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环”诞生记
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
1984年谢晋导演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1982年7月19日凌晨,当时《十月》的编辑张守仁还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他难以安然入睡的原因是连夜审读《高山下的花环》。翻完最后一页稿纸,他像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喜悦之情难以抑制,他写道,“济南军区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描绘的是南疆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一个企图走后门撤退到后方去的高干子弟,在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感召下,终于留在战场上,由落伍者变成为战斗英雄的曲折故事……一部八九万字的中篇,能写活七八个人物,这是不容易的。《高山下的花环》文笔朴实,感情深厚,后半部有些篇章,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震撼着、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我建议将这部作品作为重点稿件,刊登在下一期《十月》的头条位置。”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和作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 《高山下的花环》在当时引发一场出版的奇迹,全国先后有74家报纸连载这篇小说,北京出版社的《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已印到158万册。当时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此书,总印数达到了1100万册。作品更是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十几种语言,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中,《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另外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话剧、歌剧、京剧、舞剧、评剧等演出。1984年被导演谢晋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那么,《高山下的花环》是如何诞生的呢?
1979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当时李存葆在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创作员,在接到军队文化部组织到前线采访的任务后,火速奔赴前线。李存葆作为一个随军作家,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不仅跟随着军队作战,而且还采访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事迹,他详细记录那些战斗方案、成果,以及英雄人物的壮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存葆记录的这些方案都渐渐模糊了,反倒是那些“感情的碎片”越来越在他脑海里闪现,他“觉得描写战斗的过程较多,而揭示人物心灵的东西较少,可能是这些作品缺少感人的力量的根源”。正如评论家雷达的概括:“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以及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这个阶段他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李存葆对这些创作成果并不满足。李存葆期望自己能够寻求创作上的突破,他努力地回想在战场上的经历、英雄的事迹和那些最能打动他的故事,他想到了一件件触及心灵的真实事件:
有一天,一群傣族姑娘在溪边给前线送下来的烈士清洗遗体。当时这座傣家寨子里的青壮年都去支前了,给烈士穿衣入棺的事都由姑娘们来做。这时,有一位傣族老阿爹走过来,声音颤抖地斥责姑娘们道:“你们怎么能这样狠心……水太凉了。”姑娘们当即明白,连忙去烧热水。
还有一次,李存葆去一座苗寨赶集,正好看到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要买一位老大娘的鸡蛋,两人在为价钱争执,旁边的人告诉老大娘说,这个小姑娘是用献血的钱来买鸡蛋送给伤员的。老大娘一听,一下挎起篮子对小姑娘说:“孩子,你咋不早说,说了还用你花钱买,走,咱们把鸡蛋送给伤员去。”周围卖鸡蛋的人一听,也都默默地挎起鸡蛋篮子给野战医院送去。
多年后李存葆回忆道:正是从这些普通民众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感情,让我努力把它融化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他多次想到的是部队欠账单的问题,这在部队很常见,“几乎也都发现了欠账的事。这些欠账的烈士,清一色是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十年动乱很凶的天府之国四川……”“有一个党委搞了个统计数,连排干部牺牲后留下欠账单的人所占的比例数相当大。”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个问题能不能写,李存葆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他曾经反复琢磨这件事情,因为“欠账单”的问题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过渡。
反复思虑之后,他将这些细节设计到了小说中:一个烈士的妻子拿着抚恤金,卖掉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和婆婆一起,来到部队替丈夫还债;一位指导员的遗书上写着,他有一件崭新的军大衣,让妻子留给10岁的女儿,等女儿结婚时当礼物;有一个班长在战斗中立了二等功,复员时他把不多的复员费都还了账,但还差15元,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套新军装留下顶欠下的15元钱。
在某部采访时,李存葆遇到这样一件事:某部接到命令马上要开赴前线,但团里有位干事接到调令要走。尖刀连的同志喊道:“他不是怕死吗?叫他到我们尖刀连来!”于是,这位干事被派到尖刀连。后来他悔悟过来,在战斗中立了功!李存葆在采访时就有战士说:这样的事你应该写一写。李存葆就将这位战士作为赵蒙生的原型写在了小说中。
“由于这些,我便产生了创作冲动,铺开稿纸拉了个结构。结构中的人物关系,梁三喜一家和赵蒙生一家这条线当时就有了,但其他的人物关系和现在的《高山下的花环》不太一样。开篇写了个引子,先引出梁三喜留下的欠账单,接着便把生活面放在沂蒙山中去了。” 但是由于其他的材料准备不充分和“展现生活面的角度没选准”,李存葆的创作很快就难以继续下去了,因此,《高山下的花环》第一稿的创作就只能结束了。之后,李存葆回到了所在的单位。他几次想要重写《高山下的花环》,但是每每动笔,“总感到难度颇大,除了角度的选择,还因生活交给我的那些素材的‘负荷量’沉甸甸的,我不能把他们写得不痛不痒,这就遇到如何写军队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遇到一个矛盾,一方面前线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他,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不痛不痒”地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故事会给军队抹黑。如何把控这样的写作难题,当时的李存葆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只能继续深入到生活中去。
这时新的转机来了,李存葆于1980年2月参加了党中央与中国作协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在这里,他受到启发,确立了新的写作方式,“这次对话对我重新思考构思《花环》有很大启示,我集中力量思考如何在《花环》中把矛盾写得尖锐一些,准确一些,深刻一些,特别是准确地反映矛盾,这是关键。不然,作品既不会尖锐,也不可能深刻。”
之后,李存葆重新构思了《高山下的花环》,“这期间,我数次跟军内外年轻的同行们口头谈过《花环》的结构,当我讲到烈士的妻子和母亲用抚恤金还账的情节时,对方总是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写!赶紧写出来!写得更悲壮一些!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烈士,哪有这么好的人民’。当我讲到雷军长摔帽骂娘的情节时,对方也总是鼓励我:‘军事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风骨,要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写得正气凛然!’。”由此,《高山下的花环》结构成形了,李存葆还在渐渐丰满小说的细节。
1982年春天,李存葆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刘白羽的发言让李存葆收获颇大,他写道“这一次又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对我在《花环》中表现部队内部矛盾,有不少启示。”
通过这次座谈会的交流学习,李存葆采用了一种描写矛盾的方法,“在写《花环》时,我努力追求的是,对美的事物,采取实写,重笔浓墨;对于丑的东西,进行虚写,点到为止。在揭示矛盾时,寓热情于无情之中。矛盾尽管很尖锐,但它主要展现的是广大指导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从梁三喜、靳开来对赵蒙生的痛斥声中,从雷军长甩帽骂娘的怒吼声中,读者可以体味到炎黄子孙那充满正义感的美好感情。在‘欠账单’和‘抚恤金还账’的描写中,‘欠’是虚写的,‘还’是实写的。‘欠’是意在不言,‘还’能打动人心。‘还’的实写尽管‘悲’,却有‘壮’,能充分展现梁大娘、韩玉秀这样的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对党、对军队、对国家的一往情深;能够描绘出我们民族脊梁的瑰丽的灵魂。”
确定了写法之后,《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和结构已经在李存葆的内心了,而机会也来了。张守仁回忆到,“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车上,与会的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个题材: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生涯;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
《高山下的花环》酝酿阶段虽然很漫长,但是长期的积累和思索已经产生了质变,小说的写作反而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会议结束以后,李存葆就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社举办的小说读书班,在班级里,他边读书边思考,并且给小说的人物都做了列表。“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高山下的花环》,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5日至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里,希望我尽快处理。”
毫无疑问地,《高山下的花环》很快得到了编辑部的认可,9月初就进入了《十月》杂志的印刷厂。正如张守仁所总结的,《高山下的花环》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高山下的花环》同样也具有历史的意义,正如军旅批评家朱向前所说,“《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