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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年，巴西文坛延续了前两年的变革趋势，严肃文学与娱乐文学的壁垒被进一步打破，对现实困境的观照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由于疫情引起的社交隔离与网络“曝光”运动兴起，巴西社会越来越习惯于从个人视角出发参与公共讨论。因此，本年度的巴西文学在探讨社会议题的同时，叙事视角也变得更为主观与内倾，以第一或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明显增多。作家或者站在受害者立场，以独白或追问引发读者共情；或者同时展现多种视角，全面反映巴西当前的对立与冲突。

关键词 巴西年度文学研究 叙事视角 主观化 社会议题

自2018年以来，受社会冲突加剧与出版业危机影响，巴西文坛的评价体系与创作趋势都迎来了持续转向。具体来说，以往将“文学性”凌驾于“通俗性”之上的评价标准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二者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无高下之分。许多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在传统文学中吸收大众文化，在通俗作品中探讨严肃主题。与此同时，为化解当前极端化的对立倾向，号召巴西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当前困境，文学作品也不再一味进行谴责与批判，而是致力于让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巴西现实，唤起共情，促进理解。在2020年的巴西文坛，上述重要特征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巴西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雅布提奖组委会在3月发布本年度的评选章程，宣告在传统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类别之外，新增“娱乐长篇小说”（Romance de Entretenimento）这一文学奖项，并将原有的“长篇小说”更名为“文学长篇小说”（Romance Literário）。章程公布不久，雅布提奖负责人佩德罗·阿尔梅达（Pedro Almeida）专门针对这一变更做出解释。他提到纯文学或严肃小说强调叙事形式，而商业或娱乐小说则侧重于情节推动，这两方面本来就无法相互比较，但此前的评委都只善于对“形式”进行评价，从而导致以情节取胜的作品无缘大奖。然而，就在奖项评审承认后者价值的同时，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也变得愈发模糊，因此，在实际评选中，将由作者本人决定参评“文学小说”还是“娱乐小说”，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性。

鉴于近年来巴西文学在变革趋势上的一致性，2019年最受好评的新作也相继成为本年度各项文学奖的赢家。就雅布提文学奖而言，最佳娱乐小说与最佳文学小说分别由《一个黑暗中的女人》（Uma Mulher no Escuro）与《歪犁》（Torto Arado）摘取，后者还同时获得葡语海洋文学奖的第一名。而同样收获诸多赞誉的《棕色与黄色》（Marrom e Amarelo）则夺取了亚速尔文学奖最佳长篇叙事大奖。不仅如此，这些作品中所探讨的暴力、性别、阶级、种族等议题也依然是2020年巴西文学创作所关注的焦点，部分新作甚至可以看作是上述作品的延续或回应。

《一个黑暗中的女人》与《歪犁》，图片源自Yandex

一、叙事人称变化：以主观视角关注社会议题

即使2020年巴西文坛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前两年的评价标准与创作理念，本年度出版的作品仍显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叙事视角上，存在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全知全能的叙事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物本身。尽管在此之前，巴西文学中也不乏第一人称叙事甚至自传体作品，但每年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毕竟有限，且其关注点大都聚焦于个体情感或自我身份，致力于探讨如成长、孤独、衰老、死亡等存在主义话题。而在2020年，第一人称叙事则一跃成为巴西文学的主流，第二人称叙事的比例也大幅增加。无论陈述的主体是“我”还是“你”，这些作品都有意从个体感受出发，以参与者的姿态反映与反思在巴西现存的社会问题。

上述变化的发生与2020年的巴西现实有密切关系。作为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数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巴西在经济、政治、民生等方面均遭遇重大打击，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也降到最低。对于巴西人而言，私人交往与群体聚会都不可或缺，疫情引起的社交隔离也对他们造成了更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媒体成为个人情感宣泄的重要出口，也成为群体声浪形成的源头。这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呼应看似矛盾，在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由于独处时间增多，每个人对自身的关注度提高，人们的思考叙述自然会更加贴近个人生活；另一方面，肆虐的疫情却又将所有人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每个人都陷入相似的困境，面临同样的风险，个体层面的讲述也自然能够反映群体焦虑，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参照。

除全球肆虐的疫情之外，另一个事件也同样在巴西引起轰动并余波不断，那便是2020年5月开始的“曝光”（“Exposed”）活动。这项活动最早由推特账号“尼特洛伊妇女之声”发起，旨在通过被害人的个人叙述，曝光并谴责她们所遭受的性骚扰与性暴力。尽管乍看起来像是近几年#Metoo运动的变体，“曝光”运动的范围却迅速扩大化，从控诉前男友的背叛，到举报家庭暴力与种族歧视，这些都可以归于这一标签之下。因此，在声势浩大的“曝光”运动之下，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对于单一社会问题的关注，而是对普通个体遭遇的重视。无论曝光的问题在于性别、种族、穷困还是暴力，个人真实的自述都能在网络空间赢得同情与支持，并鼓励更多的受害者继续发声。

一边是重重危机让人们拥有更强烈的倾诉欲望，一边是网络技术令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互助变得更为便捷，二者的聚合让大家意识到，他们无需将自己的故事交由少数“专业人士”描写报道，而是可以亲自回忆讲述。他们并不缺少呼应者，因为在每一个发声的个体背后，都站着更多有着相似境遇的人。即使在追求真实性与感染力的同时，难以保持中立客观与面面俱到，但在多种声音的共振中，仍能谱奏出反映这个时代的独特乐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西文学的叙事立场产生了明显变化。

二、单一视角下的独白与追问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作品中，最受关注与好评的莫过于《皮肤的反面》（O Avesso da Pele）。作者杰斐逊·特诺里奥（Jeferson Tenório）于1977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少年时便移居至南大河洲。由于那里的欧洲移民人数更多，深肤色的他感受到更为明显的种族歧视。因此，在创作主题上，《皮肤的反面》与上一年度的《棕色与黄色》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后者也同样出自于一名南大河洲作家之手。

(《皮肤的反面》图片源自Yandex)

然而，与其将特诺里奥的成功看作上一年热度的延续，倒不如将其归功于作家本人多年的积累。事实上，在两年前出版的《没有上帝的斯特拉》（Estela sem Deus）中，特诺里奥已经讨论过种族问题。而除文学创作外，特诺里奥也在攻读文学批评方向的硕博士学位，其研究对象均为非洲作家或是具有非洲血统的作者，这也使他对族裔身份的处理更为细腻，不至于让文学作品沦为生硬的道德说教。正如保罗·斯科特所称赞的那样：“［特诺里奥］并非仅仅在国家普遍的不幸中做一场社会巡游，不会将对不平等的批判变成一种取巧手段、一种吸引眼球的廉价途径……”

如果说，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前，这种廉价的批判还有些许市场的话，最近几年的文坛趋势已经宣告了此路不通。一切“置身事外”的文学都难以赢得认可，“真诚介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皮肤的反面》恰恰满足了巴西读者与评论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因为其中所有的反思都由内而外自然发生。在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特诺里奥采用了口语化的叙事策略，仿佛当事人就坐在读者面前，将所思所想娓娓道来。

《皮肤的反面》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叙述者名为佩德罗，是一名黑人。他的父亲本是一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但在警方的街头盘查中被误杀。悲剧发生后，佩德罗回到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子，通过整理旧物，重拾父亲的回忆。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佩德罗的个人独白，而其倾诉的对象正是已经离世的父亲。由于他的倾诉中还交织着对于母亲等人的回忆，使得这部小说在第一、第二与第三人称叙事中交替变换。其中，第一与第二人称占据了核心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说真切而又悲伤的基调：“有时你有了一个想法，便住在里面，远离人世。你建造了一栋这样的房子，远远的，在你自己心里。这就是你的行事方法。今天，我更愿意认为，你的离开是为了回到我身边。”在这个开启全书的句子中，特诺里奥不仅表达了叙事者对父亲的思念，也暗示了记忆与空间的关系。已逝的父亲将自己的思想打造成远离现实的房屋，儿子则借助他居所中的日常用品，一点点拼凑、重塑父亲生前的故事。如此一来，父亲房间中简单凌乱的陈设——没有墨水的钢笔、不成对的袜子、笔记纸张、学生的试卷、作文以及坎东布雷宗教的神像——便透露出了他生前的身份特质：一位公立学校的语文老师，收入微薄，信仰巴西非洲宗教（具有黑人血统）。

对于巴西社会而言，这三种身份具有极强的关联。因为相较于白人而言，黑人的平均收入更低。而巴西公立基础教育极为薄弱，基本只有穷人才会选择。于是，公立学校集中了更多的黑人儿童，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资源，更难通过学习实现阶级跃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教育、文学、种族、阶级的结合并非仅仅来自于特诺里奥的创作巧思，更因为他本人便是一名公立学校黑人语文老师。因此，当书中的佩德罗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叙述父亲的遭遇时，读者很容易感同身受，并为他所遭遇的种族歧视愤恨不已。

事实上，在最终被警察误杀之前，这位语文老师已经数次遭遇警察盘查，原因无疑在于他的肤色与穿着。当年少的他与同伴踢球，当他去富有的同学家玩游戏，当他在富人区等待女友，甚至当他在公交车上读书，都会有警察突然出现，询问他的身份。这种歧视无处不在，如果没有最后夺取他生命的悲剧，也许并不会引人注意，然而，《皮肤的反面》最打动人心的便是对这种细碎日常的描写。尽管没有任何情绪化的宣泄或是戏剧性的冲突，特诺里奥的文字却令读者相信，身为一名黑人，必须时刻配合警察无理的盘问，承受商店保安怀疑的目光，理解路人从旁经过时的紧张情绪，因为他一旦像主人公的父亲一样，为了奢侈的理想而选择反抗，便可能在警察慌乱的枪击中丧生。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长篇小说佳作中，《皮肤的反面》并非唯一一部从单一人物视角出发，对社会问题发起反思与追问的作品。其他作家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巴西南大河洲作家杰佛逊·亚松桑（Jéferson Assumção）在年初出版了《犹大的地狱》（O berço de Judas），借一名搏击者的口吻来展现巴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问题；而在巴西著名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Cristóvão Tezza）发表的新作《时间的表面张力》（A tensão superficial do tempo）中，一切情节都在化学老师兼盗版视频制作人坎迪德的叙述中展开，探讨的核心则是博尔索纳罗执政时代的社会与政治。

克里斯托旺·泰扎与《时间的表面张力》，图片源自Yandex

除长篇小说之外，2020年最受关注的诗歌作品也体现出相同的特点。诗集《恐吓之歌》（Canções de atormentar）是本年度巴西文坛的一大惊喜，因为它以最具独创性的隐喻，表达了当前巴西人内心的普遍感受。这是安杰丽卡·弗雷塔斯（Angélica Freitas）自2012年出版经典诗集《子宫如同拳头一般大小》（Um útero é do tamanho de um punho）之后，历时八年才最终问世的新作。在上一部诗集中，弗雷塔斯以冷静精确的笔触，对女性形象及女性境遇进行描述，突出性别的社会构建过程与自我认同。而在本年度的新作中，诗人则毫不掩饰其叙述视角的主观性，通过童年回忆与日常观察，明确展现出她对于巴西以及全世界现存社会问题的焦虑、不解与疑惑。

《恐吓之歌》开篇回顾了诗人生长的土地与亲眷的生平，并以孩童的视角写到：“我居住在瓦维尔德/那里是文明的尽头”“你想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尽头吗？”然而，这一对文明的追问却并不限于天真的童年，而是串联起整部诗集，暗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是文明的终结。因此，从第三首诗《蜜蜂》（“Abelhas”）开始，诗人便将目光直接转向了现实问题：“如果/这个国家/苛待我们/是因为/……/……/没用的/从未见过/有蜜蜂/能够退休/就算是蜂后/也会被断腿断翅/被工人/带去远方。”作为这部诗集中最短的一首诗，弗雷塔斯以蜜蜂比喻巴西的劳动者，几乎是对巴西养老金改革及劳工保障缺失的直接批评。而在接下来的《愉港市，2016》（“Porto Alegre，2016”）里，弗雷塔斯则选择了第二人称叙事，展示了当代人对于现实问题的无动于衷。在这首诗中，“你”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远方战火连天，但“你”却并不在意，只会起身取出冰箱里的食物，却不曾想同样的悲剧也可能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

在自我的表达之外，弗雷塔斯还致力于说服他人也参与其中。在与诗集同名的诗中，作者写道：“凡是因条件所限/而无法成为水手的人/凡是无法在船只中/周游世界的人/都应当/立即考虑/成为塞壬。”在弗雷塔斯看来，塞壬代表了广义上的受害者，因为她们半是女人，半是猎物。但与此同时，她们只要发声便足以使水手惊惧，这也正是“恐吓之歌”的由来。

三、多重视角下的辩解与对峙

无论在《皮肤的反面》还是《恐吓之歌》中，叙事者主要站在受害者一方与读者对话，力图引起大众的共情、理解与支持。但在2020年，还有更多作品虽然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却并不满足于展示单一视角，而是着力塑造一组组立场相悖的人物，赋予他们交替发声的机会，在双方叙事的矛盾与冲突中，表现巴西各阶层、团体之间的撕裂与对立。这些作品虽然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展现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但内核都是要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号召大家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式，仔细聆听其他的观点与声音，以促成不同团体的相互理解，或是进行更为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在《东京套间》（Suíte Tóquio）里，小说家乔瓦娜·马达洛索（Giovana Madalosso）便凭借其对两种叙事声音的细致刻画，获得了普通读者与学院派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女性：保姆玛露和女主人费尔南达。全书共分为35章，其中奇数章节均为玛露的个人陈述，而偶数章节则为费尔南达的独白。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因为在这天早晨，当玛露带着费尔南达的女儿科拉离开公寓楼时，便已经做好了拐走孩子的准备，之后便与科拉开启了不断颠簸的旅程。而费尔南达在得知保姆与女儿失联的消息之后，陷入了对自我、婚姻与亲密关系的反思之中。

乔瓦娜·马达洛索与《东京套间》，图片源自Yandex

倘若将单数章节串联起来，读者会看到一个细心、慈爱、迷信而又明理的女性。玛露当了多年保姆，照顾过许多幼童。科拉两岁那年，费尔南达竭力劝她成为住家保姆，并精心布置了一间保姆房。费尔南达认为这个房间就像是东京酒店的套间，这也正是本书标题的由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玛露对科拉精心照顾，两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在一次与女主人的争执之后，玛露无意间听到费尔南达想将她辞退。只因不愿与精心照顾的孩子分离，玛露才萌生了将科拉带走，当作自己女儿抚养的想法。

而在费尔南达的叙述中，呈现的则是一个独立要强却又缺少关爱的女性形象。作为影视团队的负责人，费尔南达收入颇丰，在结婚后依旧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然而，费尔南达的丈夫却并未履行照顾家庭的职责，尤其是在女儿科拉出生之后，便寻找各种借口逃避。正是在一次独自带领年幼的女儿旅行之后，费尔南达决定说服玛露留在家里，并将女儿完全交给保姆照看。与此同时，她对丈夫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反而与影视公司的一位女领导发生了婚外情。

就客观事实而言，玛露和费尔南达在道德上均有瑕疵；但看完她们的自述之后，又会觉得她们都情有可原。作为保姆，玛露擅自将科拉带走足以构成犯罪，但她对小姑娘的爱却远胜于其亲生父母。而费尔南达在生育之后，工作的压力、婚姻的不幸、母亲的疏离、同性的爱恋几乎把她压垮，使她再没精力去关照女儿。然而，即使读者对她们二人均抱有同情，却无法忽视她们之间的冲突与敌对。拐骗发生前，女主人利用阶级优势，对保姆颐指气使、极尽压迫；之后，女主人又成为受害者，因女儿的失踪而承受巨大的痛苦。在书中，两人的叙述交替进行，却从未能进行对话，也未能理解对方。但在书外，乔瓦娜却为读者带来了双重视角，让我们放弃盲目对立，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自白都能够引人同情。马尔塞洛·维森廷（Marcelo Vicintin）的小说处女作《昨日的余烬》（As Sobras de Ontem）尽管也采取了双主人公交替叙事的写作手法，其最终的结果却是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更多巴西上流阶层的自私与腐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埃吉迪奥和玛利亚·路易莎，前者是巴西一间大公司的继承人，因在巴西反腐行动中获罪而被监视居住；后者则来自一个破产的中产家庭，自少年时便致力于借助美貌、一步步进入上流社会。

这是巴西近年来罕见的以富人为主角的作品，里面呈现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只有如维森廷一样的商业精英才可能了解，这也是令许多读者与评论家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原因。埃吉迪奥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无需担忧生计，但他却因为无聊、贪婪与权欲，不惜官商勾结，即使被捕也毫无悔意。在玛利亚·路易莎的叙述中，如埃吉迪奥一般的富人尽管拥有一切，却极度自私，对自己拥有的特权毫无意识。当然，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与虚荣，只是在谈及与富豪的恋爱时，依然暗示自己付出了真情，而这一点也在埃吉迪奥对前女友的回忆中遭到瓦解。

与《东京套间》的两位主角不同，埃吉迪奥与玛利亚·路易莎对于对方所属团体的批评，并非源于忽视或误解，而是因为太过了解。借助他们的观察与自省，大众得以窥见部分上层精英的行事逻辑，也更加确信改变现有权力格局的必要性，因为巴西上流精英与普通大众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底层人民发现仅凭努力与才华，越来越难以实现阶级跃升时，只有像玛利亚·路易莎一样的新贵，才能依靠美貌与钻营，侥幸进入上流圈子。与此同时，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却在其内部建立起另一个金字塔，为了登顶而不择手段。

无论是借助间接对话寻求共情与和解，还是通过隔空对峙揭露更多的细节，多视角叙事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而在2020年出版的作品中，将这一技巧运用得最为新颖、娴熟的当属米歇尔·劳布（Michel Laub）的小说《两国方案》（Solução de Dois Estados）。本书标题原指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政治方案，而在小说中则是德国女导演布伦达所创作的纪录片标题。布伦达曾在巴西生活了八年，直到其丈夫在里约热内卢被劫匪杀害，她才回到欧洲，开始到各国拍摄与暴力相关的纪录片。在2018年的一次活动中，巴西艺术家拉盖尔被弟弟的朋友当众殴打，掀起了轩然大波，布伦达因此重返巴西，将这里作为她下一部纪录片的主题，并说服这对姐弟接受采访。

《两国方案》，图片源自Yandex

《两国方案》便是集合这次采访素材的文字转录稿。按照劳布的设计，这些素材主要分为三类：预先剪辑的材料、未经剪辑的材料与补充材料。其中，预先剪辑的材料剔除了采访者的提问与引导，只留下姐姐或弟弟的个人陈述。而在未经剪辑的材料中，读者则能够看到导演与姐弟二人分别的对话。补充材料占据的篇幅很少，主要由公众人物的演讲发言或者新闻报道构成。从表面上看，《两国方案》也是在两个人物视角的不断交替中展开叙事的。然而，即使就剪辑过的素材而言，德国导演的身影也未能完全隐形，而是作为对话对象，出现在姐弟两人的叙述之中。事实上，在小说前半部分——也即采访初期阶段，此时的大部分材料已经过剪辑——姐弟两人都在积极争取导演的支持，导演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两人对话的中介角色，引导他们对对方的辩驳做出回应。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导演本人则不得不面对两人的质疑与挑衅，被迫做出解释与反击。

与本年度其他从主观视角出发的小说相比，《两国方案》独具特色，探讨的主题也更加深入多元。这首先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三名主人公都有丰富的媒体经验，深谙话语的重要性。德国导演曾拍摄同类题材，提问专业老道；姐姐年少时便在欧洲学习表演，活跃于艺术与文化活动之中；而弟弟是一家连锁健身公司的老板，并与一位新教牧师关系甚笃，深知如何进行布道与宣传。因此，他们的问答有来有往，措辞谨慎，观点犀利。与此同时，每个人的叙述过程都可能被随时打断并开启新的话题，也使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变得更为广泛，从姐弟之间的家庭冲突延伸到对巴西经济政策、选举制度、男权文化、暴力犯罪的全方位辩论，更涉及诸如福音派崛起、外来文化操纵等新问题。

在小说最后，每位人物的立场观点都逐渐清晰，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说服对方。因为在当前巴西社会中，他们所分别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弟弟）、左翼身份政治（姐姐）与反政治化倾向（导演）根本难以调和。正如在国际舞台上，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仍是一个设想，劳布也无力为祖国的困境开出良方。但他仍相信文学的力量，这点从他年底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我能保持的乐观就是出版一本书，相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我相信艺术仍然可能构成一个讨论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摆脱教条。这本书的圆满结局正在于此——在于我写出了它。”

结 语

受疫情影响，2020年巴西的各种社会问题愈发严峻，巴西文学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回应。然而，正如米歇尔·劳布借书中主人公之口所表达的那样：“你以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的名义说话，这与你就是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是非常不同的。”在这个受疫情及社会不公困扰的时代，人人都渴望发声，又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人都能够发声，这就要求作家反思自己的创作方法，重新审视作者与大众、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的巴西作家更倾向于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以亲历者的姿态进行创作。通过大量的独白或对话，他们的作品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更能够揭示出不同的思想理念如何构建出当前现实，引发读者的共鸣与反思。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