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他既担任党中央直属的联络员，负责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又为党的发展建设筹措资金、为党的刊物义务写稿、为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义务讲课，还给陈独秀联系工作、给上海地方党组织租用办公场所、帮特工队保管武器……这些事迹，并非所有人都知晓。

给“钟英”当联络员

中共“一大”后，鉴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沟通成了新问题，迫切需要忠诚可靠的共产党员负责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党中央看中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将他暂时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各地党组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材料，要先寄给沈雁冰，在信封上注明“商务印书馆沈雁冰收”，内里的信封上再标示“转钟英小姐收”。当时茅盾正编辑《小说月报》，每天要收到很多来信，这些“转钟英小姐收”的信夹杂其中，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茅盾会将“转钟英小姐”的信整理好，定期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

全国各地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人，也要先到商务印书馆找沈雁冰，对过暗号后在旅社等待，由茅盾向党中央汇报，再安排见面。为此，茅盾每天都去商务印书馆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这份秘密联络工作他一直做到1925年年底，其间没有出过半点儿差错。

想方设法筹措活动经费

中共“一大”前后，我们党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捐赠，数额十分有限，经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为此，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年轻的共产党人一直想方设法为党的发展建设筹措资金。因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可以支付稿费，所以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同茅盾商量，决定通过写稿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将作品卖给商务印书馆，或在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上刊载，以此来筹措党的活动经费。陈望道曾回忆：“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李达也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时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这些人筹措了多少活动经费，但按陈望道的说法，千字四五元的稿费标准，已经比商务印书馆通常给付的稿费标准高很多，这中间，茅盾的贡献不言而喻。据商务印书馆的史料记载，当年有人向张元济推荐名人译稿，张元济开出的稿费是千字二元；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元。茅盾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杂志上所用翻译作品的稿费，一般是“千字一元至二元”。不过这样的事，在当时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不仅通过写稿和翻译文学作品为党筹措活动经费，还无私、无偿地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茅盾在回忆录中就专门讲过给《新青年》无偿写稿的事：“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不取报酬并不是因为茅盾不缺钱，而是因为党的活动经费实在是太紧张了，给《新青年》无偿写稿，就是为了减轻党的压力。其实，茅盾不光给《新青年》写稿不取报酬，给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写稿也不取报酬。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办平民女校，着力培养党的妇女干部，茅盾和一些共产党人也义务去平民女校讲课，茅盾回忆道：“平民女学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当时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都去讲课，泽民（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入党以后也在那里讲过课。”

中共“一大”召开后，大量党务工作需要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和处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所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坚决主张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全党工作。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生活出现困难，正好商务印书馆有意聘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借名人效应提高社会影响力。商务印书馆知道茅盾和陈独秀相识，就请茅盾与陈独秀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当然，商务印书馆并不知道茅盾是陈独秀的同志，此事和陈独秀当时的处境与需求亦不谋而合。茅盾反复联系、沟通，促成此事，既解决了陈独秀的生活问题，又能让陈独秀专心致志地从事党务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1921年秋，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陈独秀必须回上海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派我向陈独秀探询。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

为党的事业“买单”

除了借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身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筹措活动经费，茅盾还自掏腰包为党的事业“买单”。徐梅坤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下文简称“区委”）的书记，茅盾、俞秀松等人是他的同事。据徐梅坤回忆，“‘区委’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都集中在上海。我现在能记得的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张国焘、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启汉、杨明斋、李震瀛、邵力子、杨贤江（商务印书馆编辑，于1922年5月、6月间入党，可能由我介绍入党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时来时往，流动性很大，有些人不参加会议，所以开会时人员从未到齐过”。徐梅坤还披露了当年茅盾自掏腰包为“区委”租办公室的事：“‘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设在成都路中段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每月由沈雁冰拿出五元钱租赁费。沈雁冰当时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一百元，他用自己的薪水来资助党的活动。”对此，茅盾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

中共“三大”后，针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工贼”以及党内出现的叛徒、奸细等，我们党决定成立特别支部，由徐梅坤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徐梅坤曾说：“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由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党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后来我从意大利军火船上买了四支意国造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队，就是以后的‘打狗队’。”这是我们党早期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个小片段，徐梅坤将武器存放在茅盾家中，是需要茅盾一家承受极大的风险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茅盾为党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秘密工作，贡献巨大。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百年，但老一辈革命家为党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重温，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