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像
黄河像一条巨龙，蜿蜒奔流于中原大地。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经的陕西省韩城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诞生了一位世界文化巨人——司马迁，他的不朽著作《史记》，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座长城。
司马迁是一位幸运儿，出生在史官世家，又生活在汉武盛世，有才华，有理想，有担当，仕途一度顺畅；他又是一位悲剧人物，因正直敢言而遭腐刑，蒙受耻辱；他还是一位奇人，在逆境中奋发有为，在挫折中负重前行，最终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也树立起中国叙事文学的一座丰碑。司马迁继承父志，用顽强毅力和毕生心血完成的《史记》，在当时一度被上层视为“谤书”，正统思想家也认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得以广泛传播。经过两千多年时间的检验，《史记》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今天，《史记》既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也是世界文化的经典。
家学与师承：司马迁思想基因的形成
西汉时期的左冯翊夏阳，即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是司马迁的故乡。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河津，西段在陕西韩城，形状如一座雄关，传说这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的。清乾隆《韩城县志》说：“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1] 龙门山上有“相工坪”，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督工的平台。这里还有“鲤鱼跳龙门”的神奇传说。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马迁就诞生在离此不远处的高门原（还有芝川、华池、夏阳城内、龙门寨等说法）。
司马迁的家世，《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记述：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2]
颛顼帝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到了唐尧、虞舜的时候，又让南正重、北正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商时期，依旧由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的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代。周宣王时代，重黎氏因失去执掌的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时期，朝廷内乱，司马氏族迁到晋国。后来，司马氏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的一支是随晋国中军元帅随会定居到少梁（今韩城市南）。司马迁就是在秦这一支。从先祖一直到父亲司马谈，司马家族世代史官的职务一度中断，但从司马迁的自传来看，他仍然把“世典周史”作为家族最荣耀的事情，这是司马迁最重要的家学基因。
当然，司马迁的先祖还有武将司马错、司马靳，为秦国的崛起建立了功勋。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特别是他有理有据舌战张仪、主张伐蜀的经典辩论，成为千古佳话。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辅佐秦国大将白起攻打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立下丰功伟绩。后来，也是因为白起，司马靳连坐而死。在司马迁的先辈中，还出现了两位经济领域的人才。《太史公自序》云：“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司马昌是司马靳的孙子，秦始皇时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吏，掌管着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铁的铸造和市场运营。司马无泽是司马昌的儿子，担任过汉朝长安市场的长官。可以看出，司马迁家学的根基明显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都对司马迁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他最看重、最引以自豪的还是“世典周史”，史官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他的内心深处。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幼学习古代的典籍。《陕西省韩城市地名志》“北华池”条记载：“传说太史公司马迁父司马谈曾在其地设教书院，建有花池。”[3] 这是司马迁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至今仍有“司马书院”遗址。在司马迁的成长过程中，司马谈既是慈父，又是首要的学业老师。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自己父亲“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西汉著名的星占家，他对星占与历法的学问非常精通。杨何是汉武帝时期的《易》学大师。黄子是汉景帝时期的博士，是道学权威。这些都为司马谈以后从事太史令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司马谈任太史令。汉代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和档案文书，同时也实录大事，搜集并保管典籍文献。太史令虽然是地位比较低的官职，但司马谈却有着宏大的抱负和理想，立志要继承祖业，重振史家的传统。同时，司马谈总结了先秦到汉初的学术发展概况，形成了《论六家要旨》的历史哲学论文。他把先秦以来各种思想学说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学说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唯独对道家只有肯定，没有批评。但他又不以道家取代五家，认为五家之长不可废弃，表现出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司马迁把这篇论文完整地征引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他与乃父在思想精神上的契合。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司马迁18岁。这一年，司马迁随家迁徙至茂陵（今属陕西省兴平市）。为了进一步开阔司马迁的学术眼界，司马谈让他跟随学识渊博的孔安国学习。孔安国是西汉鲁国曲阜人，孔子第十一代孙，著名古文经学大家。班固《汉书·儒林传》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4] 年轻的司马迁跟随孔安国学习《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为日后《史记》的创作准备了宏丰的知识基础。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董仲舒，为今文经学大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董仲舒因研究《春秋》而出名。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对汉武帝三次策问的答辩中，以“天人感应”说为其对策的要旨，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的一些思想养料，两人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例如，他们都从维护汉朝统治出发，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又有差异：董仲舒通过把儒学阴阳化，借天的意志来表达他的“大一统”观念；司马迁则接受了春秋公羊学中“大一统”的政治含义，但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规律，通过记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具有明确的民族融合内容的“大一统”政治观念。
司马迁转益多师，既有以道家思想为主的父亲，也有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孔安国、董仲舒，这对其独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还有一位未见面的、但最为敬仰的导师孔子。孔子的思想和行为是司马迁人生的精神支柱，尤其是他后期创作《史记》，更是把孔子和《春秋》作为学习的榜样。
立志与游历：司马迁成长的重要历练
司马迁生于景帝时代，但其成长和一生活动是在武帝时代。汉朝建立后，经过“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政治上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彻底结束了汉初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天下；经济繁荣，府库充实；军事上对外用兵，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征讨匈奴，外患得以解除；外交上张骞通西域，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思想上，董仲舒倡导的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结束了前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方面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汉朝的强大声威。这种盛世气象给司马迁的立志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发了他积极进取的热情。他在《与挚峻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在《报任安书》中也说：“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目标既定，司马迁便一步一步努力去实现。其中重要的有三步：二十壮游、入仕奉使西南、扈从武帝。
元朔三年（前126），年近20岁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了人生中的一次壮游，这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壮游，《太史公自序》记载道：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5]
这次壮游，司马迁走遍了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有深刻感受。比如他来到诗人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追寻屈原的足迹，后来他在《史记》中写《屈原列传》，其中特别追叙了自己当年访古的心情：“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来到曲阜，看到孔子留下的遗风，在《孔子世家》论赞中写道：“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读孔子的书，就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孔子的敬仰之情。途经薛城时，他特意访寻了孟尝君的封地。在《孟尝君列传》论赞中无限感慨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途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这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访问遗老，实地考察，结识了汉初名将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樊他广为其讲述了汉初功臣许多逸闻趣事：比如辅佐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名将樊哙，早年曾以杀狗卖狗肉为业；英勇善战的大将夏侯婴，最初是在沛县县府的马房里掌管养马驾车的下人；开国功臣灌婴，原来是睢阳地方一个贩卖丝缯的小商人。他们几个人都是跟随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功业。所以，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论赞中感慨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在归途中，司马迁路经魏都大梁，专门寻访了信陵君的故事和遗迹。在《魏公子列传》论赞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访寻的经历：“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实地的考察与访问，更使司马迁无比推崇与敬仰信陵君。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的一般任务是，皇帝在公室时，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侍卫；皇帝出巡时，他们是车驾的侍从。从此以后，司马迁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入仕不久的一件大事是奉命出使西南，即《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出使的原因是：元鼎五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对归附汉朝，汉武帝派遣汉军从水上分五路征讨南越。驰义侯是越国降将，熟悉越国环境，所以武帝任命他为第五路统帅，率领巴蜀罪人及夜郎兵马，沿牂柯江向番禺（今广州市中南部）进发，不料西南地区的且兰君不愿率军远征，发动了叛乱，致使驰义侯这一路贻误军机，没能赶到番禺参加五路水军的会战。水军遭遇南越国的顽强抵抗，直到元鼎六年秋，汉朝的五路水军才会战番禺，攻破越国。平定西南后，武帝派遣司马迁以监军身份出使西南，任务是设郡置吏，共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司马迁圆满完成任务，大约于元封元年（前110）二三月返回。这次西南之行，显示了司马迁的政治才能，也开阔了他的视野，为后来写作《西南夷列传》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扈从武帝也是司马迁入仕后的重要经历。在多年的扈从生涯中，或封禅，或巡视，或抚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对于了解各地风土人情以及汉武帝的内心世界有许多帮助。其中有一重要事件是“负薪塞河”：元封二年（前109）夏，身为郎中的司马迁侍从汉武帝东巡莱芜，走到瓠子河（即瓠子口，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当时黄河在瓠子决口，武帝率领百官亲临瓠子口塞河工程的现场，命令将军以下的随行人员背草袋树枝，投入截流堵口工程，并作《瓠子歌》。司马迁在《河渠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载。他无限深情地说道：“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司马迁壮游、出使、扈从的人生历练，不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迹，而且使他对社会、人生、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也对他《史记》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文学家马存说：
子长平生喜游……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潴，含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6]
马存把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多样化的文章风格联系起来，确有一定的道理。
受命与发愤：创作《史记》的原动力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史官的司马谈，把能参加封禅活动视为自己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但事与愿违，武帝让他留在洛阳，他没能参加这次大典。司马谈异常遗憾和失望，终于忧愤成疾。这时，恰巧司马迁从西南归来与父亲相见，司马谈紧紧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7]
司马谈的临终遗言，饱含着深情：第一，司马家族世代史官，不能在我们这里断绝；第二，陈述自己不能参加封禅大典的遗憾；第三，从孝道教育司马迁要完成《史记》；第四，周公、孔子的行为、论著是天下学者修身立命的规范；第五，孔子以来四百多年历史记载缺失；第六，今逢大一统的盛世，史官应该有所作为。司马谈的遗命，既是作为父亲的谆谆教导，也是作为太史令的神圣职责，这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巨大原动力。司马迁接受父命，由此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和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接续父亲未竟的著述事业。《太史公自序》还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同样把《春秋》放到最为重要位置。司马迁下定决心, 要继孔子作《春秋》。从历史发展来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本该总结前代历史经验，但由于文化专制，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自己就先灭亡了。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建立的汉朝，急需恢复经济，文化方面的事情也无暇顾及，到武帝时代，需要一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著作，为当朝服务，司马父子自觉地肩负起了时代重任。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导并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得以完成颁布，这是作为太史令的职责所在。此后，司马迁的主要精力用于创作《史记》。
意想不到的是，一场大祸降临，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天汉二年（前99），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3万骑出酒泉，在天山（今甘肃和青海之间的南祁连山）攻击匈奴右贤王。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运输任务，实际上就是给李广利做下手。李陵不愿意，他向武帝请战，愿意孤军深入匈奴王庭。武帝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李陵率领步兵5000人从居延出发，向北行军30天，到达浚稽山驻扎。几天后，李陵部队与匈奴8万铁骑相遇。10天之内共斩杀匈奴骑兵一万多人。当李陵的使者给朝廷送来捷报时，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夸奖李陵的勇敢与战功。后来李陵军被匈奴阻断退路，弹尽粮绝，投降了匈奴。武帝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虽然失败被俘，然而他所摧败敌军的战绩，也足以光耀天下。李陵之所以不死，是想在适当的时机将功赎罪，报效汉朝。听了司马迁的一番陈词，武帝认为司马迁这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诬蔑皇上，为李陵游说。按照汉朝的律法，“诬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可以判处死刑。但有两种办法可以免除死罪：其一是入钱50万赎死罪；其二是以宫刑代死罪。宫刑，又称蚕室、腐刑，是中国古代割除男子生殖器的酷刑，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惩罚。司马迁家中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肯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司马迁说一句话。用钱赎罪已经不可能实现，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接受死罪，要么接受宫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身遭不幸，深感这是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也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但他又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史记》，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自己受辱没有完成《史记》而死，就等于再加一等耻辱，只有发愤图强，与现实抗争，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能“偿前辱之责”。因此，他决定弃死就生，艰难地活下去。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历程和价值取向的转折点。他的身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如《报任安书》所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如同精神病人。但是，司马迁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认识生死观、荣辱观、价值观，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得到了升华。从古到今人们歧视宦官，“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 司马迁身处如此的环境气氛，面对如此的个人不幸，能向谁去诉说呢？又有谁能理解呢?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前代历史太熟悉了，有多少英雄豪杰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又有多少志士仁人身处逆境而发愤努力，成就功名。“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身为王侯将相的人物尚且有此遭遇，而自己的身份职位，“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区区史臣，有此厄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样一想，司马迁的心理得到了安慰。再看历史上的“倜傥非常之人”：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8]
他们都是身处逆境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又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自己以顽强毅力完成《史记》。现实与历史太相似了! 历史使司马迁看清了现实，也增强了与现实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诚如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所说：
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9]
天汉四年（前97），48岁的司马迁走出了黑暗的监狱，不久就被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一个相当于皇帝秘书长职务的官员，掌管机要、起草诏书，从表面上看，中书令比太史令职位高，但在汉代这个职务一般都是由宦官担任，因此，他表面上看是“尊宠任职”，实际上是忍辱供职。这期间，他的一个朋友任安写信劝他在任职时“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以为司马迁在皇帝身边，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岂不知司马迁心里是多么痛苦。他的《报任安书》把自己的痛苦心理写得淋漓尽致。屈辱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增加了他的精神负担，也增加了《史记》创作的艰巨性。司马迁以惊人的毅力解脱了精神枷锁，把全部心血用在《史记》的创作上。由于人生体验的融入，《史记》有了更深沉的思想情感，有了超越一般史书的内在情韵。与其说司马迁是发愤著书，不如说他与屈原一样，也是发愤以抒情，他是史家笔墨抒骚情，借历史人物之酒杯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从天汉二年受宫刑到征和二年（前91）写《报任安书》时，《史记》基本完成。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他的事迹便无从可考了，历史的记载也在这里戛然而止。他是什么时候、怎样离开这个让他爱恋、令他憎恨的人世？离开人世的年龄是多少 ？这些都成了历史之谜。两千多年来，许多学者只能从一些零星的、不完全的资料当中，或者根据一些传说，来揣测研究司马迁人生的结局。有的认为他是二次下狱致死，有的说是正常死亡，有的说是非正常死亡（自杀）。正因为司马迁之死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他的卒年也就变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了。司马迁去世后，被安葬在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高岗上，它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北带芝水，南接魏长城。今天我们看到的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以后历代都有维修。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今仅存《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与挚峻书》。《悲士不遇赋》短小精悍，司马迁借此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作了概括和总结。
史学与文学：《史记》树立起的巍峨丰碑
司马迁创作《史记》，“实录”历史，把真实作为第一原则，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其抱负在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前代文化进行系统总结。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 [10]《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史学、文学价值。《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就史学而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年的发展历史。画面广阔，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形成各类人物的画廊，全书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本纪主要记载帝王的事迹；表是配合本纪、世家，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谱列成表格，一目了然；书是有关的典章制度；世家主要记载诸侯国的历史；列传主要记载各个历史阶段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五种体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中国史学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都是以纪传体为榜样。宋代史学家郑樵称赞道：《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11]。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剳记》中也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12]
而作为通史，司马迁具备更远大的目光。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指出：“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13]《史记》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巨著，这是司马迁的一大贡献。
《史记》又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水利医药等各个领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人们可以从中各自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
《史记》不仅画面广阔，而且思想深刻。它的宗旨就是《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历史发展中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史记》以人为中心，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形象说明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写出一部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而且还要体现自己的思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旧观念、旧思想，敢于向“从来高难问”的天道提出怀疑乃至大胆批判；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向儒家罕言之“利”挑战，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表现出卓越的经济思想；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孔子；敢于摆脱“详远略近”传统的束缚，突出“当代史”；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把四夷纳入统一的帝国版图之内，开创了民族史传；敢于对秦代历史作出公允的评价，当别人对秦采取“举而笑之”的态度时，司马迁却能对秦的得与失进行冷静的分析评价，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如此等等。在我国史学史上，无论从史学意识、史学目的、史学编纂，还是史学规模、史学语言等方面来说，《史记》都开辟了史学的新道路，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史记》在描绘三千年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虽然传记都是单个的历史人物，但万川归海，无数优秀人物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生命汇聚成我们民族的精神，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坚韧不拔，战胜挫折；勇于革新，敢于革命；忧国、爱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维护正义，反对邪恶；团结友爱，忠于职守……这些精神支撑起《史记》人物的生命活动，也支撑起我们民族的大厦根基。[14]
《史记》是历史书写，但又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质。与纯文学不同，它是“戴着镣铐跳舞”，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用美的形式、美的结构、美的语言，写出具有个性化的人物，正如日本学者斋藤正谦在《拙堂文话》中所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于专诸，聂政之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相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15] 许多历史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为了刻画人物，《史记》着力描写了许多戏剧性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重要的场面展现，使传文犹如波涛汹涌，跌宕起伏。如巨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高祖还乡、背水一战、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火牛阵等。《史记》以写人为中心，时间上可顺可倒，空间上可纵可横，给人物性格的流动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同时，由于《史记》在写人时运用互见法，本传中详写其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也补写该人性格的某些侧面，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史记》文章具有多样化特点，不是千篇一律，司马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人物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法。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以“奇”“高”“大”“远”“疏”“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的风格。多样化还体现在语言方面，人物自身的语言富有个性，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每篇的评论语言丰富多彩，并且广泛吸收民间语言，改译先秦的古奥语言。传记体现的不是干巴巴的死的资料，而是活生生的人，司马迁擅于运用文学的想象和夸张、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资料汇编，而是以生命的体验来实现自己“立言”的崇高目标，有了独特的韵味，字里行间渗透着司马迁的情感色彩，甚至直接抒发情感。《史记》的爱和憎既得之于史家秉笔直书之传统，也得之于屈原之骚情，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16]总之，司马迁的历史叙写具有典型性、戏剧性、多样性、抒情性，因而也就有了很强的穿透力，所谓“力透纸背”，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引起共鸣。明代茅坤在《茅鹿门集》卷三说：
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17]
《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长处，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史记》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标杆。《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高举学习《史记》的大旗，把它视为古文典范。中国的古典小说与《史记》有不解之缘，《史记》是小说的土壤和武库，为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史记》的审美观念、艺术手法也对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他文学样式如戏剧、辞赋以及抒情文学等都与《史记》有密切关系。元杂剧中的“史记戏”，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有一百八十多种。如根据《赵世家》改编的悲剧《赵氏孤儿》，18世纪就传到了欧洲。
司马迁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史记》，最早把《史记》公之于众的是他的外孙杨恽。《汉书·杨敞传》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18] 杨恽从小跟随母亲熟读外祖父司马迁的《史记》，汉宣帝时，补官常侍郎。不久升为中郎将，封平通侯，官至光禄勋，后因得罪朝中权贵被免职，最终因《与孙会宗书》中表达了绝意仕途以及对宣帝寡情少义的不满而被腰斩。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杨恽让《史记》得以公开问世也是一个创举，自此，《史记》得以逐渐传播，并形成一条文化链，有传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历代不绝，乃至于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19]。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直到今天，历代的传播、评论、接受、研究，显示出《史记》的不朽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史记》在唐代以前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在18世纪传到俄国。2010年，《史记》俄文版出版，标志着《史记》全书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的问世。在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曾翻译《史记》，而且是第一部西洋《史记》翻译，共五本。此后，其他学者继续完成翻译工作。2015年，法文版的《史记》得以完整出版。美国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史记》，目前整部《史记》翻译即将完成。在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翻译。《史记》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随着时代的发展，《史记》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司马迁和《史记》，将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最后，我们用郭沫若先生《题司马迁墓》一诗结束本文[20]：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注释：
[1][清] 傅应奎纂辑：《韩城县志》卷一《山川》，韩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整理，第20—21页。
[2][5][7][汉]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5页、3293页、3295页。文中未标注引文均出自该版。
[3] 韩城市地名办公室编：《陕西省韩城市地名志》，1989年编纂，第68页。
[4][汉] 班固撰：《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7页。
[6][17][明] 凌稚隆辑校、[明] 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第一册）卷首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176—177页。
[8][汉] 班固撰：《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文中未标注引文均出自该版。
[9] 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2页。
[10] 李景星：《史记评议·自序》，见李景星撰：《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11][宋] 郑樵撰：《通志·总叙》，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1页。
[12][清]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剳记校证》（上）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13] 吕思勉著：《秦汉史》，《吕思勉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546页。
[14] 关于《史记》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详见张新科：《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一文，载《光明日报》2017年4月16日第7版。
[15][日] 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2页。
[16][清] 刘熙载撰：《艺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18][汉] 班固撰：《汉书》卷六十六《杨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89页。
[19] 关于“史记学”的形成与发展，详参张新科《史记学概论》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0] 此诗作于1958年2月1日，前有序言：“中国伟大历史家司马迁祠墓在陕西韩城县。陕西省文化局为表彰历史人物，于去年曾拨款整修，现已竣工，来信要我题词，并要我转请有关人士惠题。我先题此诗，以作为引玉之砖。”见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编，张天恩、冯光波选注：《历代咏司马迁诗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3&ZD111) 阶段性成果。）
