑——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等4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出版《新华日报》，将铅印的战时快报发向延安新华总社。“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时年24岁的刘江在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突围中，理解着战地记者的初心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刘江笔耕不辍，写出《太行风云》《烽火摇篮曲》《一滴水中看太阳》等作品，用文学的筋骨去纪念、传承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脊梁和精神血脉。

“赵亨德领导的敌后武工队是抗战史上的传奇，他是我曾经的采访对象，也是我曾经的亲密战友。因为他，我从一名战地记者成长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侦察战士；也是因为他，书写英雄、礼赞英雄成为我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4年八路军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组成武工队、侦察队，深入敌后作战。赵亨德领导的敌后武工队建立边区交通站、伏击正太铁路、活捉日本少将，被敌人誉为“正太铁路拦路虎”。为了能采访到这位大英雄，刘江放弃了在司令部工作的机会，深入到敌后作战第一线，成为赵亨德武工队的一员。

“刚开始去采访，他们不大配合我的工作，对我这种耍笔杆子的人有点不以为然。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退缩，索性跟着他们一起打鬼子。日子一长，我也成为侦察队的战士，和大家一样端着枪俯卧在铁路旁，跟着他们一起炸敌人的军用火车。但是每到真正危险的时候，赵亨德没有忘记我是战地记者，总是想办法保护我。在一次行动中，我们把敌人的军车炸成了两节，但是敌人仍然负隅抵抗，用尸体做掩体。直到枪声停止，我看到日本人的尸体堆里有一节露出来的枪头，就想把它拔出来，还没等动手，枪就响了，我身后战士的下巴右侧立即就被打烂了。如果不是赵亨德拉住我，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赵亨德让大家先撤退，自己留下来爬上火车顶，用炸弹炸死车厢里的敌人。”

“在一次战斗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比我还小几岁的他却说：‘哭什么，这是战争时期，要没命早没命了，你怎么还闹这一套’。赵亨德牺牲在解放平定的战役中，年仅26岁。无论是作为他的战友，还是一名文字工作者，我都有责任把他传奇、英勇的一生写下来。后来我创作的《太行飞虎队》和电视剧剧本《太行一等杀敌英雄》都是以赵亨德为原型的。革命者为信念而活的精神令人感动，也许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这很难理解，但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出生入死、不计得失。”

“在战争年代，太行山是我们与敌人作战的屏障；在和平年代，太行山是我取之不竭的创作土壤。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与革命历史相连、与太行山漳河水相连、与人民与时代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刘江先后担任《太原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出版局、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多个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然而，太行山的烽火岁月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1958年作家赵树理从北京回到山西，在一次座谈会上，刘江谈到了自己想要创作一部反映太行山革命风云的作品的想法，得到了赵树理的鼓励。195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行风云》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描写农村革命变迁的经典之作。小说通过对以观音保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让人们看到无产阶级观念对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重要意义，将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向和心理变迁放置于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之中，充分显示了刘江文学表达的“人民性”视野与情怀。在他从事文艺创作70多年、创作600多万字的写作生涯中，太行山是他永恒不变的书写主题。

刘江这样谈到其作品与太行山的紧密联系：“很多人评价《太行风云》写出了不同时期中国农村革命的风貌，写出了太行山人民生活的情调，语言富有山西地方特色。其实现在看来，这部作品也有很多不足，但是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是吃着太行山的小米、南瓜长大的，是多少次被太行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的。可以说我的生命早已与太行山脉融为一体，这些故事和语言都是来自太行山，来自太行山的人民。”

“现在，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是要增强文艺创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刘江说，“作为一名作家，你对生活的体验有多深刻，你对变革的把握才能有多宏阔。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也许我们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有着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其基本的立场是不变的。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我创作《太行风云》是为了表现太行人民的自主意识、自觉意识被革命所唤醒，那么到了新世纪，我创作《剑》《韶华时代》等一系列反腐题材的作品，则是希望通过聚焦改革中的艰难、现实中的问题，展现出人民愿景的另一面。在我看来文学的人民性、时代性永远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